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概念,主体性有着极深的思想溯源。主体(subject)即主动的、思考的自我,行动的发起者及经验的组织者。[1]114它的拉丁词根的意义很明显,一是在君主和主权统治下的人,二是实体(substance),三是探讨的主题或素材。其中第一层和第三层含义在今天的英语中依然普遍使用”[2]260。17世纪,西方现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在《沉思录》(Meditationesde prima philosophia,1641)中提出“我思故我在”(cogitoergosum),完成了西方哲学史第一次“灵与肉”的分离。通过分离主体与客体,主体性原则逐步确立起来。18世纪,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ofPureReason,1781)中区分现象自我与超验自我,但依然未能摆脱传统的意识/现实二元认知模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ofSpirit,1807)中首次引入“他者”概念,提出主/奴主体认同辩证论,丰富了西方主体性理论。此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社会与无意识两条思想脉络上发展了各自的主体性理论。20世纪,西方的主体性理论延续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这两条主线,同时,在后黑格尔哲学思潮的关照之下,出现了第三条主体性理论线索——欲望主体论。沿着第一条理论线索,卢卡奇、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等人相继修正与改造了马克思的主体性理论。在第二条线索上,拉康和克里斯蒂娃汲取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思想精华,极大地推进了无意识主体性理论的发展。他们认为主体是语言的建构,但两人均对前辈学者的理论进行了大幅修正。第三条主体性理论线索始自柯杰夫对黑格尔主/奴辩证哲学的重新诠释,这条欲望主体论之线囊括了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伏娃、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吉尔·德鲁兹和朱迪斯·巴特勒数位20世纪至关重要的哲学家与思想家。
女性主体性以性别视角切入主体性的探讨,有着深刻而独特的哲学意义和价值追求。它以话语性实践结合女性主义在其他领域,包括女权运动等方面的努力,共同探索在菲勒斯逻各斯中心机制以外的思维模式与文化秩序。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试图摈弃普泛的主体性观念,建立属于女性自身的主体性,但她们的论述往往建立在人文主义与本质主义的基础之上,未能将性别与其他差异范畴相结合,因而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女性主体性的问题。迄今,最早探讨女性主体性的著作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Wollstonecroft)的《为妇女权利一辩》(A VindicationoftheRightsofWoman,1792)。在这本书中,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深入剖析了女性主体性的本质,探讨教育与理性在女性构建主体身份时的重要作用,但未能超越本质主义的藩篱。西方女性主体性真正的理论源头则始于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ior)所著的女性主义圣典——《第二性》(TheSecondSex,1949)。
一、西蒙娜·德·波伏娃:男/女二元对立关系中女性的他者身份
在《第二性》这本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中,波伏娃波澜宏阔地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神话、哲学、文学、人类学及宗教等角度,探讨了女性作为“他者”的生存状况。她的经典论断“女人并非生就,而是后天变成的”观点对女性主义的发展影响至深[3]295。科学历史学家多娜·哈拉维(DonnaHaraway)曾说:“除了一些重要的差别,所有关于性别的现代女性主义阐释都根植于波伏娃`女人并非生就'的论断。”[4]131以此为基点,莫尼克·威蒂格(MoniqueWittig)创立了激进的同性恋身份政治理论,朱迪斯·巴特勒(JudithButler)也于1986年发表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的性与性别”(“Sex andGenderinSimonedeBeauvior'sTheSecondSex”)之后,相继在《性别烦恼》(GenderTrouble,1990)和《至关重要的身体》(BodiesThatMatter,1993)两本著作中提出并发展了她著名的性别表演理论。
以萨特在《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1943)中确立的哲学框架为基础,波伏娃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成熟的女性主体性理论。索尼娅·克鲁克斯(SoniaKruks)在《环境与人类生存:自由、主体和社会》(SituationandHumanExistence:Freedom,SubjectivityandSociety,1990)一书中详细梳理了波伏娃女性主体性理论的形成过程,即波氏女性主体性理论的三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主体性即主体间性(自由主体之间的相互依靠)。对此概念的讨论始于波伏娃的第一篇哲学论文“碧吕斯与希涅阿斯”(“PyrrhusetCineas”,1944),波氏采纳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立场,但并未认同萨特关于个体之间存在与生俱来矛盾的观点。她转而探讨自我依赖他人的方式,认为每个个体都试图保持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权力平衡。克鲁克斯将此视为波伏娃拓展萨特存在哲学的伦理与政治维度的第一步。
之后,波氏在《含混的伦理》(TheEthicsofAmbiguity,1947)中继续阐发上述观点,并发展了她女性主体性理论的第二个方面——主体性的社会建构。波氏的阐述有两点需引起我们的重视:(1)压迫不仅存在于萨特所认为的意识之间的矛盾,它也在系统性地保持特定群体在社会上的不平等地位;(2)尽管被压迫者有责任起而反抗并享有和发挥其最根本的自由,但压迫有可能会渗透主体,以至被压迫者的自由仅沦为备受压制的潜能。
波伏娃《第二性》,已能娴熟地运用她之前建构的“主体既是主体间性,又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体性理论,考察父权制社会结构下女性的受压迫状况,并提炼出其女性主体性理论的第三个方面——“体现主体”(embodiedsubject)。波伏娃细致入微地勾勒出一群自由的个体如何臣服于“人造的命运”,一系列的社会机制又是如何进一步巩固着女性受压迫的命运。波伏娃重新定义了萨特的身体理论,将女性的受压迫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女性的身体。她还将其关于人类生存状况含混性的观点运用到女性主体性的理论建构中,认为“体现主体”包含着意识和物质的混杂。[5]
波伏娃的主体性理论并非纯粹哲思层面的抽象概念,她在本质主义和后现代主体消解之间开辟了中间道路,使得女性有可能自由建构主体身份。身份政治暗含了一套通常是根植于本质主义群体身份和体验的理论与实践,后现代关于性别的理解则消解了作为主体的个体,并将女性置于话语实践和体制的框架之中,而波伏娃的理论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了平衡,为女性最终获得自由提供了行动力。[6]
二、露西·伊利格蕾:从同一到差异
在波伏娃之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露西·伊利格蕾(LucyIrigaray)以其深厚的心理分析底蕴,推动着女性主体性理论的发展。两人的理论观点虽存在差异,但她们在各自的著作中达成了共识,如波氏在《第二性》(“他是主体,他是绝对”)[3]xix、伊氏在《反射镜》(Speculum oftheOtherWoman,1974)中(“任何关于`主体'的理论都为男性所挪用”)[7]133,即在父权制社会结构下主体只能是男性。在“平等还是差异”(“EqualorDifferent?”,1991)一文中,伊氏论述了她与波氏的差异。简言之,波氏强调男女平等,伊氏看重两性差异。波氏的“他者”是同一的他者,是被男性主体压制和否认的对象。而在伊氏看来,“他者”不仅是同一的他者,也是自我描述的女性,她不满足于相同,她的“他者”性需得到社会再现和语言再现。[8]波氏与伊氏在女性主体性理论上的差异实则暗示了主体身份建构中从现代同一的文化身份认同到后现代基于差异原则的身份认同的转向(1)。
在《反射镜》一书中,伊氏拷问认知论、形而上学以及心理学关于主体性的一系列主导范式。伊氏质疑认知范式下知识主体与知识客体这对二元对立体,她认为知识主体通常具备两个特征:男性的性别身份和话语主体角色。相对而言,知识的客体,因其自身缺乏主体性,是不能言说的存在。对伊氏而言,客体是被拒斥的女性,是男性凝视下物化的女性。在伊氏的探究之下,认知论转而成为性政治。知识的主体是男性言说者,而知识的客体是被男性话语缄默的女性。因此,人们逐步获得主体意识的过程为男性的主体概念所主导。伊氏视心理分析为上述认知论中超验主体范式的延伸,因此,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理论同样是男性话语主导的。如果说超验主体就是男性言说主体,且他将无意识视为语言的所有物,那么,无意识就代表着女性。女性的无意识受制于男性主导话语,是无法自我表达的。伊氏对形而上学主体性认知范式的批判瓦解了主流西方哲学关于同一与差异的传统观念,她揭示了形而上学重视男性主体性,将男性置于同一的一边,而将女性置于“他者”一边的事实。在此语境之下,“他者”是缺乏具体性的,因为一切语言和逻辑的具体性都由同一强加的标准所确定。因此,对伊氏而言,策略的女权运动是从内容和形式上双双推翻男性叙事的霸权。
挪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分析以及弗洛伊德“力比多经济学”的模型,伊氏自创“阉割的菲勒斯经济学”(thephalliceconomyofcastration)概念进一步分析男性主体控制女性客体,将其沉默化这一过程的本质和方式。在男性/女性这对二元对立体中,男性优于女性的价值是从女性的剩余价值中获取的。阉割经济学是关于缺失的经济学,在阉割的逻辑中,价值归于某一确定物体,它的缺失意味着价值的丧失。在性别的阉割经济学中,阳具的缺失即意味着价值的缺失。因此,阳具的意义远超出了身体器官本身,而成为菲勒斯(Phallus),它象征着价值、权威和法则,占据了人称代词“I”的位置,被男性主体言说。阉割经济学完全压制非菲勒斯价值,即差异的价值,而将差异变为同一。除非女性他者的一切顺应男性主体制定的规则和标准,“阉割的菲勒斯经济学”才会认同她们。因此,真理是唯一,女性的真理必须言说菲勒斯经济学的话语,必须成为男性的真理。那么,女性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真理呢?伊氏和其他的法国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家提出“女性书写”(woman'swriting)概念肯定差异,重构女性主体性。女性书写作为构建女性主体性的策略征兆了流动的、不确定的女性主体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氏的女性主体性理论要义与克里斯蒂娃的主体性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多重异质性主体的语言建构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Kristeva)的主体性理论将语言和主体联系起来,揭示了主体变动不居的过程。她的主体性理论一方面关注言说主体及其无意识体验,另一方面考量社会结构在主体塑造过程中的作用。克氏的言说主体不仅指使用语言的人,同时也包含了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被建构的主体。克氏将语言描述为动态的“意指过程”(signifyingprocess),在此过程中,“言说的主体塑造或消解着自身”[9]265。何谓“意指过程”?“意指过程”即人们生成意义和体验的动态过程,人们通过语言这一“意指过程”表达身体本能的冲动和能量。那么,“意指过程”又是如何塑造主体性和主体体验的呢?克氏从柏拉图(Plato)、弗洛伊德(SigmundFreud)、胡塞尔(EdmundHusserl)以及拉康(JacquesLacan)等思想大家的理论中多方汲取养分,借用及创造了一些术语来解释语言塑造主体性的复杂过程。
首先,克氏用“前符号态”(semiotic)和“符号象征态”(symbolic)这组概念来描绘“意指过程”的两种意指模式。“前符号态”是表达主体身体冲动和能量的方式,源自无意识;而“符号象征态”则依靠语法和句法来实现,它是人们用稳定的语言符号系统表达意识的方式。[10]27为了形象描述主体的形成过程,克氏从柏拉图的著作《蒂迈欧篇》(Timaeus)中借用穷若(chora)概念来描述个体在形成清晰的身份界限之前的精神空间。在这个早期的精神空间中,婴儿经历着一系列身体和情感的本能反应。克氏经常将“穷若”和“前符号态”放在一起使用,“前符号穷若”(thesemioticchora)揭示了在“穷若”这一空间之中意义表达的无意识本质。她还从胡塞尔那里借用“静态语言”(thetic)概念,并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发展充实这个概念。“静态语言”阶段不仅是意指的起点,也是儿童主体性发展的一个阶段,是他们即将使用语言的阶段。简言之,这个阶段就是弗氏的俄狄浦斯阶段和拉康的镜像阶段。[11]21当儿童进入言语阶段,他们开始使用“前符号态”语言,并能够在各种交流中同时使用“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语言。
与“前符号态”和“符号象征态”大体呼应的另一组概念“生产文本”(Genotext)和“现象文本”(Phenotext),在《诗性语言革命》(RevolutioninPoeticLanguage,1984)中,克氏用“生产文本”和“现象文本”来分析文学文本。“生产文本”是“冲动能量构成的空间,它是在生物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局限下通过生成机制和符号标志形成主体的空间”[10]86。“现象文本遵循交际法则,并预设一个言说的主体和符号的接受者。”[10]87“意指过程既包括生成文本,同时也包括现象文本”[10],文本的意义因此而丰富。
克氏质疑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稳定统一的超验主体,认为主体产生于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克氏的主体性理论中,她继承了拉康的言语行为构建主体的观点,但引入“前符号言语行为”(semioticlinguisticpractice)概念描述意指行为的动态过程。由于意指行为的变动不居,言说主体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成为“过程中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语言的变化构成了主体身份的变化——他与身体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及与事物的关系”。[10]15因此,克氏的主体性理论强调变化和流动性。
四、结语
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到朱丽亚·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体性理论家们不断敏锐捕捉着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之下主导女性主体身份建构的维度,从阶级、性别、身体、知识、书写、言说、语言、种族等角度拓展女性主体性理论的讨论维度,丰富并加深了女性主体性的理论探讨,她们的理论也成为管窥西方历史及社会演变的晴雨表。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所处的时代恰逢英国工业革命的发轫时期,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使得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逐渐消失,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形成了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凸现出来。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睿智地捕捉到18世纪末期、乃至19世纪主导英国社会的主要议题,在《为女权一辩》中,她深入探讨了中产阶级女性的心理特质。其开一代先河之作《为女权一辩》也为日后的女性主体性理论家们发展各自的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代女性批评理论的三位重要理论家波伏娃、伊利格蕾和克里斯蒂娃分别构建了以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和符号学为参照框架的女性主体性理论。波氏试图在男/女二元对立关系的框架下构建女性主体性,伊氏的女性主体性理论实现了从同一到差异的突破,克氏则进一步通过语言构建多重异质性的女性主体。上述三位理论家均立足性别视角,从身体、知识、书写、言说、语言等角度拓展女性主体性理论的建构维度。同时,她们的理论与其所处时代全球范围内边缘主体获取自由与平等权利的政治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后,后殖民女性批评理论更是为女性主体性理论的建构拓展了种族维度,进一步细化了第三世界女性边缘主体身份的建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列斐伏尔、福柯、吉登斯、哈维、索佳、卡斯特、或许布迪厄等一批社会理论家的共同推动下,空间问题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问题,空间概念也成为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12]520。同时,空间转向不仅体现在社会学中,也体现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领域。那么,人文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对女性主体性的理论建构究竟具有怎样的启示意义?在构架女性主体性理论时是否也应纳入空间维度,将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与特定的空间如地理空间、社会空间、文本空间、身体空间与心理空间相结合,赋予女性主体身份现实的人类学意义?在不久的将来,空间抑或成为拓展女性主体性理论建构的又一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