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政法与法政：司法话语的变迁（1998-2008）》的基础上修改而来的，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强世功教授。读博伊始，强老师建议我“从社会学的角度重述中国法律史”，并给出了婚姻家庭制度、土地制度或最高人民法院三个建议选题；我在硕士期间师从张骐教授学习比较法，写作了案例指导制度的硕士论文，根据硕士的研究基础我决定研究最高人民法院。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推进，写作思路多次改变，本来想写成“肖扬法院”之类的书，后来兴趣点转到政法传统的演变上来；博士三年级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在这期间写完博士论文的初稿。感谢李本教授邀请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北京大学法学院“靖江学者”项目的资助，使我能够在纽约生活学习一年，进行论文初稿的写作。2015年秋天回国后，在强老师的《法学经典选读》课程前半段中，我讲授了博士论文中的若干成型章节，讲完后强老师现场点评、提出细致具体的意见，这是非常高强度的训练。论文要做的修改特别多，不少章节是删掉重写，我基本上是讲完一次课后，接下来的五天看新的材料，然后用一天来写第二次课的讲稿；在重写第三章行政诉讼问题的时候，输入法记录一天敲了两万五千多字。在那个高压但有收获的秋冬两季，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第二稿；尽管自己并不满意，但顺利通过了匿名评审和论文答辩，感谢答辩委员会的苏力教授、张骐教授、高鸿钧教授、舒国滢教授、车浩教授的宝贵意见。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强老师跟我聊过多次博士论文的修改与出版的事情，他一直认为学术著作才是奠定地位的代表作。直到这几年自己的政法主题的论文部分发表后，出版著作的条件才逐渐成熟。但毕业之初，博士论文出版并没有立即提上日程，而是采取了逐章打磨和单篇发表的方式来推进修改进程。
强老师不仅是我学术研究上的导师，还是我教学实践中的师父。尽管在北大的时候给强老师做过多次的助教，旁听过多次强老师的授课，但是在自己上课时才发现不局限于某本教材教材，流畅地讲完两节课或三节课，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强老师提醒我，一个大学老师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两门拿手的课程，这是基本功；我还记得在出租车上给我推荐、介绍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的情景。正是在强老师的榜样作用下，我的授课也终于摆脱了PPT的束缚。在给学生上课的过程中，我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的研究与授课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基于教材但面向学术。特别是近几年法学教育内卷严重，民大法律硕士的生源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在给他们上课的时候能有更多的高质量互动，也收获了不少学术灵感，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
能够投身强老师门下学习，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否则我也许会做学术、可能会发表不少文章，但估计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贡献。在成家之前，强老师和师母是我在北京唯一的亲人和长辈，他们教我如何修身、如何健体、如何悟道、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我总是可以从师母那里学到如何去培养和积攒正能量、去应对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是我的福气。同时也要感谢师门的徐斌师兄、梁景瑜师兄、李柯师兄、璐璐师姐、曹宇师姐、孔元、天骄、竞超、吴双、王凯、佳俊、蔽余、希鹏、启群、刘辰、彭飞、李玥等，感谢他们给予的各种形式的帮助。
在求学期间，除了比较法和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外，自己还参加了黄宗智教授“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赵旭东教授的政治社会学课程，并参加了强老师和章永乐老师的师门读书会、郑寰师兄组织的北大跨学院的“革命”读书小组，以及赖骏楠师兄在清华组织的韦伯读书会，这些在博士论文和本书中都有一丝丝痕迹。毕业之后，每个人都有写博士论文所形成的舒适区，大部分人也就停留在自己博士期间的阅读水平和研究高度上、去做内卷化的重复性写作。在这方面我很幸运，因为对自己博士期间的写作并不太满意，也得益于上述较为丰富的学术储备，我一直处在学习和摸索之中。
除了强老师外，车浩、陈柏峰、陈颀、陈首、陈心想、陈越峰、董彦斌、范涛、方明、封丽霞、甘霆浩、顾培东、郭绍敏、何海波、侯猛、侯学宾、黄文艺、黄宗智、江溯、李洪雷、李启成、李强、林鸿潮、林凌、凌斌、刘典、刘忠、鲁鹏宇、欧树军、彭錞、屈文生、宋华琳、苏力、田雷、王锡锌、王鑫、王志强、魏新、萧武、阎天、于明、张群、张翔、章永乐、赵旭东、郑寰、郑磊、周尚君等师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鼓励和支持我，当然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很长。学术研究需要有一个良性的朋友圈，感谢王理万、孙海波、邹兵建、胡帮达、步超、刘敏、宋维彬、高涛、吴义龙、翟晗、吕康宁、傅正、谢晶、周游、殷秋实、郑玉双、陈洪杰、丁轶、刘磊、陈洪杰、李广德、郭志东、曹文娇、叶开儒等学友，他们以自己优秀的成果鞭策着我。2020年邹兵建、徐然、李波、王复春、郭栋磊、方军对我刑法知识去苏俄化文章的讨论，使得我“出圈”进入刑法领域。本书的一些文字源于博士论文初稿，感谢博士期间室友高涛博士，感谢纽约哥大访问学者群的朋友们的帮助，特别是赵心泽、康家昕、李洁、孔元、林鸿潮、刘承韪、童新、赵京慰、沈岚、沈灏等师友。
我要特别感谢侯猛教授、章永乐教授、常安教授、张翔教授。侯猛老师在我博士期间就不断地跟我“划清界限”，明言我不是社科法学的进路，提醒我需要早日想清楚自己的研究路数，并且告诉我，学者在学术界会以自己最有特色的研究而被人铭记，我不能在政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中左右逢源；正是在侯老师的引导下，我改变了最初希望以模仿历史社会学法学的进路来修改博士论文的想法，转到公法与政治理论的角度。章永乐老师的“半渡读书会”是我毕业后一段时间里，参加地最为规律的学术活动，这维持了我对新知识的新鲜感和热情，2018年秋季学期我去北大旁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课程，收获很大；他还引荐我加入了经略大家庭，结识了新朋友，拓展了知识领域。我跟常安老师认识很早，在经略这个共同体中熟悉起来，就我来说，幸运的是，在他发表那两篇非常有分量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之际，我正在苦苦寻求自己的学术转型、希望为自己的政法研究找到理论内核。仔细阅读他的文章后，我阅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阿克曼、施米特和一些历史文献，一下子组织起来、鲜活起来了，自己还模仿常老师的研究写作了两篇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张翔老师是我久仰大名的宪法学前辈，在常安老师的推荐下认识后，我经常向张老师请教，正是在张老师邀请下我参加了第十七届、第十八届宪法学基本范畴会议并做主题报告，又一次成功跨界；宪法学是我未来想要深耕的领域，自己博士时候从强老师那里学习的政治哲学，可能将要在宪法学领域开出学术之花。
研究政法问题是一件吃力难讨好记的苦差事，特别是十年前我开始政法议题的写作和投稿时；今天政法研究看似很火，但发表环境对年轻人依旧不友好。本书的很多内容在发表时都遭遇了困难，编辑直言不是因为不好或说的不对，就是因为写作的主题有些敏感。因此，感谢发表本书相关内容的林凌、萧武、曺咏鑫、来庆立、王博、王虹霞、强世功、吴重庆、殷俊、刘朝华、周慧、皮莉莉、王锡锌、章永乐、步超、张海波、陈颀，他们的肯定使得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得以发表；即便如此，本书还有些内容是第一次面世。本书在出版过程中一波三折，吕德文、刘海光、顾族宸、项玮、张群、郭峰、萧武、郭栋磊、王理万、李晓菁、曹义恒、李晨、熊林林、许琳、周弘博、朱兆虎、钟韵、王希等师友都曾提供过帮助。由衷地感谢东方出版社和李志刚编辑的勇气和眼界，出版这样一部书稿，需要付出比一般著作多得多的精力。不过，在这个需要理论的时代，政法议题是一个真问题，这些作品的生命力将是持久的，对于作者、编辑和出版社而言，相信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父母的养育、教育和无条件的信任，在父母身边的时候我是最放松的，我可以永远是个孩子。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远离家乡在外求学、工作、生活，感谢妹妹妹夫对父母的照顾，特别感谢可爱、懂事的妍妍和沫沫给外公外婆带来的天伦之乐。感谢岳父岳母对我们小家庭的支持，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寇凌烟女士，她理解了我因为做理论研究所养成的单调无趣生活方式，接受了我做从事学术而带来的收入之微薄。对于这个时代的文科学者而言，伴侣的理解和支持是最大的幸福。在书稿修订期间，儿子胤杰正以令人惊喜的速度长大，这给了我莫大的动力，我期待本书可以在他抓周时派上用场。
《政法传统研究：理论、方法与论题》，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
来源：“爱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