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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人博:解读张之洞:一名法政改革者的行动逻辑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1-02-13 13:02  点击:78

    中文摘要西学:东渐以来的晚清中国,思想论说与行动实践并不总是简单的因果接续,它们依循的其实是不同的逻辑。思想可以就思想而思想,可行动——尤其是有志改革的官场人物的行动却必须审慎地权衡局势、盘计利害。张之洞就是这么一个身处政局旋涡和错综关系中的典型人物。对其行动者角色的研究,是从纯粹的思想领域转向行动领域的学术范式的转换。本文以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为框架,借用“资本”“习性”和“场域”三个关键概念作为分析的原理性依据,通过诏令面询入枢、《劝学篇》书写推介、江楚会奏与新政改革等具体事件,剖析张之洞作为一个法政改革者的行动逻辑。思想追求真理,实践选择策略。行动者必须智慧而审慎,才能实现最大的事功。

    关键字:张之洞;布尔迪厄;行动逻辑;劝学篇;清末新政


    一、为什么选择张之洞

     

    晚清中国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央与地方的二元均衡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中央政府权力虽然具有主导性,比如地方官员的任免、升迁、调动的权力仍牢牢掌握在最高统治者手里,但中央政府推行任何新的政策和举措,都得征询督抚这些地方高级官员们的意见。他们实际上构成了对中央政府权力的某种掣肘,对中央政府的决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有的则以地方官员的身份直接参与决策。特别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以后,太平军不仅事实上占据了中国南方许多省份,而且对满清政府的整个统治也形成了致命的威胁。为了保住这个脆弱的政权,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南方省份组织起来的地方军事力量,这便是以曾国藩为核心的湘军、以李鸿章为主轴的淮军的崛起。这类军事力量随着战争的推进和结束,便能非常便利地转化为地方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人事)优势。地方不仅是京畿之外的区域,也成了与中枢力量匹敌的对手,地方的自立性变得更强了。随着各地兴办现代化军事和现代企业,京畿之外的一些省份变得更加财大气粗。譬如,像湖北武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内陆城市在张之洞的调教下成了已超过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城市,被时人誉为“东洋芝加哥”。[1]而张之洞这个本不起眼的湖广总督也成为继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之后的第三大总督。这也可以说明发生在武汉的辛亥革命为什么与近代的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同:它不是由一个统一领导的力量推翻旧政权,而是革命的枪声在武汉擦枪走火般地打响,然后各省纷纷独立而完成的。这种情形进一步验证了中央与地方二元格局的失衡:“所谓‘独立’,换言之,便是省的权力自清朝统治体制中脱离出来,由此导致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体制的瓦解”。[2]

     

    在这种新格局之下,地方高级官员有了影响中央中枢的政治走向的本钱和势力。那本文为什么要选择张之洞作为分析对象呢?这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以往研究中国近代转型的范式,要么偏重于制度规章的梳理,要么集中于思想史的领域。思想史的书写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物选择的类型化,即那些游走在现行体制内的边缘性人物或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具有思想的敏锐性,不管他们运用的是西方学的知识还是传统中国学的理路。思想者的表达直截了当,无须转弯抹角,以思想本其所是的样态呈现出来。思想价值的尺度也不依赖实效性,而是以“进步”、“守旧”、“反动”这类进化主义尺度为标准。直言之,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从西方搬来思想和理论并不困难,而这些思想或理论能否以及如何应用于现实中国,却不完全由思想、理论自身说了算。思想与行动在中国始终依据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思想与行动事实上的二元化区隔,往往使得纯粹的思想或理论像是浮在水面的一层油,无法直达现实世界里去,更多是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存在。人们可以随时把这些新思想或理论挂在嘴边,但行动的逻辑仍然是旧的。也就是说,从纯粹的思想领域转向行动领域的研究,这是本文学术范式转换的一次尝试。而在本文看来,张之洞恰恰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行动者。

     

    张之洞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官宦之家,在教育职衔上具有“探花”的文凭和头衔。他前期在满清政府的中央工作,类似于执掌舆论的官员(“清流”),也有主持地方教育、考试的工作经验。后来,被先后调入山西、两广、湖广成为地方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去世前两年进入清政府中央权力中心,官僚生涯达到顶峰。他与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等人不同,后者是靠军事能力、军事才干起家,是通过在刀尖上舔血与满清政权患难相依而获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与重用的。张之洞不同,他虽有中法之战的经历,但主要还是靠一张试卷进入清政府的官僚队伍中去的。他所代表的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进阶的正常路径,无论是最高统治者的赏识,还是他自身具有过人的政治行***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机遇也是个重要因素。张之洞的崛起,与当时的背景有关。老一辈的同行像曾国藩这些人已相继去世,刘坤一已属暮年。为了制衡李鸿章的淮军以及北洋的势力,满清最高统治者起用张之洞也是传统帝王统御术的通常招数。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李鸿章的失势是必然的,这都给张之洞提供了政治攀升的机会。而且,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相比有一个显著特点,他的兴趣不仅仅限于物质实力的增强,而且始终投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关注、掌握舆论和意识形态,既想作为地方官员的表率,又想成为知识分子的代言人和领袖。按照当时的表述方式,对这一双重身份准确的界定是“儒臣”这个概念。[3]“儒臣”也可以拆分为“儒”和“臣”两种不同角色,前者表明张之洞作为儒家知识分子代表,他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坚定维护者、领头人,而“臣”所拥有的权力和声望又反过来强化了前者的角色。“儒臣”与“高官”的双重身份使他比他的同行对满清朝廷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劝学篇》、东南互保、废除科举以及清末新政、立宪改革等重大的事件中。

     

    张之洞作为一个持守儒家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所处位置是他与皇权最近的距离。作为居处于等级序列的上端这一角色——统治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可以影响这一秩序,甚至可以通过理智的、合法的途径改变这一秩序,但不会去颠覆它。与思想者不同,他首先是个行动者。他拒斥了那些纯粹理论的超时间的科学原理,依据他对政治世界的实践知识而不是依据其科学知识的见解而行动。而他的实践知识又来自一个特定场域——官场,他必须在这个场域中站定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位置。张之洞是从自己所处的、等级化的政治空间的特定位置出发来建构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的。这个等级化的政治空间又是根据儒家学说发展出来的,在中国已运行了几千年。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中,居于最顶端的是皇权,它是秩序的中枢和发动者;在它之下的是服务于塔尖中枢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僚;其次是这个秩序结构的基本面,即乡绅或商绅,那些有传统科举功名又没有取得官职和权力的文化阶层;秩序最下端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黎民百姓。这个稳定的等级秩序能顺畅运行的润滑剂是儒家提供的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说的三纲五常、三纲四维等纲常伦理。从塔尖中枢来讲,晚清与历史上的汉唐宋明这些朝代没有多少差别,不同是身份。作为以异族身份构造的皇权,它处理与各级官僚特别是汉族官僚的关系时就比传统皇权更加复杂、更加微妙。信任与猜忌、开明与审慎这些象征德性的词汇很自然地会转化为一种复杂心理。张之洞作为一个汉族的高级官僚,在处理与皇权的关系时,显得格外谨慎,这既是他对客观情势的冷峻判断,也来自于他的秉性。

     

    思想追求真理,实践选择策略。行动者的智慧是识时机、懂分寸,警觉审慎,进退有度,通过灵活变通的策略寻求问题的解决:“行动者实践性地组织他们的行动,而不是寻求满足逻辑连贯的形式标准。行动者利用文化的与社会的资源不是为了逻辑的目的,而是为了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生存的实际目的”。[4]例如,张之洞信奉和守护纲常名教,但价值层面的“纲常名教”与客观行为方式是可以适当分开的,前者并不排斥后者的灵活变通。他既坚持纲常名教的精神价值,又在行动中与同僚一起建议清廷改革科举考试,甚至还与同僚联署上奏朝廷废除科举考试。在他的倡导之下,运行了千年的科举制度在这位儒臣手里寿终正寝。他一面高举“纲常名教”的大旗,一面又极力劝导中国人要宽容和善待基督教及其在华的传教士。他的这种灵活、宽容的态度恰恰又是来自于他对儒教精神和价值的自信。[5]真正的圣人君子不是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既能遵行圣人君子精神,又能根据不同情境灵活处理手边的棘手问题。通经达变是儒家君子的境界,也是他们的处世原则,而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所要实践的就是这种境界和原则。难得的是,他全部的经验智慧不仅是护佑自己仕途平安,而且还是为了努力在荆棘中开出新路。美国传教士吴板桥评价说:

     

    “要在岩礁妖魔和险恶漩涡的两难之间成功地掌好舵,行驶中道,既需要一种毫不动摇的勇气,又需要有一双从容镇定的老成之手。总督恰好两者都具备。他撰写那本《劝学篇》的时候,正是其处境最为危险之时。对于古代传统,除了陋习恶弊之外,他无所抨击,而对于积年形成的中国政治上的赘疣,他则毫不留情地加以割弃。……如今中国已在列强的摆布下迅速而又悲壮性地翻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在塑造新中国的过程中,勇敢的张之洞似乎注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难道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给他以充分的鼓励和支持,使他及其同道得以抵御来自暴发户民族的野蛮侵略吗?……张之洞正是这个国家赖以支撑的主要柱石啊!”[6]

     

    张之洞一生的事功,为他的行动者角色做了最好的注解。职是之故,本文借用了布尔迪厄反思社会学的三个关键概念作为分析的原理性依据,把张之洞作为一个实践性的行动者加以处理,而不是去描画一个能说会道的思想者脸谱。

     

    二、关键词:资本、习性与场域

     

    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有一个基本预设,即人都是趋利的,自利性是人的基本特性。“无利不起早”,行动必有所图,但到底图什么则是由利益的可能性决定的。利益也常常以非功利的面目出现。“利益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时间与荣誉关系之中,必然是基于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即使是最无功利的行为——比如说,那些旨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们——也在诉诸各种特定的利益,为了有所区分,为了有所代表,为了挑战权威,或者为了某种隐藏的统治欲”。[7]利益并不都是以经济形态出现,也存在观念性利益,如荣誉、名声、威望等等。而且,利益的形态也相互转化,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利益会带来声望或威望,而后者也能转化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收益。

     

    资本。人们指责一个人的言语不当通常会说“你没有说这话的资本”。这句话的意思并不单纯指的是被指责的人缺乏物质基础,如足够的货币与财产,也包括被指责人本身的“角色”以及与这一角色相关的其他因素,如文化资质、社会名望等等。而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恰恰解释了这个问题。与人们理解的资本概念不同,布尔迪厄的“资本”不仅包括了经济资本,而且还发现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这些资本类型。

     

    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文化商品与服务、语词能力、审美偏好等。上面引述的辜鸿铭对张之洞使用的“儒臣”概念就包含了文化资本这一层含义。与其他同行相比,张之洞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官场的场域竞争中会处于相应的优势地位。事实证明,一个人面对一个官衔比自己高的人的心理优势往往是自己更高的教育文凭。张之洞除了具有类似于曾国藩、李鸿章的洋务功业之外,他还在文化教育上生产了《8轩语》和《书目答问》等文化产品。这在同行当中给自己带来很高的声望和荣誉。文化资本可以变成一种权力资源。这一点,布尔迪厄与福柯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理论是相通的。[8]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源。这一点对中国传统政治特别重要。像张之洞这类通过科举之路挤进官场的读书人,要取得升迁和顺利地履行自己的职务,除了遵守必要的书面规章法条之外,更需要广泛的人脉和发达的关系网络,只是照章办事,则会一事无成。符号资本即是合法性,它需要“误识”这一概念的介入。布尔迪厄告诉读者,任何实践都指向利益,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当进入特定场域的实践者(知识者)从事有关符号生产活动,这种实践通常会被误识为超功利的纯粹的科学或真理生产的时候,便会获得符号权力或合法性。“那些能够从自我利益向非功利性的转化中获益的个体和群体,获得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符号资本。符号资本是一种‘被否认的资本(denied capital)’,它掩盖与它相关的潜在的‘利益’关系并赋予它们以合法性”。[9]符号资本这个概念能够说明,戊戌变法时期的张之洞之所以安然无恙,康有为、梁启超的行动注定失败而亡命天涯,除了其他因素之外,符号资本拥有量的多少也是一个重要变项。这个问题将在后面段落详细展开。

     

    习性(habitus)也被翻译为惯习。它是“一套深刻地内在化的、导致行为产生的主导倾向。它们指向一种实践的而不是话语的、前反思的而不是有意识的、身体化的同时是认识的、再生产的但又是创新的行为的理论”。[10]简单地说,“实践是一个人的性情(习性)及其在场域中所处的位置(资本),两者在社会舞台(场域)上,在现行状态中运作而来的结果。……实践因此就不仅仅是一个人习性的结果,而是源自一个人的习性及其所处的现行境遇之间的关系”。[11]习性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是理性筹划,还是非反思性的结果?人不是机器,只要输入指令,他就会根据规则启动运行。人都会感情用事,完全按照规范行动的是计算机而不是人,人的行为都有即兴表演的成分。“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璧(perfect),因而会长期囿于未经之途”。[12]一个人的行为模式是由早期社会所形成的经验决定的,它来自家庭以及与自己相当的群体的、具有阶级特殊性的社会化经验。习性在特定场域中不断地得以建构并形成一种自然倾向。通俗地讲,这种倾向就是习惯性的行为倾向。倾向不是行为人有意识地理性谋划的结果,它是处在前反思的一种“自然状态”。习性的形成是客观的限制性条件与客观契机相协调的结果。客观的限制性条件是指物质、社会、文化的客观条件对特定群体的行动者来讲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客观契机也就是行动的时机或机会,包括延迟。时机即是实践主体用时间作为尺度去衡量行动的结果,并通过与时间抗争的形式去把握时间的意义和价值,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机会稍纵即逝。但延迟有时也被看作是把握时机的一种策略,而不意味着机会的流失。实践包括了实践者的志向和期望,即目的性。习性使志向和期望依据客观可能性做出调节,但调节也是实践性的,而不是理性的积极选择。习性依赖过去的经验,并在场域中不断变化和生成。它就像是一条由高处往低处流动的河流,其“自然倾向”是由高向低流动,而且有源头。欲要探求眼下的河流的形态就要追寻源头的位置和特征。河流的缓急,是直线流动还是曲折向前,并不是河流的“理性”筹划,而是流向远方的“志向”、“期望”与流经的客观可能性条件相“协调”的结果。

     

    张之洞长期作为地方高级官员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对清政府政策发挥影响力。其行动方式也制约着其影响的深度和力度。影响力的大小与介入影响的方式有关,而行动的方式、方法又与行动者的习性之间存在关联。张之洞的行动方式既来源于他那个阶级通常具有的习性,也有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家庭背景与中国普通百姓不同,首先不用为填饱肚子发愁,也不必为买不起夜间读书的油钱而辍学。他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一份子,有安心读书的条件和本钱。他的父亲张瑛虽然属于地方的中下层官僚,但特别重视子女的教育,而他本人也是这方面的楷模。他不追求财富,注重的是智力与德性的培养,非常在意自己的节操和工作成效,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嘉奖。他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像他那样,将来成为一个品格高尚、对国家能堪大用的栋梁之才。张瑛虽不富有,但省吃俭用也要为儿子聘请学问、操守上最好的老师,让其接受最好的教育。父亲是儿子的天然老师。父亲的思想、信念和行为会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在儿子身上留下影子。恰当的教育又能把家庭的经验转化为一种自觉意识。在这些教师当中,胡林翼的影响最大,在张之洞以后的政治生涯中这位老师成了他的一面镜子,其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和高尚的人格影响了他一生,至死不忘。[13]而张之洞本人也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通宵达旦不睡觉是常事。这也养成了他成年后起居无时的生活习惯,在严格的官僚程式化传统里,这对他政治上的升迁变动也会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14]他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15岁时取得了教育的中等学位——举人,而且考了第一名;26岁得到高级学位——进士,并获得了最高级别考试的第三名——探花。考试试卷是由慈禧太后判定的,是她亲手把张之洞的考试成绩最终确定为第三名。这个举动对张之洞而言是非同寻常,是难得的知遇之恩,感激之情伴随终生,成了他一生都忠诚于慈禧太后的重要纽带。曾国藩、李鸿章以及恩师胡林翼,他们是靠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贡献取得政治高位的,而他所依凭的只有慈禧太后认同的那张试卷。这也决定了他与这位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关系类型,他更依赖于这种“知遇之恩”。[15]

     

    早期社会的上述经历构成了张之洞习性的关键因素。

     

    第一,信奉圣人之学,践行君子之道。这话听起来有点抽象,还原为生活世界的语言更容易理解。张之洞懂得人情世故,而成为君子的首要条件就是能够得体地处理事情。君子并不是某个方面的专家,但他必须有见识和格局,能恰当地使专门人才发挥各自的专长。除此之外,他本人在操守和能力上能够服众,有足够的威信和威望。一个君子可以为国家或民众大把地花钱,但他自己的腰包必须干净;他可以举贤不避亲,但“亲”要以“贤”为前提。这是张之洞在他父亲张瑛和老师胡林翼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

     

    第二,重视功名。这是他的人生经验总结,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本钱。他分享了其所属的文化统治阶级之间共有的习性:文化价值优越于政治权力,获得文化与符号资本比经济资本更重要。对功名的强调影响了他对许多事物的判断,包括对“为学”与“为政”关系的理解。他在向皇帝提交改革方案时不用“改革”作为标题,而是冠以《劝学篇》。意思是说,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学”。在这个文本的序言里,他特别强调“学”的重要性:“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16]。在现代语境下,这句话并不太好理解,因为“学”的价值显然是被高估了。但对于张之洞这个力图从圣王之学开出国家新局面的人来讲,这话又是那样地符合逻辑。在如何能使中国走出困境的问题上,他又一次重复了这一观点,认为学术和教育是增长中国人知识和见识的必经之路,只有知识和智慧才能使中国摆脱厄运。[17]

     

    第三,张之洞处理问题不是以迅速见长,而是在了解和掌握全面信息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判断和决定。作为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他从不轻易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一旦机会成熟就能赢得主导权;对最高当权者的态度更是审慎,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一切包括前程和生命都掌握在她的手里。忠诚并不是言听计从,而是首先知道如何表达。他不会给最高当权者出馊主意,这是他所受的教育和处世原则都不允许的;他不会顺从最高当权者的错误决定,但也不会公开抵制;他为统治者提供改革性意见从来都是从接受的可能性出发的,过了头他会认为是冒犯,担心引起猜忌;提不出建设性意见又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忠诚的责任。他是拿捏分寸的大师。在同僚之间,为了取得一个有利的位置,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他都讲究策略和技巧:竞争不至于撕破脸皮,合作也不等于结成同盟。[18]

     

    这一习性可以在他的自号中找到印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般都有名(又分大名和小名)、字和号三种。小名只能用于长辈在他未成年时期的称呼,同辈或晚辈称呼别人的小名会被看作是带有骂人性质的非常不礼貌行为。大名用于尊长对下属的称呼;字是同辈和相同等级的人之间的称谓,下属对尊长直呼其名是大忌。出于中国人特有的礼貌,尊长有时也称呼下属的字,这会被看作是有教养的行为。号又称别号,有自取和赠与两种,前者称自号,赠与的称尊号或雅号,主要用于对被赠与者的褒奖,也带有恭维的意思。而现在通常说的绰号、外号不在此列。自号是对自己的一种命名式的认知方式,用以表达自己的心态、期望、志向等,由此便能看出一个人的脾性和性情。自号多少都带有隐喻性质。时值中年的张之洞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曾给自己取了“无竞居士”这个自号,有点不同寻常。一个四十多岁、官位已到地方的最高级别、政治上如日中天的人,为什么反而表现地如此消极?它隐微地要告知什么,告知谁?

     

    《诗·大雅·桑柔》说,“君子实维,秉心无竞。”[19]这话符合张之洞的自号意思,却不是其直接来源。自号的运用与当时他处的背景有关。张之洞上任两广总督职位不久,就在他辖区的边界爆发了中法战争。在如何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他与李鸿章发生了争执。深谙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主张和平解决,张之洞力主武力出兵。这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前辈与一位并没有军事经验的政治新秀之间的较量。李鸿章反对张之洞的强硬立场是有足够资本的。他有处理一个弱国与列强之间外交事务的丰富经验,又是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与之相比,张之洞却是地地道道的一介书生,除了一手文章和一腔忠君爱国的热情,似乎再也没有其他什么资本。他的主张被李鸿章看作是“书生之见”是好理解的。对于张之洞来讲,他是书生,又是政治上的晚辈,他既要坚持自己的原则据理力争,又想把分歧置于一个合适的范围,避免伤了这位处在优势地位的前辈面子。他先是把唐代诗人张九龄的《归燕诗》中的“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两句刻了一个图章,后又给自己取了一个“无竞居士”的别号。了解这诗背景的人都知道,张之洞是用诗中的对手李林甫暗喻李鸿章。意思是说,我张之洞无心与你李鸿章争权夺利,双方的分歧和争执是在对待战争的态度层面上,都是为国家考虑,无关政治上的个人得失。他希望这位前辈不要把分歧看作是对其地位的挑战和政治上的威胁。张之洞真实的内心世界怎样不得而知,但在其整个官场生涯中恪守为自己厘定的不与人争名、争利、争(闲)气的三个原则,则是真的。由此可以看出,张之洞处理问题的方式迂回曲折、周全、审慎。他本可以通过书信的方式与李鸿章直接进行沟通、磋商,但这种方式在传统儒家知识分子那里会被认为礼貌多于真实,难以坦诚相见。相反,由此而为自己取一个自号会被认为是表达自己内心真实愿望的举动,容易在同僚之间传播。对于当事者李鸿章而言,他与张之洞同属一个阶级,接受的是同一种教育,对日常世界的待人接物礼仪和规矩有着类似的认知。换言之,张之洞这一举动既想表达自己内心的愿望,又想把这种不明说的信息传达到李鸿章那里,而且相信对方能理解他的苦心。晚年的张之洞又取了一个“抱冰老人”的别号,具有类似意义。这个别号是取自于宋代陶谷的《清异录·官志》:“当其役者曰:‘又管抱冰公事也’”。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官僚生涯浓缩式的体悟:官场如此复杂,无论运用什么样的心智、谋略,事情终究难以做成。[20]具有类似心境的还有梁启超,他把自己的居处叫作“饮冰室”,而把自己称为“饮冰室主人”,都是以“冰”这种水的结晶物隐喻自己的某种心情。

     

    概括起来说,张之洞的审慎习性涵括了三个方面:审慎作为形成正确判断力的前提,它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营养以备判断、决定之需;一个正确的判断或决定的形成建立在对当下理解的基础上,没有充分理解和把握当下各种状况的行动就会走向审慎的对立面——鲁莽和蛮干;有了对过去的记忆和对当前的理解,他就能将这两者加以串联形成对未来的可知性,虽然预见的未必就是必然出现的,但预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于过去与现在显现的蛛丝马迹之中。[21]

     

    场域。场域是布尔迪厄把“社会空间”这一词语磨制成的一个严谨的学术术语。它指的是空间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简单地说,场域就是关系:“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于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的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22]场位观念是在关系中思考的观念,场域中的各种关系之间的斗争能调动起一个人的过去经验,并对行动者的行动方式起塑造作用。场域是斗争的领域,是各种资本包括合法性(符号资本)在内的争夺,是由在资本的类型与数量的基础上形成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所组成的结构性空间。[23]场域最形象的样态是台球桌:每一个球都有自己的位置,其中的一个球被撞击,其他球也会连动,改变原来的边界和每个球的位置。

     

    把场域概念运用于分析张之洞的意义在于:不是把他从众多人物和事件中抽象出来加以个殊化的解释,而是把他置于“关系中”,从关系的位置把握他的行动和采取的策略。场域关系有许多重。第一重关系是张之洞与最高统治者之间,这依赖于中国传统政治的等级结构。离开这一结构,许多东西就无法正确界定。第二重关系是他与中央核心机关之间的位置,这和他拥有的资本有关,特别是文化与社会资本,而张之洞擅于利用这些资本。第三重关系是他与同僚之间,“合作”这个概念包含了关系中隐蔽的竞争策略。第四重关系是他与新来者——也就是被他的幕友辜鸿铭称作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派——以及保守主义者之间的距离。这是张之洞要极力处理好的关系。

    (本文为文章摘录版,如需引用,参阅原文)


来源: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FullText.aspx?ArticleId=117405&listTyp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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