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述一个村庄的20世纪政治变迁在学术史上算不上一件大事，却也并不容易，村庄不大，但20世纪这一百年在中国历史纵坐标和世界历史横坐标上所处的独特地位，却使小小的村庄伴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此前未曾经历，以后也未必会以类似方式再度经历的社会大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的政治变局如何穿透至社会底层，村庄又如何回应巨变，是我一直都想弄清楚的问题，而促使我进入田野，从事村庄口述史研究的更为强烈的动因，则是想要亲身去感受一下我们那些以教育、改造农村为己任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们在发奋了一百年后，究竟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同时又给后人带来哪些思考。带着这个想法，在上个世纪还剩下最后两年的时候，经人引荐，我来到了双村。
双村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川东山村，在不甚发达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它较多地保留了传统农业型村落的特色。20世纪上半叶，这个村最为基本的特征是普遍贫困，这种普遍贫困用学术语言表示，就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特征远不如孙中山“大贫小贫”的说法来得直白。双村土改前的土地分布，根据资料记载，地主户均17亩，中农户均15.7亩，差别不大。尽管如此，土改却仍然将阶级斗争嵌入了双村。土改之后的情况是，村里的“大贫”与“小贫”相互换了个位，彼此也更加平均。但像别的地方一样，土改仍然受到绝大多数村民的欢迎。为什么会这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在青少年时期接受过阶级斗争教育，以后又亲历了此一话语消解的人来说，这个在过去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此时却引起了我的好奇。“为什么不是这样？从前，我们每家都有土地，后来被地主夺去，现在，土地又回到了我们手上”，多个老土改这样回答了我的问题。那么，地主又是如何夺走农民土地的？我所期待的是一个基于经验事实的回顾，而非那人人都熟知的理论拷贝。“你真是没完没了，比工作队还工作队”，面对这种刨根究底，被问者有些不耐烦，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过去，我们无钱买地，现在，不花钱却得到土地，你说好不好？”“过去，贫穷耻辱，现在，贫穷光荣，过去，发财人瞧不起我们，现在，他们倒霉了，你说好不好？”被最追问得不耐烦的老土改用这样的话回答了我。疑惑虽然没有完全解开，一个新的想法却随之产生，看来，要不习惯记老帐的农民理清楚上一辈或者上几辈的“家庭经济变迁史”是有困难的，而要农民脱离那已经成为一种事实的知识去回忆那些可能构成这种知识背后的经历，并进一步分清在这些经历中哪些是他们所曾亲历过的，哪些又是被建构出来的就更加困难，因为所曾亲历的历史“实在”早已经被岁月吞没，留下来的则是经过权威性话语过滤和拼装的社会记忆。
阶级话语完全彻底地重新拼装了双村的历史。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这个家族化的村庄成为了革命的战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在当时大都是将历次政治运动当作革命看待的，本着田野工作应以主位方法记录被记录者的思想和经历的原则，在这里运动就等于革命）。不仅村民被分为敌我友，而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也成为村庄政治的基本内容。按村里老一辈人的说法，那是一个让人“着了魔”的激情年代，革命让穷人翻身，也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此，双村人“身在山乡，心怀天下”，成为了人民，长期处于政治边陲的村落也成为国家新政治共同体的有机构成。但是，村庄政治并非国家政治的简单微缩，很大程度上，这些初为人民的村民仍然是以村落的经验去实现与革命的结合。许多人都提到，为人尖酸的保长就是被过去的酒友与牌友落井下石的，阶级斗争也成了解决家族和人际矛盾的利器，同为“混混”，历史的选择却使他们或者崛起，或者沦落，所以，直到今天，村里人对保长之死都存在着很不相同的看法。面对着这些是是非非，我不禁感慨命运做弄苍生。我在想，是不是任何伟大和神圣的革命一旦进入到凡夫俗子的生活，都有可能这样去寻找它的归依？这是否也就是柯文（Paul A. Cohen）要强调作为经历者的历史与史家笔下的历史极不相同的原因？
作为经历者的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双村的集体化是我感兴趣的。村里的老人说这里的集体化十分顺利，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这倒更引起我的好奇。因为我已经知道土改对双村土地配置状况的改变并不大，即使是贫农的土地，绝大多数在土改之前也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更为宏观的材料告诉我，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双村）。难道事情真的如一位学者所设问的那样，仅仅因为农民在土改中得到了一些土地，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全部土地，甚至那些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土地？看来这的确有些于理不通。理想化的宣传和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无疑是运动迅速推进的外因，这是许多人都提到过的，那内因呢？促使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的内因是什么？双村调查能否在这方面给我提供某种启发？询问过多个老农，并再一次仔细分析土改前后村里的经济状况，我觉得好像找到了一些答案。斯科特（Scott, J.C.）通过对东南亚农村的研究，认为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下的小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想象的那么理性，双村其实也差不过，从历史和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传统的中国小农恐怕都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公于私的尺度去裁量，至少，从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是历朝历代从官吏到农民都认可的，正是凭借着这一点，历代政府以公共和正义的理由去干预甚至重新配置社会财产的行为也就往往会得到农民，尤其是他们中的赤贫者的拥护。从这一点上来看，历史上屡屡出现的佑贫抑富政策倒与土改有着某种相合之处。由此，我想到，穷人所看重的恐怕不是什么国家对于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反倒可能是希望国家高悬正义之剑，去侵犯和剥夺那些大户们的财产。“扫尽不平方太平”，土改不过是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集体化是否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证明这一点？我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不好妄论，不过，产生这种联想倒的确是来自和一些老贫农的访谈。“我们怕什么？搞集体化我们又不吃亏，吃亏的是他们（指少数经济条件稍好者）。”一些老农是这样回答我的提问的，而村里一些今天还可以称作是“老贫农”（即过去是贫农，现在仍未能脱贫者）的人对土改的怀念及其希望再来一次土改的情绪，也促使我不能不这样地去读解历史。
自从土地改革以后，革命就成为上个世纪中、下叶双村政治的主旋律。与城里的知识分子和官员一谈起这段历史就心绪难平不同，双村的一些老贫农倒是觉得20世纪50–70年代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忆的。老人们喜欢怀旧，尤其是当他们如今已经远离饥饿的威胁，但却又在日复一日品尝小农经济的疾苦、无助与艰辛之时，这种怀旧就更加强烈。事情往往比线性的理论分析更为复杂，人们总是更看重眼前的不公，而对于如今已进入老年的一代农民，他们更是习惯于以年轻时形成的想法来看待现实。例如，面对现在上不起学的儿童，人们不由得怀念那个教育普及，读书几乎不要钱的年代；虽然过去没有听说过现在这么多希奇古怪的医学名词和药品，但那时看病却是便利和有保障的，既使死也多半死在公社医院，不像现在，得了重病如无钱可治，就只能在家里捱日子；过去，农民的社会地位在名义上仅次于工人老大哥，连城里的知青都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像现在，“人看有钱人，狗咬缩脚汉”，“有钱有势神气活现，无钱无权肩挑背磨”；尽管也曾经历过可怕的三年“自然灾害”，村里死了人，但毕竟是事出有因，在挨过最紧张的一阵，重又能捞个半饥半饱后，那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定位却又使他们感到了几分幸运，且“四清”和“文革”对干部的修理也好歹给了人们一个出气的机会；使人感觉反差最大的是干群关系，现在，除非是向你要钱，哪里还能经常看到干部的影子？不像那时，能够给干部提意见，对着干部吼叫，甚至在运动中将干部赶下台而不担心受到惩罚，这在今天想起来就令人振奋！而这在很多人看来就是民主了。其实，又何只是双村的老贫农，我们知识精英中的许多人到现在不仍然将这视为一种民主吗？而这也不正是“五四”以后一直在孜孜以求的一种大众式民主吗？于是，革命便也成为６０年代双村青年的一道精神大餐，他们享受它虽然不如城里的同辈那样充分，但却也同样让他们热血澎湃，激情满怀。革命已经与上几辈双村人结下不解之缘，以至于今天一些人仍然习惯以革命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中的不平事，且随着不平等的加剧，这种复杂的情绪似乎还在增长。
革命和运动终于结束了，随着那场大革文化“命”的运动将革命的精神与激情发挥到极至，几经动员又几经折腾的双村人终于感受到幻象寂灭后的跌落，一夜之间，“农二哥”完成了向完粮纳税角色的回归。品尝完“分田分地真忙”的初期喜悦，重新获得的自由与权利随即就化作了重新品尝小农无助的自由与权利。大集体重新回向村落社会，挣脱大集体的社员重又成为单家独户的小农；政治性聚会的消失使得以红白喜事为核心的种种民间信仰和礼仪重新占据村落的公共空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在革命化年代里也没有真正消失，而只是从公共生活的场面之上被隐匿于场面之下）；各种民间互动的重新崛起，迅速填补由于集体经济的缺失而出现的村庄社会关联网络的真空；贫富悬殊重新出现，曾经作为村庄社会分层标准的阶级意识和阶级标准很快被遗忘，人们又重新以血缘和地缘的经纬去编织村庄社会的秩序，并且以更为熟悉的财富、权力与知识的三元因素去重续对于村庄社会结构的评价，“贫穷耻辱，致富光荣”成了新时期最时髦的口号。总之，神圣被世俗所取代，理想复归于经验，交粮交款与收粮收款再度成为农民和国家互动往来的基本内容。村庄的再造花费了将近20年的时间，最后好像又回到了起点。于是，一切又再一次地开始。
然而，这一切却未必意味着双村人从行为到心理上从此就彻底摆脱了泛政治化时代的影响。大集体虽已解体，人们却往往仍然习惯于自称为“社员”，“大队”、“小队”作为一种行政或地理称谓也时常挂在嘴边。一方面，全控型的治理体制已经消解，但缺乏治理资源的乡村权威若要真的完全不依赖那已成习惯的运动和控制农民的方式，转而寻求所谓现代意义上的科层化和法制化的乡村治理， 恐怕还真的难已运作村政；另一方面，经历过阶级斗争锻炼的群众在面对权势的侵犯时，也往往会发现法治的武器远不如斗争策略来得方便和节约成本，阶级斗争培养了几代习惯于斗争同时也善于斗争的群众，而且在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三农”问题不断边缘化的今天，老老实实，恪尽职守还真的可能难以确保衣食无忧，由此村庄中便产生出一些被称为“大社员”，即所谓“刁民”的人物，（这一称呼本身就具有浓厚的运动色彩），这些“大社员”或者以拖欠甚至拒交来抗衡对其权利的侵害，或者在合法与违法之间与权势者玩起各种以非对非的斗争游戏，这一现象即是斯科特所称的以“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来表达对现实的不合作，但我总感觉在这种官民博弈的后面拖着一条后革命时代留下的长长的影子。
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双村人倒真的成了“去政治”的一代，他们没有受过阶级斗争的熏陶，贫农的后代也尽可与地富的子女同桌喝酒、称兄道弟，而生活则成为他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面对着日益开放，充满诱惑力的外部世界，这一代人明白，要想致富，村庄是不可能提供资源和机会了，村庄已经丧失了经济上的重要意义，不再是一个可以终生依托的锚地。那些或为生活所迫，或者做着发财梦的新一代村民离开了村子，他们到外面去冒险，去感受城里人的生活，成了往返于城乡的漂泊者或“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村庄陌路人。由此，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面临着代际的断裂。代际断裂对于重塑村庄政治文化未必一定都是坏事，问题在于在代际断裂的背景下，所有村庄再造的努力，诸如村庄社会关联的重建，传统人文资源的重拾，以及现代法治和民主的渗入等，都将削弱其应有的意义。离开年轻一代的参与，告别了阶级斗争时代的村庄政治在建立它与历史和未来的连接上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困境。
面对着这九曲一折、循环往复的双村政治，我感触良多，从其最基本的变化趋势看，它无疑回应了此一时期国家宏观政治的变迁，反映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将地方社区纳入超地方的政治共同体及20世纪中、下叶全能主义政治消长两相混合的变奏，但另一方面，微观的村庄社会本身却又以种种地方性知识的力量在反蚀与涵化着这一由上而下，自外向内的变化逻辑。中国的乡土社会不也是这样的吗？一定程度上，正是由无数个像双村这样在时空单位上微不足道的村落的政治构成了20世纪的中国乡村政治，进而构成了此一时期中国底层社会的政治。于是，我向双村人许诺，要写一部既能反映这个时代，也能反映双村人在其间生活和行动的历史。我想要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双村人在跌宕起伏的20世纪百年政治变迁中留下的足迹，再现他们被历史前行的巨轮所碾压出来的生命印迹，我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印迹无法进入由史家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大视野，它们只会作为经历者的记忆而暂存，然后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逝，然而我却想要穿透历史大话语的迷雾，尽力去展现底层苍生在这场社会大变局中那即使是如蝼蚁般的精彩和悲凄，这些底层的精彩与悲凄与伟人们所书写的历史相比十分渺小，却是真正属于双村人自己的政治历史。
《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吴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５月版，25.00元。
（原文刊于《读书》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