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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珺:从历史源流看美国文化特质——读《阿尔比恩的种子》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3-04-16 23:33  点击:900

再次拿起这部上下两册、厚达十厘米的大部头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美国文化的源与流》,与两年前买来随意阅读不同,再读时心境已改变,关注点也有迁移。究其根本,也是因为这场新冠疫情,小小病毒四两拨千斤地改变了世界的当下格局和未来走势,整个世界将转到与病毒长期共存的新常态,我也以一颗适应新常态的心重新翻看这本书,试图从这些文字中寻找到理解美国政府和民众在此次疫情中诸多我们看来“奇怪”反应的文化缘由。

美国学者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一九八九年出版了这部书,随之引起了连续四年的学术论争,对于批评者或宏大或细微的批评,费舍尔两次撰写长文回应。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和批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此书探究美国自由体系的根源,是美国人感兴趣的关注点;其二,此书史学研究的视角触碰到“美国特殊论”的文化敏感点,让美国民众承认传承文化而不是独创文化这一真相着实令人恼火。

费舍尔写作思路清晰,结论明确,即早期美国的四种不列颠民俗传统是当今美国“自愿社会”(以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最有力的决定因素。这四种传统分别是:来自英格兰东盎格鲁地区,清教文化占主导的,以马萨诸塞为中心的新英格兰;来自英格兰伦敦等城市的,由保王党统治的,以弗吉尼亚为中心的切萨皮克地区;来自英格兰中北部,贵格会主导的特拉华山谷地区;以及来自英格兰北部边境地区的,在美国分布广泛的其他山区和边区。

在理解了他的主要视角和基本认同之后,有必要对书名有所了解。所谓“阿尔比恩的种子”,意思就是大不列颠是美国文化的起源,“阿尔比恩”是大不列颠岛已知最古老的名称,今天仍然会文学化地指称不列颠岛。这样的书名浓缩了作者书中百万言所要表达的核心认识。西方哲学的终极三问在文艺复兴之后也成为艺术家们的自觉反思。那个曾经同梵高有过一段纠葛的高更在他的一幅画作的角落里就加上了这样一行字:“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费舍尔以高更的这幅画开启了他的著作,恰到好处地表达了他想要追寻美国人的来源和去向的意图。他最美妙的文字都用在了这个开头上,诗意加上哲思,召唤着读者继续阅读下去。

“我们从哪里来”,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这一问题更应该从族群的历史着眼,因为其中的文化传统包含了当今美国人的主流文化基因。来自不列颠的四个群体有共同的特质:都说英语,几乎都是新教徒,大多数遵守法律,崇尚英式自由。可能在其他方面四个群体有很多方面有差别,甚至是明显的不同,例如有的是世袭贵族,有的是逃避惩罚的罪犯。但是可以发现群体的文化气质是相同或相近的,这就是后来美国主流社会的气质。首先是语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人先天地就被语言所贯穿、所引导,因为语言是先于个人而在的,是一个族群的标记。这是形而上的理解,现实或形而下的理解是,语言让人们可以交流思想互相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美国对印度人的接纳度更高,各层级高校里都有相当数量的印度裔教师,另有统计,在美国的五百强企业中,外籍CEO有七十五位,其中就有十位是印度裔,像谷歌和微软的CEO就都是印度人。因为印度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至今英语还是官方语言,印度富人阶层日常都用英语交流,语言相通可以让印度人更容易融入英语世界。因此共同的语言是美国人的文化来源之一。

其次是宗教,自从人类有了信仰差异之后,争斗甚至战争就没有停歇过,特别是中国之外的世界。为什么中国在这方面有特殊性,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一句话概括就是,中国人不假外求而是从自身找到了存在的意义。“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等,中国没有作为国家宗教的所谓信仰,而是求诸现实和自省。反观中国以外的世界史,几乎是一部宗教战争史,各种宗教内部由于教义分歧的战争,教权与王权之间的战争,一种宗教征服其他宗教的战争……此起彼伏不得安宁。宗教信仰的异同成了族群是否安定的决定性因素。几乎共同的基督教信仰是美国人又一个文化来源,在不列颠的法治精神、自由传统,以及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意识中表现出来。文化保守主义“似乎让他们深陷时间的曲轴中,被它缠绕,而世界却已把他们甩在身后”。在所谓精英建成的马萨诸塞和另一种由边民移迁形成的所谓边区,这种保守主义的影响至今不息。他们的发源地英国或许早已抛弃了的传统,包括语言发音和一些风俗习惯,这些移民后代甚至与他们毫无血缘关系的该地区民众却依然固守着,或许这只是一种对于“我从哪里来”的心理投射与回应吧,在这样的坚守中寻找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安全感。

再说说法律和自由,它们的相关性不言自明。英国的法律传统起源于社会习惯与认同,早期的盎格鲁部落在生存、商业活动中的利益冲突以及判决需征得一定范围内自由民的同意,这些都使得人们日益认可法律裁决的权威,正如后来美国大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说的那样,“法律的终极目的是社会福利”,程序正义、结果正义或者其他什么抽象的正义都不是法治的目标,这使得英国的法律传统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即使后来法律形式日益系统和规范,从习惯法到了普通法,诞生了大宪章,再到后来《权利法案》使议会超越国王成为在宪政中的最高权力,实用主义的传统并未根本改变,并且传到了英国殖民的美洲,至今不息。

追求自由也是英国法治的传统,并且沿袭到美国的法律进程中。早期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权利来自十一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古代宪法,从第一部弗吉尼亚宪章(一六○六年)颁布时起,殖民地居民就得到保证,将享有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一六三九年的《马里兰人民自由权利法案》明确表达:普通法是他们有权得到的英国遗产的一部分。一七七四年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的《权利宣言》断言:“各殖民地居民享有英国普通法规定的权利。”一七七六年《独立宣言》则充满对英国统治者剥夺殖民地人民“与生俱来”自由权利的谴责。一七八九年第一届美国国会将补充权利法案作为最紧迫的任务,而后通过的宪法第一至第十条修正案—《权利法案》成为英国普通法和殖民地时期各权利法案的集大成者。英国法律传统强大的生命力使得它在美国“根基扎得是那样地牢固,即便伴随革命而发生的对英国的敌视情绪,也未能将其拔除”。自由成为美国人法制体系所要保障的第一权利。奥地利政治哲学家哈耶克在论述自由秩序的法治渊源时说:“现代的个人自由,大体上只能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英国。个人自由最初似是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不是某个刻意设计的目的的直接结果;而且这种情况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如此。但是,个人自由已存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其益处已能为我们所认识。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岁月中,个人自由的维护和完善渐渐成了英国的支配性理想,而且英国的自由制度和传统也已然成了文明世界的示范。”更成为主要由英国移民开创的美国文化的示范,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疫情之下美国人“不自由,毋宁死”的文化执拗。

费舍尔在他的书中将这种文化传承用人类学的方式讲述,令人信服。独立战争后“很多年,来到美国的外国旅行者仍然认为这里的文化是英国派”,他引述道:“这些北方州对英国事物的偏好,以及他们对母国的精神依赖十分显著,尤其是新英格兰的各州……”“凡是深入观察过美国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个国家仍然是英国派的,语言、习惯、法律、习俗、行为方式、道德和宗教,等等。”最显著的例子是语言,某些地区的美国人说着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而这样的语言在英国本土已经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交流中了。特别是“独立之后,这四种盎格鲁-美国文化开始迅速”但并不互相融合地扩展至整个美国。美国独立之后的历史是这四种文化独自存在、各自扩张并形成现代美国文化的历史。以总统为例可见一斑,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两百年间,这个最高领导者的位置先后由四十个男性担任,其中三十八个是这四个移民群体的后代。对于自由的态度他们或许有形式上的差别,但追寻自由是其一致的目标。边区人信奉天然自由,包括追求小政府、个人最大自由,地域之间不能随意干涉彼此的自由,这大抵是现在民主党的主张;大新英格兰地区支持有序自由和共和党,林肯总统终生坚持有序自由,并把自己的道德理想人格化地注入南北战争之中;南部沿海坚持支配自由,里士满《探寻者报》的文章说,“任何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现代意识形态被认为是对南部民俗的敌视,南北冲突甚至对立部分地源于此,“对洋基人政权极端的仇恨”与南方贵族传统寡头统治的恶习让他们最终落败;其他地域和族群根据自己的习俗和信仰分别与不同的群体站队。

十九世纪末,当美利坚合众国开始蜕变为帝国,其民主、法治、自由等价值观也开始发生蜕变。美国国内四个地域的人在大致支持帝国化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反对帝国化的运动。但是帝国化的过程并未有丝毫逆转。美国一八九七年兼并了夏威夷,一八九八年从西班牙那里夺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一九○○年作为八国联军之一向中国派出了五千人的军队,一九○一年把古巴变为自己的保护国,“二战”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入侵中东、制裁伊朗……美国在帝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些文化中继承自不列颠的价值观在内外作用之下已颠覆了本来的意义。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的,但是当下美国限制移民的国家战略在历史上也非孤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四个盎格鲁-撒克逊群体就团结起来,限制新移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一九二一年《移民法案》(又名《紧急限额法案》)在参议院以七十八比一通过。众议院仅花了几个小时就审议通过了此项法案。了解了这样的历史就不难理解特朗普在疫情发生前高涨的支持率,甚至如今抗疫完败,他依然有相当数量的拥趸。他的“美国优先”战略是符合美国传统文化指向的。自由放任的政治经济学和新教伦理因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而颇受诟病,但是国家干预经济与道德上的不干预又形成矛盾,自由、民主、法治都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其原初的语义学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植于不列颠的文化传统已经在美国本土历史中获得了新的意义。以自由为例,新英格兰的有序自由已经成为“美国心灵的基本观念”;弗吉尼亚的支配自由也超越了种族奴隶制成为与所有人有关的道德观念;宾夕法尼亚的相互自由理念从一种宗派观念发展为自由至上的观念,坚定而有韧性;边区的天然自由观念也发展为内容丰富的意识形态。无论自由发展得如何完善,根植于个人的自由遮蔽人的社会性,自由主义本身对个人主义的崇尚和对集体主义的摒弃让它有先天缺陷。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是美国人的存在方式,这样的美国就是人类文明的去向吗?这次新冠疫情世界范围内的流行与防治已经给出了解惑的方向。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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