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社会由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由生产性社会进入以符号为中介的消费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在带来物质资料空前丰裕、到处呈现一派繁荣景象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根深蒂固的传统习俗同新的消费模式之间的种种冲突随之出现。为了全面而深刻地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畸形消费现象，揭露大型技术统治集团如何在所谓“消费社会”中实现对消费者意识形态的隐蔽控制，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从符号学视角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种种丑陋现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但是，他过分夸大了消费对社会发展的深层作用以及符号逻辑批判的积极效应，否认生产本位，忽视消费者个人主体性作用，无视在符号消费下物的物质性。最终，导致其对消费社会的批判步入“符号决定论”的虚无主义误区，深陷消费批判理论的泥潭而无法突围。
“符号消费”理论批判的合理性与突围的两难
不可否认，鲍德里亚基于符号逻辑的视角对现代社会消费异化问题的深层次探究，不仅给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消费和消费社会的崭新视角，同时他深刻鞭挞资产阶级隐蔽的意识形态统治手段，力图通过对符号价值及符号拜物教的批判唤醒人们对消费社会的自主批判意识和行动，是对消费社会现实的警醒。道格拉斯·凯尔纳称赞鲍德里亚是“一个现代性和现代理论的激进批判者，一个自然浮现的后现代话语和思维模式的先驱”。（道格拉斯·凯尔纳著，孔明安译：《鲍德里亚：一个千禧年的跨学科思想家》，《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葛在波认为，鲍德里亚以“符号消费”的分析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虽然有剑走偏锋、滑入极端之虞，但他新颖的分析方法的确为我们审视当代人类社会的现状开辟了一条蹊径。（葛在波：《“商品—符号”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思想评析》，《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冯俊在谈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意义时指出，鲍德里亚对当代社会消费活动中的各种新变化和新现象进行披露和揭示，事实上已经触及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最深层的本质问题，通过对消费社会的符号学解读，把握到许多前人所未能达到的认知。（冯俊等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然而，鲍德里亚一系列消费批判理论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今时代已步入以消费为本体的后工业社会，“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生产本位主义时代已经隐没。他否认生产本位，否认物质生产实践的历史奠基作用，企图超越马克思时代的生产理论，注定其符号消费理论批判只能是一种舍本取末、管窥蠡测、脱离现实的表面批判。此外，鲍德里亚过分夸大物的符号意义，认为物的符号价值在消费社会中已经凸显，并代替使用价值成为物的表征方式，符号成为物质的编码，“代码”几乎成为统摄一切的力量，整个消费社会陷入一种由抽象符号编码支配的社会。正如陈立新认为，鲍德里亚的符号编码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特质和原型参照，只是一种形而上的符号操控统治，这种形而上的符号编码操控使得鲍德里亚“符号消费”理论的批判必然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局限，注定无法突围，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计。（陈立新：《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存在论上的启示》，《哲学动态》2008年第1期）
消费异化与人的主体性的两难
鲍德里亚明确指出，我们的周围被物环绕和充斥着，物的短缺不再是人们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而是人们对于商品种类的多样化占有的渴望而引起的人的主体性缺失。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因而它是无限的要求。”（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在一个消费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消费者完全堕入到符号的商品和欲望链中，没有了反抗意识，被物品所具有的符号意义所诱惑，符号“代码”取代物品成为区分消费，并进而成为区分人的标志，整个社会是一个由符号来控制的物体系。正如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理论权威之一埃里希·费罗母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享用一瓶可口可乐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尽情品尝可口可乐带来的口感，消费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享受它的符号价值，“饮用”可口可乐的标签。这样一个“商品即符号”，“符号即商品”构成的符号消费的物体系中，作为主体的个人在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失去自我，只有符号的发送和接受，并作为由符号编码组成的多重网络的一个终端而活着，丧失了作为个体的人应具有的自反性和批判性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批判的现实价值是值得肯定的，他对消费社会异化消费的批判有助于我们在毫无理性的消费过程中有所克制，保持理性、自我和主体性。然而，鲍德里亚将其批判的理论语境和关注视野仅仅锁定在符号消费和文化意识层面，从未在消费异化批判中脱域，尤其是他立足于彻底的生产者主权论基础上的批判，使他对消费的理解只停留在“对物的消耗”，完全无视消费者的主体性和消费的多样性。这种批判的极端，尤其在他后期的后现代社会思想中，全然不见人的主体性之所在，完全走向了取消人的主体性，消解任何主体基本意义的极端。正如郑震所指出，从一种有所节制的意义上来看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中异化消费的现代性批判是颇具有启发性的，但是他彻底否认主体地位的客体主义立场使他笔下社会秩序的变革只能荒谬地呈现为一种被人格化了的客体的游戏，（郑震：《布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消费者完全失去作为人的主体性，彻底沦为被消费符号所奴役的对象。
物的意义悖论
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和生活的极大发展，以前所未有的生产效率实现了对物的开发与激活。鲍德里亚指出：“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版）商品世界代替物化世界，人们被物所包围着。然而，物的丰盛所带来的仅是表面上的“丰裕社会”，人的精神却呈现出病态症状。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因拜物而导致精神匮乏现象的现实批判无不鞭辟入里，但是他过于强调消费社会对物的意义层面的批判而忽略物的物质性，最终使其批判滑向无意义的困境。学者曹东勃指出，鲍德里亚使用精神分析方法透视物质实体，从精神现象学的高度和符号学视角将物质符号化，片面地认为人的欲望是打通精神和物质的甬道，没有将消费社会的拜物现象还原为现实的物质，注定这种批判不是对物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批判。（曹东勃：《对消费主义之六重维度的反思性批判与启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5期）
另外，鲍德里亚认为，人对物质的消费行为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主观意识的反映，消费的只是一种理念。一个个“购买神话”的创造，不是因为现实社会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和生产庞大，也不是人的真实需要的驱动，而是人心理上的欠缺和精神的匮乏，这种精神上的极度匮乏需要通过消费活动来填补。事实上，从这一点来看，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的理论更加否定了马克思的物质性维度（物的现实性），滑向了物质的意义性维度，走入消费决定论的困境。如果鲍德里亚在其符号价值体系内将物的物质性维度保留，即承认物质的现实存在，并将物的意义性即符号价值控制在一定意义范围内，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价值体系的一种补充和延伸。正如学者赵建鑫认为，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只保留了物的意义属性，他认为消费符号是物质存在的唯一形式，并将其当作维护统治阶级稳定的主宰，这样是不足以揭示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赵建鑫：《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评析》，《学术探索》2015年第3期）反而深陷物质意义属性的悖论，无法自拔。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种理论的诞生，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反思的结果，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鲍德里亚早期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特定时代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然而，对某种理论进行的争鸣或碰撞，既是对现实需求的反馈，也是对现存理论的思考。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消费主义正以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逐步迈入消费社会。因此，重新对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批判做出评析，一方面让我们以更加科学和广阔的视野把握后现代思潮的特点，从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理论发挥应有的现实启迪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当下消费文化实践中所存在的复杂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反控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对我们矫正不合理的消费观念和媚俗文化侵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