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法文化虽遇百折而不挠，勇克时艰，代有兴革，形成了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影响深广的中华法文化体系，并因其连续性、特殊性、包容性，成为世界法文化史上最为绚丽的一章。

中华法文化在形成与发展的漫长岁月中，表现出深厚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动力资源、坚韧的韧性性格，所有这些可归结为一个基因，那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法文化的一切特质，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着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关联。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及产物。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曾经说过：“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所谓“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可理解为民族精神。中华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当前，推动中华法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一、法律发展不受宗教干预，体现理性务实的民族精神

夏商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种种现象充满了敬畏，统治者遂假借天意，动用刑罚，所谓“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商朝统治者崇尚神权政治，设计了上帝与帝廷。但商朝的上帝与西方宗教中的上帝完全不同。商朝的上帝是商王死后升格为上帝，实际是商王的祖宗神。商王对于上帝尊崇备至，以期祖先的亡灵维护其现实的政治统治。这种天道观带有宗法的色彩。至商末，纣王亲自控制了贞卜，表现了神权政治的没落。由于纣王“重刑辟”“武伤百姓”，终于被周所推翻。商朝的灭亡使得商王的天道观发生了动摇。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朝统治者，鉴于商亡的教训，把关注的焦点从天上转移到人间，从重神转移到重人，提出了具有理性思维的一系列观点，作为新王朝的治国方略。

其一，提出“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把人心向背作为决定国家兴衰的根本。

其二，提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即天只赞助有德之人为君，周之代商正是周人有德所致。

其三，提出“明德慎罚”的立法原则，强调明德是慎罚的精神主宰，慎罚是明德在法律领域的具体化，避免商朝滥刑亡国之祸。

其四，通过“制礼作乐”，建立礼乐政刑综合治国的管理体制。如《史记·乐书》说：“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壹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其五，以因时、因地、因势、因族为立法的考量。《尚书·吕刑》说：“刑罚世轻世重”；《周礼》说：“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一直被后世奉为立法的圭臬。

其六，司法行“中罚”。周公特别推崇“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所谓中罚即公平、公正之意。孔子曾经论证司法不中的危害，“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只有刑罚得中才符合中道，才能达到和的效果。

可见，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统治者便十分重视运用理性求实的指导原则管理国家，不仅在当时取得了良好效果，而且影响后世至为深远。汉以后的“德主刑辅”，唐时的“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宋以后的“法情允协，法理情三者统一”，都源于周朝的创制。

中华民族理性务实民族精神的形成，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主张“人为万物之灵”。孔子不仅“不语怪力乱神”，而且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他立足现世，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关注人生，提出“仁者爱人”。与西方宗教关于彼岸世界的说教完全不同，孔子所关注的是现实主义的此岸世界。孔子之后，孟子将“仁者爱人”进一步发展为仁政学说，把人们关注的焦点吸引到政治主张上来。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以后，由于它符合统治者的政治要求、贴近国情和人们的心理状态，因而不断深入人心，这有助于形成重理性的务实求真的民族精神。

在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作为社会主体的农民所关注的是一家人的温饱，是再生产的准备与应付国课的筹措等。这些都是摆在他们面前不容轻忽的现实问题。尽管他们有时也祈求上天的保佑，但在现实面前，这种吁天是在严酷现实面前的一种无助的自我安慰。生存与生活的实际需要，促成了中华民族求实务实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正因如此，中国本土的道教虽受到少数统治者的笃信，但在民间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佛教的信徒虽较广泛，但也只是个人的信仰。

宗教的存在要依附于政治权力，所谓“不依国主，法事难立”。但是一旦宗教势力膨胀至干预政治，便会遭到政权和法律的打击。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度遭到破坏，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势力膨胀，交结藩镇，影响国家的统治，因此武宗下令灭佛，在全国范围内拆毁庙宇，强制僧侣还俗，佛教遭到沉重打击。

清康熙初年，允许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罗马教皇派人来华向天主教徒发布禁约，禁止教徒祭天、祭祖、祭孔。为此康熙帝下谕：“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可见，中国古代统治者对于宗教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不使其干预现实中的政治活动。西方中世纪存在的教会法与宗教法庭，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制度的构建、法律生活的缔造、法律文化的延伸渗透了中华民族理性与务实的民族精神。

二、法文化传承创新的历程，体现坚韧进取的民族精神

自“夏有乱政”而制“禹刑”以后，商有“汤刑”，周有“九刑”，秦有“秦律”，汉有“汉律”，魏有“新律”，晋有“泰始律”，唐宋元明清也各有律，其间代有兴革，源流清晰，损益可考。

法文化植根于社会，具有历代传承的因袭性，但基于不同时期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形成了特有的时代性。

五千余年的法文化史，篇章结构、规范内容、制度设计等，都因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其发展轨迹是由粗疏到细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可见，中国法律的历史是在不间断的传承与创新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传承是以历史所提供的资料为基础；创新是在传承基础上的某些突破。创新较之传承更为艰苦。创新首先要认真总结前代法律的成功经验与缺失，使新立之法避免前车之覆。创新也需要认真分析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确立立法的主要方向，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创新更需要先进的思想家、法学家，将其理论与思想认识注入法律中，开创法律文化的新天地。战国时期的《法经》就是“集诸国法典”的集大成之作，开辟了后世立法的路径，具有里程碑意义。

汉承秦制表明了法律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汉律的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儒家化。这是建立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西汉王朝所需要的。没有两汉儒家的坚持奋斗和他们提出的理论先导，就不会有儒家化的汉律文化。这个过程始于汉，它的最后完成是在几百年之后的唐朝。

晋朝是士族掌权，政治腐败，却出现了张斐、杜预、刘颂等一批杰出的法学家。他们主持修订的晋律，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创新之作。晋律沿袭汉律开创的引礼入法的先河，继续丰富了儒家化的法律文化。如同《晋书·刑法志》所说，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凡断正臧否，宜先稽之以礼”。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晋代律学对于律与令以及一些法律概念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解释，根据《太平御览》引杜预《律序》说，“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可见，律是固定性的规范，令是暂时性的制度，违令有罪，属于律的范围，非依律不能定罪，由此矫正了秦时法律令混用不清的弊病，也进一步明晰了汉时关于“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的内涵。

晋律在传承中所做的创新是一项十分艰巨的智力工程，凝结了律学家们的心血与智慧。晋律不仅是南朝制定法律的范式，对于唐律的问世也具有历史渊源的价值。唐律“于礼以为出入”的总体规定，标志着儒家化的基本完成。不仅如此，唐律还为邻国日本、高丽各国制定法律所取法，使这些国家纳入中华法系中。

唐以后，历代之律皆以唐律为宗。明清两代将唐以来的十二律改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律，并且扩展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尤其是清朝，在边陲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制定了专门法，如《理藩院则例》《回疆则例》《西藏章程》《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等。

中国法律文化首尾相衔、辗转相承、代有兴革，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显示了清晰的螺旋上升的轨迹，同中华民族坚韧进取、奋发有为、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中华民族自古就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秉持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其强大的创造力和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例如，汉初经过秦末以来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民生凋敝，百物匮乏，以致汉高祖出行时无法配齐四匹相同毛色的马。史书说：“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但是在汉初相对宽松的政策影响下，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努力生产，至文帝时不过二十余年，社会生产不仅恢复，还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盈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不仅如此，人民克服困难的进取精神也推动了上层建筑的进步，如文景两帝的废肉刑、汉律的儒家化、私家律学的发展等，为文景之治的繁荣提供动力源泉。

再如，隋末农民大起义之后，“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灭”。唐初实行均田制，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后来的贞观盛世，出现“天下帖然”“人人自安”的祥和局面。史书记载：“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牛马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斗米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表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上述史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拼搏耕耘的奋斗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推动了历代法制的改革与更新，使中华法文化经历五千余年的兴革而从未中断，这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三、重惩不孝不忠等犯罪，体现孝亲爱国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沿着由家而国的路径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维系宗法伦常关系的血缘纽带依然坚固。特别是在政权的推动下，宗法制度化，成为命官、立政、建立封国的重要根据，所谓“亲贵合一”。除此之外，宗法制度也为尊祖敬宗、维系族权统治提供了物质基础。尤其是经过儒家的论证，使得尊卑伦常之间，各有与其身份相应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要求。《礼记·礼运》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孟子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人伦通称为“五伦”。五伦是不变的常道。在五伦之中最主要的是君臣、父子。宋儒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就是以此为核心而展开的，经过论证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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