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人们从政治病理学的角度对民粹主义现象有多少批评，但鲜有人否认民粹主义在当代选举政治中的强大动员力量。英国左翼政治理论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从近年来欧美右翼政党与势力的崛起中发现了民粹主义的政治能量，并在新著《为了左翼的民粹主义》（For A Left Populism）中宣告“民粹主义时刻”的到来。她断言，在当下，欧洲左翼只有采用民粹主义策略，才有可能赢得民众的支持，推进左翼的事业。同墨菲以往比较晦涩的理论著作相比，该书更像是一部以介入现实政治为目的的行动指南，意在为欧洲左翼提供民粹主义的政治斗争策略。虽然她将自己的论域限制在当代欧洲，但该书观点也深刻触及当代西方政治的普遍处境与症结。于此，人们可以通过该书来理解当代西方的“民粹主义时刻”，以及西方左翼的困境和破局之道。
所谓“民粹主义时刻”，首先是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危机时刻。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欧美国家普遍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生一系列深刻转变，全方位地形成了新自由主义主导的霸权秩序。这一秩序带来的新压迫和新支配，不断激起新的民主诉求和反抗运动，使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和稳定性不断经受冲击和动摇。与以往遭遇的挑战不同，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面地暴露出了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根本缺陷和不可持续性。在危机不断扩大、蔓延的过程中，欧美国家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和抗议行动逐步爆发，各方要求变革现行秩序的呼声日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伴随着民意支持的流失，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陷入“代表性危机”，但这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治可能：重新整合民众力量，建构新的集体行动主体—“人民”。所以，“民粹主义时刻”既是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危机时刻，也成为一个集结与动员民众、重建替代性秩序的机遇时刻。然而，在这一时刻捷足先登、大展身手的，却不是作为资本主义秩序批判者的左翼，反而是多年来一直处于政治边缘地位的右翼。那么，新自由主义为欧美民主国家带来哪些变化？什么原因使理应亲近中下层民众的左翼政党多年来无所作为？而且，在“民粹主义时刻”，左翼如何进行策略的“民粹主义转向”？这是墨菲在该书中剖析的关键问题。
在八十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经济改革政策登场的，其最初意图是为应对基于凯恩斯经济学的福利国家危机。墨菲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原意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规则（解除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同时把国家限制在保护私有产权、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消极角色上。然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带来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它逐渐发展出以推崇个人自由、私有产权、市场自由、限制国家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和道德哲学，甚至试图经由公共政策来重构社会与国家的基本秩序与伦理规范。从一九七九年就任首相到一九九○年辞任的十余年间，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成功推行了新自由主义革命，颠覆了战后基于社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社会共识，牢牢确立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霸权地位。这一秩序的支配性与霸权性体现在，即便是左翼政党，若要赢得选举、执掌政权，也必须接受符合这一秩序的理念、原则和政策。例如，一九九七年重掌政权的新工党提出的所谓超越左与右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左翼翻版。在冷战结束后，“第三条道路”成为欧洲国家社会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普遍纲领。
对于墨菲来说，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后民主”的出现。后民主是指国家政体在形式上仍旧是自由民主制，但国家政治生活在实质上却严重缺乏民主的一种状况。在这种状况中，“作为民主理想两大支柱的平等与人民主权被严重削弱了”。简言之，后民主就是指西方发达民主国家中一种越来越不平等和不民主的状况。这种状况是反民主的政治思想与去政治化的政治现实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结果。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之前，一九六八年以来的左翼学生运动、新社会运动和民权运动，已在欧美国家激起了反民主的右翼政治保守主义思潮。而自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进一步为右翼政治保守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例如，新自由主义奠基者哈耶克推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消极自由”，把追求平等和人民主权的“积极自由”政治化地同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经验联系起来，把民主降低到手段层次，置于保护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价值之下。在墨菲看来，哈耶克对自由与民主关系的理解是片面的，扭曲了民主在自由民主制下的应有价值。她认为，自由民主制是政治自由传统与民主传统相互接合（articulation）的产物。在历史上，这两个传统形成了一种相互冲突和相互限制的矛盾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关系的存在，自由民主制才得以保持其平等、多元和包容的特质，使不同社会政治方案（左翼的、右翼的）能够展开竞争性谈判，为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提供更多可能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导致“后民主”状况的思想诱因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民主的轻视与贬低，弱化了程序民主之下的、以大众参与为核心的实质民主，从而使不同的社会政治方案“竞争性谈判”政治空间被大大压缩和抑制。
如果说反民主的政治思想是“后民主”状况的肇始之因，那么“后政治”的政治现实则大大加深了“后民主”状况。“后政治”是指一种“左”与“右”的政治界限变得模糊不清的政治状态，在其中左翼与右翼之间过去那种尖锐斗争与冲突日渐缓和乃至消退。导致“后政治”的原因有多种。首先，在冷战后，绝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放弃了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传统左翼身份，在将自己定义为“中间左翼”的同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也开始主张限制国家干预经济、削减公民福利、推崇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推行公共服务私有化。这些主张实际上已日益趋同秉持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右翼政党。例如，英国新工党政府在推行私有化、削减公民福利等政策上甚至比撒切尔政府更为激进。其次，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金融体系的规制力量压缩了民族国家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迂回空间，自然也削弱了民族国家中人民主权的实质效力。例如，在欧洲，欧盟政治架构限制了成员国立法机构的决定权，使某些事务必须在欧盟层面来决策，削弱了成员国民众在本国内做决断的权威。再次，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欧洲民主国家政党体制出现了英国政治学家梅尔（Mair）说的“卡特尔化”现象。政党（尤其是传统左翼政党）逐渐脱离基层民众、失去了政治代表性，为持续分享国家权力而相互结成利益联盟，从而使选举成为“中间左翼政党”和“中间右翼政党”的定期轮换。政党体制的卡特尔化，使得民主选举失去了意义，无法向选民提供出“中间派共识”之外的其他替代方案。这些因素共同使得自由民主制下的政治生活空心化，造成了一种缺乏“政治”的政治，即“后政治”。
墨菲认为，在“后政治”中，左翼与右翼的竞争性政治模式被宣告过时，以往围绕不同社会政治方案所展开的激烈论辩、政治斗争和民众参与的公共生活，变成少数政治精英对现行秩序与国家事务的中立性管理活动。理应在公共领域之中展开的政治问题，变成了必须由专业人士处理的技术问题，使民众在不同社会政治方案之间进行真正选择的公共空间不复存在。在“后政治”中，充当主角的不再是人民，而是各行各业的技术专家。人民不再需要亲自行使人民主权，参与政治生活及其决策过程，而是被限制于赞同或否定技术专家提出的科学政策。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民主传统的第一支柱—人民主权被严重削弱了。另一方面，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特有部分的金融业，催生出一个脱离实体产业经济，但却掌握巨大财富的金融寡头阶层，既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不平等，又在“人民主权”衰落的背景中助推了社会政治的“寡头化”趋势和精英阶层的固化。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欧美国家的去工业化、制造业外迁、生产自动化、人工智能应用等新变化，使工人阶级等中下层群体的失业率不断攀升，生存状况日益恶化，进入贫困状态。由此，作为民主传统的第二支柱—平等，也因此受到重创，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在“后政治”的主流舆论和政治格局中，不满的中下层民众无力通过建制派“中间左翼”和“中间右翼”政党，来有效地表达民主诉求，以改变公共政策及其自身命运。由此，“后政治”加剧了“后民主”的民主匮乏。自然地，打倒漠视人民的掌权精英、改变现行体制，成为很多中下层民众政治运动的目标。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作为一种对“后民主”矫枉过正的政治反动，民粹主义应运而生。
最先起来尝试打破后民主状况的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敏锐地把握到“中间左翼”和“中间右翼”忽略的中下层民众不满，打出了人民主权的旗帜，动员民众对当权派精英进行反抗。众所周知，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极右翼政治力量的民粹主义策略不断地取得成功，很多极右翼政治力量从政治边缘地带走向权力中心。其实，欧洲左翼也分化出激进政治力量，针对本国的经济社会问题，采取了民粹主义策略，参与国家选举，甚至赢得胜利。但是，相对于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接连成功，欧洲左翼的应对在总体上是滞后的。尽管有不少激进左翼掀起了社会抗议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缺少对正式政治制度的参与，也没有像右翼民粹主义者那样，通过议会选举、总统大选等方式同制度化政治接合起来，因此缺少持久的动力和力量。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西班牙社会民主力量党的成功案例表明，唯有通过结构性的政治运动，掌握国家政治权力，才能重建新秩序。
在墨菲看来，在民粹主义时刻，政治冲突的中轴将位于右翼民粹主义和左翼民粹主义之间。她希望传统左翼政治力量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民粹主义时刻”的政治动能来源，同样采取民粹主义话语策略，集结对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和后民主状况不满的民众反抗运动，以阻止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的继续壮大。墨菲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虽然在策略上是成功的，但是他们的政治工程有很多缺陷。右翼民粹主义运动不但对左翼的“平等”目标不感兴趣，也无视当下社会问题的经济根源，而且其所建构的“人民”往往基于特定种族身份，有强烈的排他性。同时，右翼民粹主义运动虽然也想打破后民主的状况，但却并不反对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因而无助于改变导致“民粹主义时刻”的根本问题。甚至，右翼民粹主义可能会因其对具有煽动性的民粹领袖的盲从，而走向民族主义的威权主义，最终导致民主的倒退或民主的崩溃。所以，左翼需要理解政治的“对抗、冲突”本性，认识到现行秩序的霸权经由政治斗争确立，也可以经由政治斗争被改变。民粹主义时刻则为欧洲左翼打破现状提供了可能性。
民粹主义时刻是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遭遇危机的时刻，也是左翼力量利用危机、重建新秩序的大好时机。在墨菲看来，左翼首先要同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划清界限，因此也要同作为这一秩序中坚力量的中间左翼立场拉开距离，以便主动地与这一秩序进行斗争，“向它发起进攻”。墨菲所指的斗争和进攻，不是要否定或推翻自由民主政体，而是在肯定与认同这一政体的前提下，发扬内在于这一政体之中的民主传统，进行合法的民主抗争。在斗争中，左翼同样应该打出“人民”的旗帜，把现行秩序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动员民众参与民主抗争。如果说右翼民粹主义的“人民”往往是中下层白人群体，外来移民、穆斯林等少数群体是被排斥在外的，那么左翼民粹主义的“人民”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力求将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下所有反对“支配”和“霸权”、争取民主和平等的群体和运动都纳入其中。因而，当右翼民粹主义倾向于滑向违背平等的狭隘民族主义之时，左翼民粹主义则致力于实现最广泛的民主主义。用墨菲的话来说，左翼是通过民粹主义话语策略，把反资本主义、反种族歧视、生态主义、LGBT（性少数群体）等多种抗争运动集结起来，建立起内部相互平等的民主统一战线—“等同链条”（a chain of equivalance），形成新的“集体意志”，为未来新秩序奠定最强有力、最民主的霸权性构成部分。同时，左翼也应该明确地划分出同“人民”相对立的“寡头”，把寡头代表的不合理秩序置于人民的对立面，通过复兴民主话语与政治斗争来转变旧的权力关系和政治关系，最终创造新的民主风气、民主惯例。所以，在当下，左翼的任务是推动自由民主社会走向激进化，通过使自由民主社会的“再民主化”，建设“激进的、多元的民主”。
墨菲对左翼的民粹主义策略的认知，可以追溯至其思想与生活伴侣恩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长期以来对民粹主义的思考。拉克劳曾认为，在左翼的社会主义战略中，民粹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可以为反对资本主义现状提供有力的反抗话语，有助于发起反对霸权及其衍生的压迫与支配形式的民众运动。墨菲进一步在反对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把拉克劳的观点用来具体分析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的政治状况和左翼的困境，力求为左翼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斗争策略。其实，在社会主义传统中，“阶级”是比“人民”更加科学的概念。因为“人民”概念忽视了民众之中的阶级区分。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民粹主义或民粹主义策略并不被认为是正确的主张。所以，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确存在深刻的分歧。但是，人们也要看到，她提出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是陷于困境的西方左翼力求适应经济不平等、社会撕裂、极化政治的资本主义新现实的一种努力。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国获得执政权的激进左翼政党，以及英国工党前领袖杰里米·柯宾的左翼激进主义和美国民主党伯尼·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Democratic Socialism），都以实践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努力。二○二○年全球新冠疫情使绝大多数欧美国家的经济社会秩序中断，让新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久已存在的危机大大加深，同时也暴露出以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者执政能力的匮乏，凸显出对新的替代选择的需要。二○二一年二月初，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路迪克（Dani Rodik）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指出，相对于暂告流产的右翼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因其对财富再分配、充分就业、经济公正的政策诉求可能更有能力缓和当下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他说：“我们今天或许的确需要一剂左翼民粹主义（a good doze of leftwing populism），以便将我们从极具破坏性的、最终更令人恐惧的右翼民粹主义中解救出来。”路迪克的谈话表明，左翼民粹主义开始得到党派政治之外越来越多的人的期待。不过，人们可以看到，墨菲只是提出了有关左翼如何应对当下时刻的斗争策略，而对于其言之凿凿的替代性新秩序的实质内涵，却有些语焉不详。或许，欧美左翼力量的真正增强有待于其新秩序之替代性的彰显。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