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由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主办、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九届中国20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中华女子学院、澳门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十余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学者，集中围绕以下议题进行了讨论。

第一，观念与法律视角下的近代婚姻、家庭与性伦问题。在新思潮的冲击下，近代中国人的婚姻观、家庭观和性观念发生了重要变革。通过挖掘和阐释有关思想文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妍杰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读书人尤其是社会学家对于中国家庭制度的省思。与五四时期新文化人对大家庭制度的抨击不同，30年代的知识界对家庭的态度更为稳健和理性。他们在指出西方小家庭制度问题的同时，也看到了大家庭制度对于个体、社会和国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建设中国新家制的可能性。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栋亮通过再现张竞生1926年《性史》一书引起的风波，展现了民国知识界对待“性教育”的不同态度。

中国近代婚姻、家庭观念的变革与民国时期法律的关系，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聚焦于“五四”以来知识界出现的以“婚外同居”为特点的所谓“罗素式婚姻”，探讨了这一现象的观念基础及其与民国法律的冲突和调适。当时，一些受自由恋爱观念影响的新女性以“去道德化”的方式看待婚外同居，但民国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对此的认识充满了矛盾与歧义。与此相呼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付瑞以1934年《刑法修正案》“通奸罪”法条的修改为个案，通过考察这一法条的再三审议、修改和复议的过程以及知识界的不同理解，展现了传统伦理同近代法理的冲突与融合。此外，也有学者从家庭与社会政治互动的角度，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家庭问题。

第二，家庭与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妇女群体。20世纪中国不同职业、身份的妇女群体是与会学者集中关注的另一主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柯佳昕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家庭主妇这一群体。当时在男性家长往往缺席的情况下，家庭主妇就成为家中的“擎天柱”，她们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下肩负着照顾家庭的重任。一些女性还以社会对主妇的刻板印象为掩护，从事政治与爱国活动。因此，抗日战争中妇女群体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作出的贡献，应得到学界进一步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冯淼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夜校中的革命教育活动。通过“左联”的人际网络，众多革命文艺人进入女工夜校担任教师，并在教女工识字、唱歌、演戏的过程中宣传革命文化。在革命文艺大众化意识下对女工主体经历的关注，是他们成功动员女工投身革命的关键。

虽然民国时期女子对公共领域的参与程度日益加深，但家庭仍然是她们最基本的生存处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孙聪玲通过探讨北洋时期妓女的自杀因素，揭示了这一群体与其原属家庭的复杂关系，并对既往研究将北洋时期的妓女视为走出家庭的“公共女性”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虽然妓女离开家庭进入了公共空间，但并未成为独立的“个体”，她们在经济、人格和心理上仍然被视为家庭的附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安琪探讨了民国时期奶妈这一群体游移于主家和自家之间的雇佣生活。与传统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相比，民国时期北京的奶妈与主家多为雇佣关系，在住家服务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家的一员。同时，她们的丈夫和亲生子则是促使她们回归自家的重要因素。

第三，医学、生命与身体。20世纪现代医学技术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育实践，而且重塑了人们的生命观和身体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考察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上的“返老还童”热潮在中国引起的回响。基于现代生物医学知识的西方返老还童术在中国的被接受过程，不仅体现了现代科学对传统养生的改造，而且体现了中国男性精英对身体与个人享乐和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认识，反映了近代国人对身体、生命和自我等概念的重新思考与实践。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王颖从科学与政治的关系出发，探讨了苏联的“精神预防性无痛分娩法”在新中国语境下被接纳、正当化与转化的过程，并将其视为一种以人民性为中心的科学实践。她通过梳理这一方法在中国推广过程中的“科学叙事”和“阶级叙事”以及专业医护人员对苏联知识的在地化解释，展现了社会主义背景下科学与政治的互构关系。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助理教授黄微子讨论了当代中国母亲日常哺育实践的主体性问题，分析了舆论场中存在的经验主义话语、科学主义话语和消费主义话语对哺育过程中母亲主体性的影响。

第四，媒介中的性别与形象。20世纪女性形象和性别观念在各种媒介中的呈现，也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关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郭海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大陆电影中女性医务工作者形象的嬗变，从电影史视角反映了这一群体走出家门、为社会作出卓越贡献的曲折历程。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露芒以清末和民国时期火柴盒商标图上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资本、社会和政府力量对审美的塑造。不同时期火柴盒上女性形象的变化，既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审美风尚，也是政府对女性的塑造过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焦霖则集中关注中国的报纸媒体在最近30年间对性别议题的报道，通过分析报道方式的变迁及其原因，探讨了主流媒体对政治的影响。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晓莉在会议总结中指出，与会学者的论文体现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两大特点，一是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二是注重日常经验与感受。作为一个常做常新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20世纪中国的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值得学者们持续加以深入探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