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估算未来５０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
要对未来５０年城镇就业吸纳能力作正确估算，需要先解决几个重要的基本判断。当前经济学界和决策部门在估算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和城镇化前景时，存在严重的理论误区，抽象对比和形式推论众多，理论模型表面化，结论往往带有盲目性。如何建立动态的理论模型而不是目前理论界流行的静态的形式化的理论模型，对于正确预计中国未来发展的可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１．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
首要需要讨论的理论问题是，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根本上不同于一些小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的过程。从博弈论的角度，大国经济必然构成与系统（即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互动，而不能将国际经济仅仅当作背景。一个小国经济出口一般不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商品价格，但如中国这样庞大的以外向型为主导的经济发展，会深刻改变国际经济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出口加工产品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深刻改变了国际市场上加工产品的利润分配格局，特别是初级加工产品的利润分配格局。诸如中国出口加工产品中最多的纺织品、鞋帽服装、玩具、自行车、皮件、电话机等，在中国扩大出口的背景下，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几乎一倍，利润更是大幅下降。亚洲金融危机就与中国大量出口挤垮东南亚一些小国经济有关。
中国作为大国经济，在改变国际经济格局，决定性影响初级加工产品价格从而挤垮同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小国经济之外，也对本国经济构成了危胁。据计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鞋子，每年平均每个美国人４双。在美国或任何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制造的初级加工产品充斥市场。初级产品利润很低，市场也很有限，一旦欧美主要初级产品市场被中国制造占领，中国还有２亿富余农村劳动力再进入到这些初级加工业中劳动，就会引起中国产品之间的竞争、这一点在今天已是十分明显了，其结果，是劳动力甚至连简单劳动力的再生产也无法维持下去。
如果理解当前中国出口加工产品的过程是分布在沿海地区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的主要雇工是农村劳动力，这些农村劳动力的总数量不足７０００万，而这些企业出口的加工产品就已经充斥欧美市场 ，就已经相互竞争的没有利润空间了的话，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未来５０年，富余的２亿农村劳动力根本就不可能被这些初级的加工业吸收。
不能靠出口初级产品的加工业来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只有一是劳动内需，二是实行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的本质上是资本代替劳动，这种升级可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长远活力，在对于增加就业没有作用。拉动内需的前提是劳动力有购买力，今天中国劳动者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为单纯出卖劳动力的人，他们的典型地处于马克思所描述的简单劳动力再生产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越来越没有购买能力，生产过剩的危机便会到来。
进一步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大国经济的一组数字，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约２亿，城镇下岗职工约４０００万人 ，两者之和，接近美国总人口数，等于西方七国集团劳动人口总数。而中国劳动力总数更是接近西方七国人口总数。这种情况下，中国希望依靠出口初级加工产品来发展自己经济，实现自己的充分就业，实在没有可能。
加工出口工业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中国的充分就业，那么，第三产业是否可以实现这种充分就业呢？
２．第三产业不可能大规模吸纳农村劳动力
当前理论界和政策部门普遍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是影响城市化水平和劳动力充分就业的关键环节，他们认为，无论是开放户籍，还是发展小城镇或是国家投资建造新城，都可以为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机会。他们举例说西方七国集团第三产业（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６３％，远高于中国目前的３２％ 。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统计资料，１９９９年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只有２７％左右，而一般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３５％—４５％，发达国家的就业比重更是高达６０％—８０％ 。有人据此认为第三产业的不少行业如商业零售、交通运输、旅游、信息咨询、物业管理等，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他们举例说，零售业是美国就业数量最多的行业之一，1995年零售业的就业人数占全美非农就业人数的18%，相比之下，1996年我国批发零售业的就业职工占全国职工的比重仅为12．１０％。他们认为，当前中国第三产业在就业总量方面不足以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金融、保险、通讯、房地产、信息服务和社区服务等新兴第三产业还处在起步阶段 。
那么，中国有无可能通过发展第三产业而大规模地扩大就业？为什么中国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我们可以先将第三产业划分为两种类型的第三产业，一是服务型的第三产业，诸如批发零售、金融保险，社区服务，文化教育，广告娱乐等，一是生产性的第三产业，如信息产业，科学研究。就当前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来说，生产性的第三产业还极少，以第三产业本身的发展养第三产业的例子如美国电脑行业，印度软件行业，只是很少的例子，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产业特别是就业性的第三产业，首先是服务业，主要也只是服务性行业。
服务性行业发展起来的前提是有消费者，消费者不仅要有消费意愿，而且要有消费能力，而正是在消费能力上，当前中国的消费者出了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占中国人口７０％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一直维持在温饱线上，他们很少有现金购买能力，他们除了购买必要的生活品之外，最大的能力是购买一些耐用消费品如电视机、自行车等，没有能力购买服务性产品如保险、餐饮、旅游。他们甚至不能到电影院买票看电影。也购买不起教育和医疗。可以统计，当前农民子女上高中的百分比是连年下降的，农民“大病看不起，小病不用看”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进一步看，农民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这部分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在２０００元左右，其中现金收入不足１０００元，除了必要的生活开支和人情、子女该书的开支以外，所剩无几，服务性的第三产业要想在农民那里赚钱很困难。二是外出务工经商特别是务工农民的收入，在最近１０多年不增反降，除了最必要的生活费用开支和往返交通费用外，农民一年打工收入仅３０００元左右，他们无力购买服务性的第三产业。
另一方面，最近１０年来，中国的新贵发展迅猛。据匡算，目前中国百万以上家产的家庭已经超过1000万户以上 ，千万富翁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这部分人购买得起也需要服务性的第三产业，问题是这部分富裕起来新贵的消费口味严重洋化，他们穿洋装，喝洋酒，开洋车，到国外旅游，送子女在国外接受教育，将钱存在国外的银行，甚至在国外卖房，等等，因此，他们购买的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大部分贡献给了发达国家，而不是中国的第三产业。他们的消费品味严重洋化了，他们这种洋化的消费品位还造成了国内消费的断裂：他们有能力制造出消费品味和时尚，他们让那些消费不起的人期望得到这些消费，他们让那些期望这些消费不能满足的人对社会不满，而让整个社会的价值出现问题，问题的关键就在，因为中国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使得所有劳动者的收入都处于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低位。农民依托农村低生活标准来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产生的低报酬要求，将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均拖降至极低水平，这种情况下，服务性第三产业没有发展起来的理由。
此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本身严重依托于出口型的加工业，这些加工业因为竞争激烈而利润很低，很低的利润不仅无法支付劳动者高的报酬，而且这些加工业本身也没有能力创造附加产值。１９９６年９月２２日《洛杉矶时报》刊登的文章《芭比娃娃与世界经济》列举的芭比娃娃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这篇文章说，从中国进口的“芭比娃娃”玩具，在美国的零售价为９．９９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价仅为２美元。在这２美元中，中国仅获得３５美分的劳务费，其余６５美分用于进口原材料，１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用。再具体一些，在美国的７．９７美元用于美国境内的运输、市场零售、广告、批发及利润，每个芭比娃娃仅广告费即达５０美分，难怪美国第三产业发达；而在剩下的２美元中，香港占了１美元的管理运输费，台湾、日本、美国及沙特阿拉伯方占了６５美分的原料费，剩下的３５美分由中国获得了劳务费，包括厂房、劳力和电力 。其中支付给打工妹的劳务费，平均一个芭比娃娃不足１０美分，远远低于平均在每个芭比娃娃上面的广告费用。难怪有美国人游行抗议美国商人对中国劳动者的过度剥削。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劳动者，都不可能有为服务性的第三产业创造产值的利润和工资。
３．建国以来的城市化
先来看一看建国初期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率。据统计，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只有６９座城市，约２０００个县城及建制镇，城市人口５７６５万，占全国人口的１０．６４％。但我们又常见到另一个建国初期城市化率的统计数据为１２％。１２％的数据是以５７６５万城市人口除以１９４９年９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估计的中国有４．７５亿人口而得出来的，事实上，到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进行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发现该年中国人口总数已超过５．９４亿，由此推算１９４９年中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即已达到5．42亿 。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中国城市化的现状，我们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城市化的历史，这个回顾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人口的变化状况，二是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状况。
先看城市人口的变化（单位：万人）。
１９４９：５７６５
１９５０：６１６９
１９５３：７８２６
１９５６：９１８５
１９５９：１２３７１
１９６２：１１６５９
１９６５：１３０４５
１９６８：１３０４５
１９７１：１４７１１
１９７４：１５５９５
１９７７：１６６６９
１９８０：１９１４０
１９８２：２１４８０
１９８３：２６３６６
１９８９：２９５４０
１９９２：３２３７２
１９９５：３５１７４
１９９８：３７９４２
１９９９：３８８９２
数据来源：参见许涤新主编：《当代中国的人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统计年鉴。
若以１９８２年为界（之所以以１９８２年为界，是因为１９８２年为第三次人口普查年，且１９８２年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水岭），则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２年共计３３年，城市人口由５７６５万人增加到了２１４８０万人，增长２．７３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１．３０％。
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９年共计１７年，城市人口由２１４８万人增加到了３８８９２万人，增长０．８１倍，平均每年增长１０．６０％。
对比看来，若以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来作比较，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２年城市人口净增长的速度略快于１９８２—１９９９年城市人口净增长的速度。
再来看城市人口在整个人口所占比重的增长状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１９８２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２１．１３％，１９９９年为３０．８９％。以１９４９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１０．６０％来计算，１９４９年—１９８２年城市化率提高１０．５３％，城市化率刚好增加一倍，３３年间，平均每年提高３．０％。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９年，城市化率提高３０．８９％－２１．１３％＝９．７６％，城市化率增加为４６．２％，１７年间，平均每年增加２．７％，也就是说，以城市化速度来作比较，１９８２年前的３３年比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９年的１７年，城市化速度更快。
这是一个与我们想当然的结论相当不同的结论。其原因大致可以在前述讨论中寻找。
４．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可能速度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道路将十分艰难，目前一些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实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这种预期缺乏依据。
首先，我们说的城市化是指可以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城市化，而不是如拉美国家，城市贫民在贫民窟中艰难生存的那种城市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张曙光教授曾说城市出现贫民窟不会给政府丢脸，因为贫民窟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远远低于农村的生活质量，同样的收入，在农村可以过得有体面，甚至可以生活得比较舒服，而在城市，就可能只能住贫民窟，不能受到好一点的教育、住房、衣食都存在问题。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双层经营，赋予农民长期使用权的政策，使农民可以在城市获得并不多的收入，而在农村维持一个较为过得去的生活水平（如何过得去，我们会在后面详细讨论）。那种不能在城市安居也不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贫民窟式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这种城市化也解决不了中国发展中的任何问题。相反，这样的城市化可能加剧城市的动荡与无序，并在一些偶发事件中作为社会不满群体来引起整个城市乃至全国的秩序混乱。
第二，城市化要以就业者可以在城市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为基础，就是说可以依靠工资收入购买住房，结婚生子，生活下来。他上可以养育父母，下可以让子女上学读书，并过上较为有保障的生活，他才可以算作已经城市化了。若就业的劳动者依靠工资收入只能住在贫民窟中，子女不能接受义务教育，生活环境很差，或甚至他们工资收入只能补贴在农村的家用，他的家庭劳动力再生产是在农村完成的，这样的城市就业者就不能算作已经城市化了。
而在中国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被吸纳完毕之前，城市打工就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就一定会陷入一个较低的水平，正如龙永图所正确引述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上升，中国劳动力廉价的优势将保持至少２０至3０年。这样一来，中国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村劳动者将难以取得在城市安居下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最低费用，他们不能实质上城市化。不仅这些农村来的劳动者不能城市化，而且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与城市劳动者争夺就业机会，将城市劳动者的工资降下来，使这些原本可以在城市定居下来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城市劳动者家庭安居不下来，难以完成家庭劳动力的再生产。除非城市政府通过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再就业工程等专门偏向原来城市劳动者的政策，这些城市劳动者会发现，他们自己越来越被赶入了贫民窟中。若城市劳动者与农村劳动力有相同的工资收入和政策保障，城市劳动者显然不能获得农村劳动力同样的福利和家庭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因为进城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可以在农村的家中完成劳动再生产的主要环节，农村的生活费用较低，且农村的承包地可以提供温饱所需的基本收入。这也是当前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对保护城市劳动者的原因。
第三，更遭糕的是当前变得越来越不利的加工产业的处境。最近二十年来中国主要依靠农村劳动力在沿海生产加工产品出口世界市场尤其是欧美市场，来获得劳务收入与经济发展。但是，因为中国加工产业过于庞大，几乎所有初级加工产业的国际市场都被中国产品占据。中国进一步加大在生产初级产品上的出口力度，将会进一步恶化中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环境。考虑到目前沿海加工出口工业仅仅吸纳不足一个亿的农村劳动力即对国际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们就可以知道，还有近２亿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到以出口为主的初级加工产品中来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劳动力数量实在太过庞大，仅仅目前集中在沿海不足一亿农村劳动力加工的初级加工产品就彻底改变了世界市场上初级加工产品的供求关系，其他农村富余劳动力再进入到这些出口型的加工业中来，就没有大的空间，出口加工业不能成为将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
何况中国在改革开放，越南、朝鲜等发展中国家也在或要改革开放，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比中国更便宜，而出口加工业的产业结构与中国十分相近，这种背景下，中国目前在沿海打工的农村劳动者还可能被挤出来。
最近10年，沿海以出口为主的加工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几乎停滞也是证明。
第四，初级产品加工业因为国际市场的有限性及国际市场环境的恶劣，而要求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问题是，高附加值产业往往是资本代替劳动，在资本可以代替劳动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价廉的优势就没有意义，外资也不会进来。龙永图指望中国以廉价劳动力来长期吸引外资，究竟能够持续多久，大有疑问，且这些外资进来了，也不能解决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问题。
第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近于无限供给，将劳动力价格压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面。这种劳动力的低价格对于资本是有利的，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都可能借中国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来赚取大量利润。问题是，外资赚取的利润迟早会汇回本国，内资赚取大量利润后，他们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尤其是欧美市场上形成自己的消费能力，他们在欧美国购买住房，接受教育，穿世界名牌衣服，开世界名牌轿车，喝世界名牌饮料。总之，无论是劳动力价格很低因此报酬很少的劳动者，还是那些赚取大量利润的国内国际资本家，他们或不能，或不愿在中国消费，这些人要么购买不起中国国内服务业的产品，要么不愿购买中国国内服务业的产品，中国第三产业发展起来的希望就很小，第三产业可以吸纳的就业人数就不会太多。目前中国第三产业之所以不能吸纳更多的就业者，完全不是什么政策或制度问题，而是当前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以上严重问题。到任何一处城市或乡村，都可以看到那些萧条零售业，那些等着顾客上门购物的无所事事的商店服务员们。
有一种普遍说法，认为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０％左右时，就会有一个城市化的高潮到来。他们举例说，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世界银行对全球１３３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７００美元提高到１０００～１５００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到４０％—６０％。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都表明，中国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他们预测，在２０２０年前后，中国城市化水平可以达到５４％甚至６０％以上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７５％。
但是，一是我们要实现的城市化是什么样的城市化，拉美的贫民窟式城市化是否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又是一个目前仍然没有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而欧美发达国家早已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后进国。中国是后进国家，中国就没有办法向其他国家转嫁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危机与成本，这是中国与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与城市化中完全不同的处境。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国这样庞大的大国在发展过程中会对国际经济的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如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中国最近二十年来初级产品加工业的例子。因此，如果不是无知的话，前述所谓的国际经验对于预测中国城市化的前景没有意义。
目前发展中国家，拉美的城市化率最高，达到７５％，拉美4．98亿人口中，有３．８亿人居住在城市。但是，这３．８亿居住在城市的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一为贫困人口，其中相当部分住在贫民窟中，有约２０００万人流浪街头，这样的城市化带来的是问题成堆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没有促进拉美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加深加重了拉美病 。
何况整个拉美的人口近不足中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以下，我们对中国未来五十年的城市化水平作一估计，这一估计是以可以在城市定居的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数依据的，换句话说，我们是以劳动力再生产的所在地为依据来划分城乡并计算城市化水平的，进城打工但不能在城市安居下来的农村劳动力，不作为城市人口计算。这样来看目前中国城市化的水平，约在31％左右。
假若不出现奇迹也不出现灾难，中国经济仍然可以象建国以来５０多年一样平稳发展，那么可较为乐观地估计，在未来５０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维持过去５０年的增长速度，即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６％。到１９９９年的３０．８％，五十年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约２０个百分点。１９９９年至2049年，即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城市化率再增加20个百分点，达到51％，这就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成果了。根据预测，２０５０年中国人口将达到１６亿的峰值，51％的城市化水平就意味着８亿中国人在城市安居，比目前约４亿人在城市安居增长了足足一倍。这当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而回过头来看农村人口，到２１世纪中叶，以人口峰值１６亿计算，农村人口还有８亿。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约９亿，５０年后，中国农村人口还有８亿。
也就是说，在未来５０年，中国农村人口会在一个相当稳定的高位基数上运行。其实，这个高位在１９７０年初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１年中国农村人口已经突破７亿的大关。农村人口不会像一些人想象那样，在未来几十年随着城市化而自然消失。
农村的地位看来要作长远估算。
当然，以上城市化的估算是一种乐观的中国经济可以维持高速增长前提下的估算。问题是中国这样巨型的后进国家，能在未来５０年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吗？中国经济有维持这种增长的条件吗？中国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能力到底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