【正 文】
    　　　　二、50年代法律思潮的法文化透视
    50年代的法律思潮固然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无法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而孤立存在。但是，社会意识也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惯性”。从这种意义上来看，50年代的法律思潮只是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片断，它必然带有传统法律文化所固有的某些特点。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在类似的历史时期并没有出现类似的法律思潮？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50年代之后，尽管社会现实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但这股法律思潮却依然挥之不去？由此可见，对50年代的法律思潮必须追根溯源，从法文化视角进行剖析和思考。
    （一）蔑视旧法的法文化根源
    建国前的废除旧法活动和后来的司法改革运动，是对旧法制的最彻底的摧毁。为什么新生的人民政权能轻而易举地把旧法彻底摧毁？为什么民众会对旧法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从法文化视角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社会从来就缺乏对法律的信仰。
    从传统上说，法律并非中国社会的主导性秩序模式。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是制定法，这种法律在社会生活及人们的观念中只占相当次要的地位。按照儒家的看法，礼是治国的根本。孔子曾说：“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与。”（注：《礼记·哀公问》。）法律是在“礼义”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得已才制定的，是维护伦常秩序的消极的、最后的防线。“化民之道，礼教为先；礼教所不能化者，则施刑罚以济其穷，此法律所由设也。”（注：《浙江巡抚增韫奏折》，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6页。）因此，在礼法关系上，礼是根本，法是手段。正如《唐律疏议》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注：《唐律疏议·名例》。）重礼轻法的必然结果是导致法律从根本上丧失权威。50年代彻底摧毁旧法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即在于此。当时，被摧毁的不仅仅是旧法体系，还包括法律的权威本身。不难想象，在一个有优良法制传统的国度，法律的权威是决不可能以行政手段毁于一旦的。
    重礼轻法的文化传统反映在立法上就是引礼人法，礼法结合。这在《唐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唐律的制定与修撰，始终以儒家的纲常之礼作为指导。例如，《唐律》有关定罪量刑的规定皆“于礼以为出入”。以斗殴为例，一般“斗殴人者笞四十”。但“诸殴缌麻兄姊，杖一百。小功、大功，各递加一等。尊属者，又各加一等。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伯叔父母、姑、外祖父母，各加一等。诸殴祖父母父母者，斩。”（注：《唐律·斗讼律》。）由于亲属之间亲疏有别，长幼有序，所以，以卑犯尊，根据亲等处以不同刑罚，这是礼所要求的。在引礼入法的过程中，礼不断被法律化，法也不断被道德化。由于礼和道德是用以别贵贱、序尊卑的，所以，引礼入法的结果是导致立法差等和司法特权的出现，这就使法律从根本上丧失了其应有的品位，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正是受这种法文化传统的影响，在50年代的司法改革运动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类最基本的法治原则才会受到批判。实际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法治应有的基本精神，并非《六法全书》所独有的“旧法观点”。相反地，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才是真正的“旧法观点”，因为它是封建法律制度所奉行的观点。
    重礼轻法的文化传统还表现为法律领域的泛刑主义。按照儒家学说，礼和法的作用是有区别的。孔子曾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很明显，在孔子看来，较之与法，礼是一种更优越的统治方法。西汉的贾谊则提出：“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注：《汉书·贾谊传》。）就是说，礼侧重于教化，以防患于未然；而法侧重于罚恶，以惩戒于后。因此，“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注：《后汉书·陈宠传》。）对一切违反礼义的行为，都要运用刑罚方法来进行惩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法律广泛运用刑罚手段调整一切社会关系，这就是所谓的泛刑主义。泛刑主义使民众长期生活于恶法高压之下，不可能奢望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久而久之，民众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并对法律产生了一种冷漠、对抗甚至仇视的心理。50年代盛行的蔑视旧法心理，无疑受到了“法即恶法”这种传统心态的影响。
    （二）党法不分的法文化根源
    建国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拥有绝对领导权。因此，党法关系实际上就是权与法的关系。党法不分、以党代法的实质是权大于法，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那么，党的领导权为什么能够轻易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对此，绝不能简单地从党自身的成长历史和50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来解释，而必须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剖析。
    众所周知，传统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法律依附于国家权力，是维护权力的手杖。首先，法自君出，国王或皇帝拥有最高的立法权。在夏商周三代，法律皆由国王制定。《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注：《左传·昭公六年》。）这说明，当时的刑（也即法）被看作是国王针对乱政而制定的。在封建社会，皇帝总揽国家的立法权，皇帝的话就是法律，一切成文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废除都必须由皇帝命令或允许，由皇帝钦定，并以皇帝名义公布。特别是在各朝各代的基本法律之外，皇帝还可以发布诏敕，作为追加法，这种立法不仅灵活性强，而且更能充分体现皇帝的意志。通过诏令，皇帝可以左右法律，也可以创制和取消法律。这就使得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受法律的限制。历代的法典从来没有约束皇权的条款，直到晚清立宪，在《钦定宪法大纲》中仍然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其次，国王或皇帝拥有最高的司法权。在夏商周、国王掌握着司法的最后决定权。甲骨文记载的“贞，王闻惟辟”和“贞，王闻不为辟”，就证明了这一点。从秦至清，皇帝则成了最高的审判官，皇帝常常“廷殿决罚，朝堂杀人”，亲自审决案件而不受法律的约束。例如，据史料记载，秦始皇经常躬操文墨、亲断刑狱；宋太宗“常躬听断”；宋徽宗也经常以“御笔断罪”；明朝则流行廷杖制度，即在皇帝的决定和监督之下，于殿廷上对大臣直接执行杖刑。此外，各朝还流行“奏裁”制度，即对重大案件、贵族官僚犯罪案件或疑难案件，一般司法官均无权擅断，须先奏报皇帝裁决。对于特别重大案件，则由皇帝召集王公大臣或交朝廷命官讨论，最后由皇帝决断。
    最后，贵族官僚阶层享有法定特权。不仅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国王或皇帝，其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且，各级官僚贵族也都享有不同程度的法律特权。这种情况，早在西周就已出现。据《周礼》记载：“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注：《周礼·秋官·小司寇》。）而由其子弟或下属代理。封建社会的法律更是公开维护等级特权，实行良贱异制，同罪不同罚。各级贵族官僚不仅享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而且享有免纳赋税、免服徭役、传袭官爵、荫及亲属等法定特权。如若犯罪，则可以通过议、请、减、赎、官当等各种措施而减免刑罚。因此，封建法就是等级法、特权法。
    由此可见，中国社会从来就是以权力为本位的，法律只是权力的奴婢，始终受权力的支配。建国后，共产党掌握着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种权力同古代王权、皇权及贵族特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党法关系问题上，权大于法的文化传统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50年代，在立法上往往照搬党的政策，有时，党的政策甚至未经正当立法程序就获得了法律效力。尽管这种“法自党出”和古代的“法自君出”本质不同，但二者都是“法自权出”。在司法上，党的政策甚至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指示取代法律而成为司法的依据，党政领导有权直接干预司法活动。这实际上是“无法司法”、“非法司法”，和古代司法专横、司法特权的文化传统显然有关。
    （三）民主非法制化的法文化根源
    50年代，在对待民主和法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是有惨痛的教训值得汲取的。当时，党和政府的初衷是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但是，由于对民主本身及其运行规律缺乏认识，以致结果适得其反，公民的民主权利反而屡屡遭到严重践踏。产生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无疑和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密切相关。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92页。）从法文化角度看，50年代，党和政府从理智上对人民民主的重视是对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反叛；而实际上发生的人民民主权利备受践踏的事实，则又反映了专制传统对现实的顽固影响。
    中国的专制制度，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夏商周三代，便形成了以国王为中心的专制政体。国王垄断国家的一切最高权力，集最高的经济权、行政权、军事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于一身。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注：《诗经·小雅·北山》。），便是写照。而且，国王的权力还经天命神权的渲染而被神秘化。例如，《尚书》鼓吹王权天授，说：“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注：《尚书·大禹谟》。）
    到封建社会，则实行极端专制的皇帝集权，借助各种立法，皇权专制还逐渐被制度化、法律化。首先，以法律的形式，划分君臣名分，维护君尊臣卑的关系，严密防范非法逾制。以唐代为例，唐律明确规定，臣下的衣食住行必须遵照礼典政令，违者处以刑罚。臣下处理军、政、司法要务，凡依法应奏报者必须奏报，不得非分擅权。唐律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其次，严厉制裁侵犯皇权统治、威胁皇帝人身安全的行为。犯者一律科以重罪，处以严刑。在“十恶”大罪中，直接涉及皇帝的就有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四种。再次，法律明确确认皇帝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包括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司法权、监察权等。
    由于皇权至高无上，因而，民主的呼声微乎其微。在封建社会，虽然也有约束皇权的祖宗成法和宰相制度，但其实际作用却相当有限。所谓祖宗成法，就是前代君主立下一些规矩，要求后代皇帝不得违背。不过，这种祖宗成法只是开国皇帝自定的家规，并不能真正约束后来的皇帝。这不仅是因为没有承担约束皇帝任务的政治力量，更重要的是因为法律规定皇帝可以对祖宗成法进行补充、解释乃至部分否定。宰相制度，也是一种制约皇权的制度，自秦至明初，一直实行。汉、唐、宋各朝，皇权与相权是有划分的，宰相对皇权起着一定的制肘作用。例如，在唐代，皇帝颁发的政令须由宰相副署，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能正式生效。然而，宰相的权力毕竟是皇帝给予的，宰相的人选又是由皇帝决定的，因此，宰相制度同样不能对皇权发挥实质性的制约作用。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皇权越来越走向专制，宰相的权力不断被分割和削弱。至明代，朱元璋最终废除了宰相制度。
    儒家是君主专制制度坚定的拥护者，他们竭力鼓吹人治，排斥法治，为皇帝集权提供理论依据。孔子提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名正言顺地制礼作乐，征战诛伐，集一切大权于一身。孔子回答鲁哀公“问政”问题时，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注：《礼记·中庸》。）孔子虽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但他在论述君主与法制的关系时，将君主置于法律之上。这一理论，经过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等的继承和发展，成为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孟子为了强调人治，宣扬君权神授理论，提出“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注：《孟子·梁惠王下》。），认为君主是天定的，其个人品质是维系天下存亡的纽带。荀子也认为，在治国过程中，决定治乱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他指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注：《荀子·君道》。）因为“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道》。）董仲舒为了论证“君主至上”的合理性，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鼓吹“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可见，无论是从法制层面来看，还是从观念层面来看，传统法律文化的主流都在于用法律维护专制集权，而与民主无缘。这是传统法律文化的根本症结所在。长期的专制传统，致使中国社会对民主和法治怀有一种本能的陌生感、排斥感。这种心态在50年代的法制建设中流露得相当明显。一方面，党的某些领导人在观念上依然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专制集权，不习惯按照民主程序和法律规定处理问题，喜欢将个人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对这种现象，尚未发育成熟的民主机制显然无力予以抵制。另一方面，长期生活于专制集权之下的社会民众，对于如何行使民主权利更是缺乏起码的认识，以致在实际行使民主权利的过程中，极容易走向极端，把民主演变成无政府主义。这不仅是对民主的破坏，而且进一步助长了人们不尊重民主的心理。
    （四）司法非程序化的法文化根源
    50年代的司法活动，不是由专门的、独立的司法机关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和诉讼程序来进行的。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第一，司法组织极不健全；第二，处理案件不以法律为依据；第三，缺乏明确的诉讼程序。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当时的法制发展水平有关，但同时也有其深刻的法文化根源。
    首先，从传统上来说，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在奴隶制社会，国王掌握着最高的司法权，朝廷中设大理和司寇，辅佐国王处理案件；地方上则实行行政、司法不分。从秦至清，皇帝独揽司法大权，重要案件都得“取自上裁”。在中央，虽设有专门的司法机关，但受行政机关控制。如秦汉时，廷尉的判决要由皇帝和丞相最后决断；唐朝的刑部对死刑案件须会同中书、门下二省更议；明清两朝，对重大案件实行九卿会审。在地方，则实行行政长官兼理司法。北宋以前，地方行政长官掌管审判的决定权，通常由辅佐官代理折狱；从宋朝开始，地方行政长官亲自审理案件，行政和司法合而为一。可见，在司法体制上，行政干预司法由来已久。50年代，只有在1954年《宪法》颁布后至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这段时间里，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司法机构。其他时期，司法组织都不健全，而且党政机关干预司法活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和行政干预司法的历史传统显然是分不开的。
    其次，在传统的诉讼活动中，法律并非处理案件的唯一标准，甚至也不是主要标准。受儒家思想影响，封建社会的司法活动盛行“依礼决讼”。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十义”成为处理案件的首要标准，即所谓“分争辨讼，非礼不决”（注：《礼记·曲记》。）依礼决讼的突出表现，就是原心论罪，即审理案件时，注重作案人的动机，以动机作为判决其有罪与否及罪刑轻重的依据，“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注：《盐铁论·刑德》。）依礼决讼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的“微言大义”作为判决案件的根据，这实际上是公开抛弃法律而以儒家经典作为司法准绳。不仅如此，儒家甚至还主张以众人的情绪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注：《论语·卫灵公》。）孟子进一步引申道：“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侯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注：《孟子·梁惠王下》。）在50年代的司法活动中，往往牺牲法律以顾全政策，这和传统的“依礼决讼”、“屈法原礼”何其相似。同时，在对犯罪分子进行定罪量刑时，往往以“民愤极大”作为定罪的理由，这和孟子所主张的“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简直如出一辙。
    再次，传统的司法活动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中国古代的诉讼程序立法一直极不发达，一些最基本的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如司法独立原则、诉讼当事人平等原则、辩护制、陪审制、公开审判制、合议制等，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官吏在审理案件时，实行极端专横的纠问式审判方式，可以依据或不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刑讯逼供，使用各种酷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凭个人的主观臆断定罪量刑。这种诉讼传统同样影响到50年代的司法活动，当时，非法逮捕、非法拘禁、非法拷问、非法审判、随意出入人罪等违背司法程序的做法在历次群众运动中都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