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几年间，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里面，公共知识分子的出现和受到关注有它相当大的必然性。转型期的社会就是各种各样的流动性和变化太过剧烈，就像一百年前中国人喜欢说的那样，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五千年未有之穷劫巨变。这样不断的变动使我们丧失了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明天的生活会怎样。我看了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写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他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知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做了很好的阐述。很明显，在一个转型期社会里，公众都有一种强烈的需求，需求专家对于某些事项作出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些事件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媒体越来越发达，人们对专家的依赖似乎也越来越强烈。相反，在传统的农耕时代，例如像某个遥远的国度里发生一场“9·11”事件那样的惨剧，我们很难及时知道，对于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看着电视里直播的画面，震惊之余，也有一大堆的困惑需要研究美国以及伊斯兰问题的专家给我们解释。公众对于各种各样专门知识的依赖使得媒体与知识人之间形成了深刻的依存关系。
另外，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强调分工的社会里，分工的深化使得隔行如隔山，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人已经成为逝去年代的影像。这样，即使是知识分子之间也需要相互依赖，需要相互之间释疑解惑，这是我们时代一个非常大的特色。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信息，需要知识分子有一种公共的关注。虽然有社会转型期的强烈要求，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有许多障碍，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下面是我认为比较明显的一些障碍。
第一个障碍，中国社会在近代以来，大学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结果，使得知识界越来越强调研究领域的分工。但是中国的社会本身分工意识还不是那么强烈，也就是说社会的变化，整体社会的变化要慢于知识分子在构建自己专业方面的进展。我们现在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分工意识，大学的建立意味着我们建立了西方人对现代生活的一种分类。知识分子的确面临着这种问题，什么知识是道听途说的，什么知识是我们经过分析、经过知识的传承所获得的，这两者的界限是模糊不清的，我们在大众传媒里讲话，不可以太超越我们的界限，超越之后我们知道说话没底。这种分工意识跟社会本身的生活与我们学者给这个社会进行知识划分并不是一回事。我们也许在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仍然消失的时代里面，仍然呼唤着这样一种知识人，呼唤能够超越自己的学科，不仅仅局限在学科里面的知识分子，对一些公共事务发表他们的看法，提出他们的见解。这两者之间或许存在着一些紧张或者矛盾。
我想第二个方面的障碍是在这个国家里面缺乏一种理性地进行辩论的传统。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的司法制度问题，我发现在法庭上好像没有大家看到的《刺杀肯尼迪》里面检察官或律师的慷慨陈词，从来没有那种辩论。大家看《古文观止》，里面居然没有一篇演讲词。我们这个国家两千年来都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没有激烈的公开辩论。我们与西方的社会历史对照的时候，发现早在古希腊时代，公共辩论和演讲就是相当普遍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收入的演讲辩论文字占有那么大的比重。我们知道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通过言词辩论和文字切磋，使得一般人看不出来的道理能够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公开的辩论，没有讲坛上的滔滔雄辩，公共知识分子就没有办法赢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公共辩论的传统在我们这里完全没有，高层次的知识界也不大组织这种公共生活，说明我们的公共生活的确是空间不大，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空间太有限了。
今天，我们不断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人是否通过某种方式来推进整个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宪政发展？我们能否找到一种实现社会中某一种大妥协的机会？我觉得宪政的建立在西方也好，在其它地方也好，那些建立了宪政的国家都是多元利益之间互相冲突、互相妥协的一个结果。我不久前发表了一篇对于广东省人大审议财政方案的看法，我自己起的标题叫“税收奠定宪政基础”，我觉得纳税人可以对国家权力产生很有力量的制约。英国宪法发展非常重要的源头活水恰恰是国王向贵族们要钱征税，贵族们忍无可忍，不允许国王这样做下去，所以国王与贵族达成一个妥协，最后制定了1215年的《大宪章》。我们看到了税收能够带来的宪政起步的契机。
我们今天也许会通过某种更加具体的制度建设、通过某种技术化的方式去推进中国整个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改变。也许我们应该更多的把宏大的价值跟技术性的制度加以融合，从而使得中国社会能够在不事声张、不经历过分剧烈变化的情况下，逐渐实现一个缓慢的演变，缓慢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叫缓慢地上层次。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法律人或者法律这套知识有非常独特的价值。用这样技术性的东西，也许能够化解我们社会中间价值的冲突。
实际上，我们平常所谓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由种种细小的制度构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改变了任何局部的制度、技术性的制度，那么整个制度都会随之改变。我想大家都会记得当年孙中山先生的教导，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不会开会也许是妨碍建立政治制度的重要原因。问题的是我们开了许多没用的会。我们还没有真正学会开会，怎么能够在开会中真正集思广益，真正进行辩论，真正能够焕发起人民在特定问题上或者会议参与者在特定问题上的智慧，所有这些，我们还用力太少。因此，今天的知识界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努力，使得我们这个国家能够逐渐走上有序的、理性的轨道。各个学科中的人，各个不同领域中的人，包括传媒中人，今天大家真正要面临的就是一个如《经济观察报》所倡导的“理性”和“建设性”的时代。我想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所应当追求的一种境界，或者说是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原文出自 03-02-10 第 94-95 期《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