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理性区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用之于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分析,肇始于马克斯·韦伯。自此以后,这种理性二分法即成为一种理论事实并承担起重要的解释和载体功能。因此,研究分析马克斯·韦伯的理性二分法及其社会学运用,并由此挖掘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意义,无论对于方法论的发展还是对于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斯·韦伯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 区分
关于理性的延展性、深入性研究,人们惯常的做法是,将理性与非理性置于同一论域之中加以比较,以此加深并拓展对理性的理解和阐释。马克斯·韦伯的独特之处是将理性自身加以分解, 将其划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并赋予其解析社会现象的功能。
在韦伯的社会学研究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两种不同思维取向的社会行为,即“价值合理性行为”和“目的合理性行为”。韦伯认为,“价值合理性行为”是指绝对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信念而行事的行为,“谁要是无视可以预见的后果,他的行动服务于他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训示、孝顺、或者某一件‘事’的重要性的信念,不管什么形式的,他坚信必须这样做,这就是纯粹的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价值合乎理性的行为总是一种根据行动者认为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而发生的行为”[1]( P57)。而“目的合理性行为”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为[2]( P89),“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来作他的行为的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结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做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乎理性的行动”[1]( P57)。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 “价值合理性行为”之所以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其价值和意义的创设,即一种行为是否合理,要看其是否符合行为者自觉的价值标准,看它是否服膺于行为者信守的价值体系和终极立场; 而“目的合理性行为”之所以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其手段的运用,即一种行为是否合理,要看它能否对目的—手段关系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估,在两点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途径,从而有益于既定目的的实现,而不管这目的是什么。由于“价值合理性行为”把行为本身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价值及其追求作为关注焦点,“目的合理性行为”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考量重心[1]( P57),因而韦伯把这两种不同的行为倾向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划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直接原因,是便于其对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进行考察并作出因果解释。而韦伯划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建构一套“西方今天‘之所以这样,而非那样’的解释模型”[3]( P82),用以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而在韦伯的整个方法论结构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均属于“理念型”概念。所谓“理念型”( ideal type) 又可译为“理想类型”,是研究社会现象、社会行为的一种概念性工具或中介性方法。“理念型”是一种抽象的“纯粹”的概念,它类似于几何学的纯粹概念。在现实中,纯粹的圆形、三角形是不存在的, 然而,不借助于人为的几何概念,就无法对现实物体进行精确分析,因此韦伯创造了这些“纯粹”概念,他称之为“理念型”,如他提出的四种社会行为、三种统治类型等都属于“理念型”概念。按照韦伯的解释,“理念型”概念不是对现实的真实描述,它是研究者在思想上特别夸大、突出、强调、抽象或简化了现实中的某些因素、又省略了其他因素而构建出的“思想图像”[4]( P39),即概念结构或理论框架,其目的是为人们认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提供一种思想秩序,用“理念型”概念所提供的认识角度和认知框架,引导、指示人们去认识和研究现实世界,并借此对历史事件作出合理的因果解释。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就是韦伯创造出来用于分 析解释“何以 西方会成 为今天的 西方”[3]( P75)这一历史现象的两个主要的“理念型”概念。韦伯通过运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理念型”工具来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现实状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研究资本主义乃至人类社会的独特视野和分析框架,使人们能够把包含着无数复杂关系的现实世界安顿成一个理性的秩序,从而为人们选择材料,寻求现实世界自身的因果联系提供了一个认识图式。因此,在韦伯那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已成为认定社会事实的“精神眼镜”[5]( P27),是形塑经验材料的思维方式。
二、马克斯·韦伯关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 的社会学运用
韦伯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解释模型,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是工具理性向社会生活各领域全方位拓展而价值理性全面萎缩的结果。从实质上来说,这个过程就是为传统的蒙昧世界解除魔咒的过程,即以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传统社会进行除魅和改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具理性既是除魅的方法和工具,同时又是祛魅程度的载体形式。
( 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经济领域的应 用
在《经济与社会》第二章中,韦伯曾把所有经济行为简单划分为“工具理性的”和“价值理性的”经济行为两大类型。价值理性的经济行为, 是以伦理的、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等级的、平均主义的或者其他非市场原则来分配经济利益的行为,它“可能以传统为取向,或者受到情绪的制约”,既包括依靠最本能的觅食行动和传统技术能力满足生存之必需的所有行为,也包括“建立在宗教奉献、战士的激情、孝顺的感情和类似的以情绪为取向的行为”[1]( P128); “价值理性的”经济行为追求的是实质的合理性,即经济主体自身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由此产生的经济形态是需求经济。与此不同,“工具理性的”经济行为的特点之一,是以效果最大化为唯一原则,它要求有计划地统筹、分配和运用资源,以成本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因此,“工具理性的”经济行为不是为了维持生计,不是为了满足必要之需求,而是经过成本核算与有效管理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由此带来的经济形态是市场导向和利润导向的赢利经济。[1]( P128)除此之外,韦伯还指出了工具理性经济行为取向的另一个也是更为本质的特征就是“形式合理性”。一种经济行为的形式合理性是指它撇开了行为活动的实质 性内容,包括经济行为者的身份地位、活动事项和货物种类等,而只关注其纯形式的抽象性、普遍性和可计算性等属性,重视其“在技术上可能的计算和由它真正应用的计算的程度”[1]( P106)。而在韦伯看来,“货币形式表现着这种形式上可计算性的最大限度”,“是‘最完善的’经济计算手段, 也就是说,经济行为取向的形式上最合理的手段”[1]( P107)。主要经济问题诸如成本、供需、交换和价格等都必须以“货币计算”为前提和基础来解决,而在“货币计算”基础上形成的资本计算和金融经济,造就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以市场配置资源、以供求调节价格、以技术提高效率、以交换为中介手段、以盈利为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事实上就是“工具理性”彻底取代“传统的”和“情绪的”等价值理性经济行为和经济理念的过程。
( 二)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应 用
在政治领域,工具理性的拓展表现为,工具理性支配下的法理型统治逐步取代价值理性支配下的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根据韦伯的研究,大凡政治统治关系皆是命令—服从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稳固确立取决于服从一方( 被统治者) 对命令的自愿服从,即所谓的“合法性信仰”[1]( P239)。事实上,任何统治包括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在内,“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 也都包含着人们起码的自愿服从的成分,其区别只是它们各自“所要求的合法性种类”或“服从的类型”不同。[1]( P239)一般来讲,传统型统治合法性的获得取决于自古就有的或历代相传的神圣传统权力,诸如长老制、家长制、家产制、封建制等; 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领袖人物的超凡禀赋和个人能力; 而法理型统治的合法性则来自对一个逻辑清晰、结构严密、明确稳定的法律规则体系的服从。从核心意义上来说,法理型统治服从于具有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典则,属于法治政治; 而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则服从于由传统所授命的“统治者个人”或“具有魅力素质的领袖本人”[1]( P241), 是典型的人治。因此,在传统型统治中,“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根据个人好恶和纯粹个人的专横”、习俗、惯例、神圣旨意、伦理道德等来实施统治,人们服从于它,只是出于其传统的尊崇地位或“奴仆的个人忠诚”与“恭顺义务”[1]( P252); 同样, 在魅力型统治中,统治者往往依靠神秘启示、先知预言、个人灵感直觉、英雄意志或领袖的人格威望等来统治,人们服从于它,只是出于对这些领袖、预言家、勇 士或英雄 的迷信、崇拜 和效忠。[1]( P269 -271)因而,总的来看,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的合法性信仰具有神秘性、偶然性、突现性、随意性、特殊性和不可测度性等价值理性特征,带有神秘主义、蒙昧主义、道德主义、英雄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浓重色彩,其合法性来源缺乏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相反,在法理型统治中,“团体成员服从统治者,并非服从他个人,而是服从那些非个人的制度”[1]( P243),这种制度规则实质上就是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典则,而司法就是把这些规则应用于具体的个案[1]( P243)。“司法形式主义使法律制度可以像技术性的理性机器那样运行。因而,它能够保证个人或团体在相对宽泛的自由制度里活动, 并使之可预料自已行为的法律后果。”[6]( P227)韦伯认为,这样的法律典则的制定和实施是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品格在法律文化中的展现。法理型统治取代传统型和魅力型统治的实质,就是工具理性行为方式取代了价值理性的行为方式。
( 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行政领域的应 用
在韦伯看来,与法理型统治相匹配的社会组织或行政管理组织是科层制或官僚制。而科层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工具—功效逻辑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进一步拓殖和扩展的结果,实质上就是工具理性行为方式在行政领域或社会组织中取代价值理性行为方式的结果。与法理型的政治统治相适应,科层官僚制是一种科学化、法制化和高效率的行政管理机构。第一,从行政体制上看,在组织安排上剔除了基于传统习惯、价值信仰、神秘启示和人格魅力的不可测量因素,以及因人设职、因人设岗的情感性因素,根据合理性与合法性指标实行职能分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法律化的制度框架和专职化、层级化的组织形式,克服了职能划分和机构设置上的随意性; 第二,从行政运作层面来看,它有一套正式颁布的用以界定各种职务权限和工作行为的规章制度,从而清除了行政管理中的人格化、人治性色彩。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不是对个人的服从而是对职务的服从,也就是说, “权威经职位传递,而不经人传递。社会交换只在角色之间进行”[7]( P57)。同时,个人的报酬多少和职位晋升是根据年资和政绩,而非根据“长官意志”或与长官的亲疏远近等私人关系。行政管理人员处理公务,是按照统一的法律和规则标准来进行,一视同仁,公事公办,“拒绝‘特权’和原则上拒绝‘按具体个案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8]( P305)。抛弃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特权主义和人情关系。而且,所有行政管理人员要“接受严格的、统一的职务纪律和监督”[1]( P246),杜绝公务人员尤其是高级官员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第三,从行政管理效果来看,官僚制在组织安排上科学、规范、有序,行政系统运作上下协调、前后一贯,减少了人员和事物之间的摩擦和内耗,从而使行政管理获得最大的实际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 “一个充分发展的官僚行政与非官僚的行政相比,如同机械化与非机械化生产方式的比较。在官僚组织里,档案的准确、快速、一致和可取性,保密的持续和可能性,合作的协同和严格性,以及人力、物力的最小代价等等,无不通过经严格官僚化、尤其是单一组织的行政机构来达到”[6]( P351)。因此,“科层制组织是迄今为止人类设计出来的技术上最可行、经济上最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9]( P161)。韦伯也特别提到,科层制的行政管理具有精确、稳定、纪律严明、可靠和效率高等优点, 形式上适用于国家、政党、军队等所有的政治统治形式,是所有统治形式中最具合理性的。[1]( P248)总之,在科层官僚制系统中,职能角色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主观意志,以适应不停运转的官僚机器的非人格指令。这样一种严谨、严格的行为方式,正是工具理性精确细致、规范高效特性的体现。
( 四)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宗教发展中的 应用
韦伯认为,与人类社会行动和社会组织的理性化过程一样,宗教的发展过程从总体趋势上来说,也是一个不断理性化( 工具理性化) 的过程, 即以理性化的宗教来取代非理性的宗教的过程。所谓非理性化的宗教,实际上就是价值理性起支配作用的宗教,这种宗教有两个特点: 一是充斥着超凡神圣的精神魔力,或神秘的、巫术的不可捉摸、不可计算的因素,主张世界是无法预知的; 二是在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界限,并往往以宗教戒律贬斥、鄙视俗世生活规约。而理性化的宗教实际上就是工具理性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它往往对巫术、图腾、迷信采取斥逐态度,很少受到神秘的、巫术的、情绪性和传统的力量的控制,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和可以控制的, 而且,它刻意弥合神圣与世俗之间的鸿沟,使宗教伦理对世俗生活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在韦伯看来,判断一个宗教的理性化程度的标准就是看宗教本身摆脱神秘的巫术和迷信的程度,以及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体系相结合的程度。韦伯认为, 基督新教尤其是加尔文教之所以是理性化的宗教,就是因为它“已将巫术完全彻底地扫除尽净。原则上,连在形式已被升华的圣礼与信条里,巫术也被根除了,以至于严谨的清教徒在自己心爱的人被埋葬入土时都不行任何仪式,为的是要确证迷信的完全摒除”[10]( P309)。而且,新教伦理教导并鼓励人们通过仔细的、合理的计算去获取经济上成功,通过勤奋工作、禁欲节俭、积累财富、扩大经营规模、取得现世成就来荣耀上帝。所以,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世俗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种“选择性亲近关系”,加尔文教派和资本主义精神在历史的机缘下,相互交集、融合而几乎成为一体。[3]( P195)因此,宗教发展也是工具理性思维方式在精神文化领域“殖民”的结果。
( 五)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的载体形式
综上可见,韦伯以“理念型”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方法,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过程。他认为,近代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就是理性化即工具理性化的过程。在工具理性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产生了经过推理证明的数学和通过理性试验的实证科学,产生了形式合理性的法律、以科层制为核心的社会管 理体制和 合理的社 会劳动组 织形式[11]( 引言P3),并形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基础的理性化的宗教。韦伯的分析表明: 工具理性不仅是资本主义形成的重要支配力量,事实上,它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载体形式。
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载体,韦伯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并清醒地预测了工具理性“高歌猛进”的悖论。他指出,当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文化、宗教组织和活动,甚至人的精神生活都体现出工具理性的特征,都力图成为工具理性的化身并以工具理性作为衡量进步的标准时, 那么,价值理性也没有了自己的存身之地。韦伯先知般地预言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冲突的严重后果。其一,工具理性支配下科层官僚制组织的无限扩张,使得现代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高度合理化、系统化的时代,无论是经济、科技、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处于充分理性化组织的铜墙铁壁般的包围之中,由此造成对人的自由的约束和钳制: “在铜墙铁壁的时代,个人似乎无法去面对庞大的机器———不管是国家机器, 或是经济系统等充分理性化的组织,个人在其中只是小螺丝钉的地位。”[3]( P183)犹如工厂生产线上的标准产品一样,处于科层体制中的人,受到组织内部秩序的宰制,只能成为顺从适应、循规蹈矩地运转的“秩序人”。[3]( P81)其二,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导致人的物化和价值理性的失落。工具理性的效用至上原则,使得人们把功利目的和实用效果当作衡量社会行为合理与否和工作成就大小的惟一标准。卢卡奇指出,人的物化过程的标志,就是把在人之间、社会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转化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等价交换的关系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合理的机械化”和“可计算性”应用于生 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渗入人的意识层次,从而主宰、统制人的整个生活。[12]( P143 -174)在一个充斥着理性的计算、精密的设计和世俗功利主义的世界里,价值理性被遮蔽了,随之而来的是终极关怀的缺乏、理想的缺失、道德的沦丧,生命的倦怠、心灵的漂泊、精神的彷徨和意义的失落,“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13]( P143)。资本主义高度工具理性化带来的是“物极必反”式的结果, 即价值上的非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和悖论,既是资本主义出现危机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社会诸多矛盾的体现。
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方法论意义
自从韦伯提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概念,并用其解释说明西方资本主义理性化的历史以后, 随即就引发了学术界的兴趣和讨论,尤其是韦伯英年早逝( 56岁) 以后,更是掀起了一股诠释和研究韦伯学说的热潮。[3]( P3 -70)学识渊博的韦伯不仅为后人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资源和研究题材,更为重要的是,韦伯还创立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尤其是其中的理性二分法,为我们诠释历史、考察现实提供了重要的工具和方法。如今,韦伯打造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分法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事实,并且已经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研究领域而上升到哲学层面,具有了更为宽广的研究领域和适用范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也由社会学领域的应用型分析框架转变为具有更大的理论解释力、说服力和包容性的哲学范畴和哲学方法,成为人们认识、研究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思维方式、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式。
( 一)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元预设”意义
如前所述,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属于韦伯的“理念型”概念和范畴。作为框定研究对象的思维图式,事实上是由研究者的认知旨趣和价值观念所决定的元预设。对于社会学研究来说,元预设就是“关于社会事实的预定性假设”,这种元预设之所以被视为是元性质的,就在于“它是预含的、尚未展开而将要展开的基础性的、原则性的和指导性的论断”[14]。它不仅是认定社会事实的理论框架,是形塑经验材料的思想秩序,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元预设还“涉及了一个知识的根本性问题,即由怎样的关于知识对象的预定假设才能形成正确的知识理念和知识策略”的问题。[14]因此,这一元预设无疑含摄着哲学意义上的知识的元理论问题。因为“知识的一切建构都必须符合知识的对象本身”,“知识的方法意味着知识的一种承诺———确保所获的知识是与知识的对象相符合的”,知识对象的元预设的内在统一性将避免知识的整个理路和方法出现分歧和矛盾。[14]由此可见,作为元预设的“理念型”已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领域和范围,成为具有高度普适意义的哲学思维方法。由此,作为“理念型”概念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也就获得了具有“元预设”意义的哲学方法意涵,并被广泛应用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行政学、教育学等众多学科领域中。
( 二)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认识社会历史 现象的基本方法
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来看,人类完整的认识内容包括两个部分: 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在认识活动中,事实判断注重实证、归纳、量化方法的使用,以事实为根据,尽量排除主体主观性因素的干扰达到事物的本来面目; 而价值判断则恰恰相反,它往往采取预设、思辨和演绎的方法,依据主体的价值立场和主观好恶对事情作出善恶评判。工具理性以求真为导向,是一种事实判断; 而价值理性以求善为目标,是一种价值判断。工具理性指向“实然”状态的现存事实,是对事情“实然状态”的客观描述,回答事情“是什么”的问题,是对认识客体的现状、属性、因果关系和客观可能性的如实反映; 而价值理性则指向“应然”状态的价值关系,是对“应然状态”的观念预设,回答事情“应是什么”的问题,是主体从主观因素出发对客体及其有用性的评价。所以,事实判断是工具理性的主旨,而价值判断则是价值理性的追求。人类所有的认识活动都具有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内蕴,真与善的统一才能达到认识的完美境界。因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考察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基本认识方法。
( 三)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研究社会实践 的基本方法
目的和手段以及与其具有高度家族相似性的理想和条件、内容和形式、实质和程序、结果和过程等是人类活动内含的必不可少的终极因素。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 “所有对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的终极因素的严肃反思,都必须首先作出‘目的’和‘手段’的类别划分。”[15]( P52)目的源于人类需求,表征着人类的超越性存在,是人类对未来生活的价值理想,而手段则是实现目的的现实性中介。通过手段朝向既定目的而行进,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共同特征,纵观古今,横看东西,概莫能外。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实际上就是目的和手段以及理想和条件、内容和形式、实质和程序、结果和过程等内容的聚合式表达。价值理性以目 的设定为首要原则,而工具理性则把手段的选择置于首位。以自己服膺的价值理想为终极目的, 为此可以不计后果不问代价,是价值理性的行事风格; 以手段的最优化为最高要求,而置目的的价值意义于不顾,则是工具理性的思维特征。价值理性偏重目的,关心活动目标的价值诉求和实质内容,它往往从“应是”出发回答既定目标“是否应该”及“为何应该”的问题。工具理性偏重手段,关心既定目标的实现形式和工具系统,注重实践程式和操作技术,在“实是”的基础上解决既定目标“是否可能”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因此,在实践活动中,价值理性注重目的、注重理想、注重内容、注重实质、注重结果,而工具理性注重手段、注重条件、注重形式、注重程序、注重过程。所以,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是研究考察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 四)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载体意义
概括来讲,人类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物质生活的进步,二是精神生活的提升。人类社会发展意味着科技进步、经济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在此基础上人的精神的提升和发展。工具理性以天人相分为前提,以其手段的有效性和程序的可计算性为特征,预测和控制自然对象,追求生产发展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功效性,这正是人类物质生活所要求的。工具理性能保证人们有效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强大力量,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求、提高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和保障。而价值理性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注,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怀,对理想人生的追求等,成为人现实生活的内在灵魂,成为支撑人类社会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这也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是提升人类精神生活水平,实现社会观念形态的转型,实现人的完善发展的根本保证。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契合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层不同的追求,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载体。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载体来考察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水平是一种便利而可行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