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对“公共性”的消解。哲学是根植于“公有现实”的一种理论形态，“公有现实”是哲学的起点与归宿，这点决定了哲学具有追求“公共性”的本性。但由于传统哲学对“公共性”的追求表现为一种极端的样式，导致了后现代主义哲学从哲学的元价值观，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从人的主体性，从哲学的生存论等各个层面对“公共性”追求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拆解和批判。公共性之丧失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重大理论后果，它昭示人们：超越后现代哲学的关键在于在合理的地基上重塑哲学的“公共性”维度。
    【关键词】公共性　公有现实　本体论　认识论　生存论　后现代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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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现在似乎能耳熟能详，但要真正把握这一极其宽泛含糊的概念，必须从其哲学观念入手。奎因等人的新实用主义、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德里达和福柯的解构主义以及科学哲学中图尔敏、库恩、费耶阿本德等人的历史社会学派，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旗帜。
    后现代主义哲学并没有自觉形成系统的理论纲领，也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共同体，因此，对其理论实质，它在哲学史逻辑进程中的地位以及理论前途等根本性问题，人们的看法纷纭不一。本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新时代的怀疑主义哲学，其怀疑与批判的对象正是传统哲学本质性的内容：即对“公共性”的追求。本文完全认同哈贝马斯的如下看法，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就其整个哲学话语而言，它必然表现为与合理性的决裂，它寻求的是一种“已成绝响”的无政府主义，这种无政府主义承继尼采的余绪，主要以两种形式来描述理性以外的东西，这就是被遗忘的存在（M.海德格尔）和昏乱颠狂的主权（T.巴塔伊）。在我们看来，哈氏所谓的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正在于它对公共性的解构与摧毁。
    　　　　一
    （一）要说明“公共性”这一概念，首先必须解释与之紧密相关的另一范畴：即“公有现实”。
    “公有现实”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创造的、我们每个人都共有的生活现实，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它“指一种最内在的理解的、最深层地共有的，由我们所有人分享的信念、价值、习俗、习惯，是构成我们生活体系的一切概念细节之总和。”在每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存在带有普遍性的道德、法律和真理，总会存在着一些事实、一些文化符号系统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都能参与其中，都能与之相耦合，它们构成了人们栖息、筹划、实践于其中的生活世界。
    “公有现实”是哲学的起点和归宿，正是它决定了哲学具有追求“公共性”的本性。哲学是植根于公有现实之中的一种理论形态，它的存在永远从属、决定于公有现实的状况。哲学作为“文明的活的灵魂”，其独特的功能正在于把握、提炼和表达公有现实中深蕴的本质性意义、普遍性价值、真理以及共同的人性内涵。所以，哲学永远有一种超越感性的、无常的现象，从那些非本质的、有限的、变化不定的经验中寻找确定的、普遍的公共性内容的终极指向，它总是力图概括公有现实存在的合法性前提，提供其各领域间得以对话、解释和沟通的基础，并以概念系统的形式表现为自恰的统一性原理。正是在此意义上，哲学才被称作“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对“公共性”的追求，在西方传统哲学那里，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它是传统哲学最根本的理论特征，也因此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的主要对象。
    具体地说，西方传统哲学对公共性的追求在各个层面体现出来，贯彻在本体论、认识论和生存论等各个环节。
    哲学本体论所要寻求的是“存在本身”，“存在本身”不是多，而是万事万物公共的“一”，是绝对自在的，具有终极始因性的存在。在人类童年时期，这种终极存在表现为“万物都由它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存在物，是以一驭万、万物公共地分有并受其制约的“始基”。随着哲学抽象思维的发展，“本体”被认为是物理世界之后支配物理世界的“逻各斯”，它或者是柏拉图的“至善理念”，或者是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推动者”，或者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逻各斯”的寻求，“使得多种多样的现实，能被引导到这个作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且通过它而被规定， 在这个统一性里面被认识”〔1〕。这样，哲学便因而成为一套取消差异，追求同一的整体性观念，成为把握变动中不变者、辨析流动中恒定者的概念系统。所以，我们可以把传统哲学本体论的理论使命概括为寻求万事万物之所以如此的公共性的“道理”或“法则”，并实现对世界合理性的终极理解。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曾经历“认识论转折”，离开认识论的本体论被视为无效。但究其实质，传统认识论与本体论有着共同的致思路数：即都试图对人的认识、道德和生活预设出公共性的规范和“第一原理”。近代哲学自笛卡尔始至康德，最终完成了哲学的认识论化，康德通过“先验自我”的构成性活动，把认识论哲学设想成一门基础性学科，各门学科、各文化领域和各种理论思维在认识论前提的设定中获得了可公约的基础，与此同时哲学也便成为能够为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提供合理性与客观性普遍标准的理性法官。用罗蒂的话说，在认识论哲学中，真理就是与对象相符合，获得知识就是占有正确的表象，人是“自然的镜子”，因此哲学便成为对获得知识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检验、修补和揩净镜子的活动，成为使各种话语方式达成共识的中性框架和公共性基础。
    传统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对公共性的汲汲追求，在其深层结构中隐含着一种生存论的动机和对人类生存——实践的关注，它试图证明：“存在有或者必定有一些永久的与历史无关的模式和框架，在确定理性、知识、实在、善行和正义的性质时，我们最终可以诉诸这些模式和经验”〔2〕。或者如罗蒂所言：“自古希腊时代以来， 西方思想家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证明或者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考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3〕。哲学因此“成为这样一个文化领域， 在这里人们可以脚踏根基……从而发现生命的意义”〔4〕。 传统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对公共性的追求，实质上是在寻求某些稳定的对人类具有普遍适用性或限制性的根本价值，从而为人的生存获取稳妥、安全的支撑点。这或许可以称为哲学在生存论上对公共性的追求。
    然而，传统哲学的公共性追求是以一种极端、绝对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存在着绝对教条主义的倾向。绝对的教条主义与相对的怀疑主义两极相通，传统哲学对公共性的绝对追求成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批判、消解的首要对象，但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清除传统哲学的绝对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清除掉了哲学对公共性的追求，从而使自身呈现为一种新时代的怀疑主义哲学。
    　　　　二
    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公共性追求的解构体现在方方面面，下面，我们将从几个主要的方面展开讨论。
    （一）在哲学的元价值观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强烈反对哲学对公共性的追求。
    后现代主义哲学指出，由于传统哲学对公共性的极力追求，使得哲学成为总括世界普遍法则的客观知识系统。哲学以探求事物的普遍原理和原因，探究认识得以可能的前提为己任，结果，哲学成为指导世界、认识、文化和人类的最高的统一性原理，哲学对于全部的文化和人的存在有着根本的规范性意义。这种理论抱负完全是以往哲学家的梦呓和妄想。罗蒂指出，根本不存在传统哲学由于公共性追寻所导致的本质与现象、内在与外在、基础与表现物的二元对立，没有所谓存在于万物之中作为其本质的“公共性”原理。因此，人们不可能发现永恒不变和普遍有效的真理和结构。哲学的目的不是为所有文化门类寻找一个最终的公共性原理、基础结构和元价值规范，文化不需要一个凌驾于自身之上的“大写的哲学”来裁决自身的合法性。哲学应跃迁为沟通各种文化样式的解释学，探求“公共性”再与哲学无缘。
    至于福柯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更是以消除传统哲学公共性追求为理论使命。“知识型”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中心概念，其含义大致相当于“共识”、“公共意识”，它是特定时期社会群体的共同的无意识结构，决定了那个时期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与范畴，决定着那一时期提出问题的可能方式的思路。但是，福柯“知识型”概念的提出恰恰要否认存在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公共意识”，他强调，不同时期知识型是不同的，从一个时期进入另一个时期，不是由于“发展”，而是由于“转型”，不是由于“延续”，而是由于“断裂”，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否定了19世纪的两个核心术语即连续性与根源性，在断裂的考古学层面上知识与权力相互交织，自主的哲学反思及其虚构的历史统一性被拆解和炸裂”〔5〕。 德里达更是以消解在场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为旨归，“延异”作为其消解策略取消了在场并置差异于本源地位，只有“差异性”，没有“公共性”和“同一性”，这便是德里达的元哲学立场。
    如上所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元哲学价值问题上，反对哲学成为世界和人的认识公共的统一性原理，否认能达到对事物总体本质即“总体同一性”的认识，要求哲学放弃服从“真理”的使命，扬弃指向中心性的交流与共识而走向差异与误读，“公共性”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以往哲学为自己设立的虚幻而不切实际的目标。　 （二）与哲学元价值观上的颠覆相应， 后现代主义哲学在逻辑上必然既消解以实体主义为中心的传统本体论，又坚决舍弃认识论中心主义。如前所述，传统哲学对公共性的顽强追求，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里都得到充分地体现。哲学本体论试图寻求以一驭万的世界的本体论构架，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看来，无异于走上了毫无意义的理论歧路。哲学解释学对本文“原意”的取消清除了实体性的僵化概念，海德格尔以对存在的本原性体验实现了对“存在者的颠覆”，德里达的名言是：“除了本文以外，什么也没有”，他以“延异”的方法把所指和能指全消融在语言的本文世界之中，“实体”在其中再无立足之地。罗蒂则以对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批判而驰名，他把认识论中心主义称为“镜喻哲学”，这种镜喻哲学标榜认识论，试图为人类各文化种类建立一种等级秩序，在走向后现代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摧毁对心的哲学的信任，使人们丧失对镜喻本质的信心，从而走向“后哲学文化”。
    对传统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中心主义的解构，消除了现象与本质、表层与深层、真实与非真实、所指与能指的区分和对立，从本质和深层走向了现象和表层，整个世界成为一堆表述的本文。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一种反“深度”的平面哲学。
    （三）对传统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消解，必然会导致正面向公共性和同一性宣战，竭力为差异作辩护，最终走向否定任何元语言、元叙述的思维向度。
    科学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拱心石，它一直拥有一套证明自身合法性的典型规范，但在后现代哲学家那里，科学已失去了文化典范的资格，图尔敏、库恩、费耶阿本德这些科学哲学家提出：“范式不可通约”，科学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约定和对游戏规约的相互认可，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是“发明语言游戏的新的‘棋招’，甚至新的规则”〔6〕。哲学无权也无能为科学提供合法性依据。
    利奥塔德也指出：传统哲学本体论与认识论中心主义试图为科学寻求合法性终极标准的理想（无叙事）已经破灭，后现代文明是一个多无、兼容的时代，人们不再寻求公共性的、本质性的“无叙事”，而习惯于冲突、悖论和断裂，满足于“局部叙事”和“小型叙事”。在其代表作《后现代知识状况》一书的结束，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立场：“让我们向同一整体宣战；让我们成为那不可表现者的见证人；让我们持续开发各种差异并为‘差异性’的声誉而努力”〔7〕。
    至于德里达更是以“差异”作为其哲学的徽章。他再三强调：“延异既表明意义条件既定差别的状况，也表明那种使意义产生差别的行为”〔8〕。“延异是一种不能基于在场（presence）/缺席（absence ）的对立来理解的结构和运动。延异是对无素得以区分的差异、差异的踪迹、分隔所进行的总的游戏……”〔9〕。
    对差异的强调，是对公共性的正面解构。这种解构的理论归宿将必然是对人自身的解构。
    （四）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构。后现代主义哲学解构同一性和公共性，强调差异性，其最终的目的是要消解人的主体性。
    整个近代以来，传统哲学认为：人之为人，是因为人有“主体性”，主体性是人“公共的本质属性”，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始，到康德赋之以先验的哲学基础，再到黑格尔的“绝对之知”的主体，主体性一直是哲学家们共同的逻辑出发点。“人是认识、权力与价值的主体”这一中心观念构成了近代哲学关于人的自我意识。
    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把这种对人的主体性的认同当作“权力膨胀”的根源。如果主体性如黑格尔所述的被视为绝对之知，那么，它将必然导致权力的绝对化，导致言路的僵化和封闭。因此，后现代主义哲学坚决否认存在人之为人的共同的“主体性”，其论点可概括为两方面的内容：（1）强调人的异质性、差别性，不存在“大写的主体”， 每个人都是中心，每个人都是主体，因此也便无所谓中心和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是不可通约的；（2 ）人被称为主体其实是被一种幻象所欺骗的结果，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权力和制度的因素，人总是受制于权力与制度，并没有真正的自主性。
    最后的结论便是福柯的论断：人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抽象，一个虚构，后现代哲学将结束寻求关于人之为人的公共本性的任何企图，在这个哲学里：“人将消失，尼采思想所宣布的不是上帝之死，而随之而来的是与之有着深刻关联的凶手的末日”〔10〕。“人的死亡”是“后现代文明”的真正起点。
    　　　　三
    以上从四个方面概述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这四个方面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其共同点都是对传统哲学公共性追求的反叛与质疑。这种反叛与质疑在我们看来，其最深层的底蕴是“理性信念的失落”和“生存信念的坍塌”。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中心主义的消解，对同一性的解构，对主体性的摧毁，最终要消解的是人类生存意义的统一性：怎么都行，什么都有可能，每一种意义都有道理，再无人类共同遵循的中心意义了。人类失去了生存论上的支撑与依托。
    这种对中心意义的消解形成了后现代主义哲学特有的迷惘和悲观的气质。它通过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质疑，同时也便动摇了传统哲学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大厦。它拆掉传统哲学对公共的、中心的意义根基的探寻，使人生面对一个生命意义匮乏的“空白荒地的边缘”。它不仅宣称“上帝已死”，而且宣称“人已死亡”，把几千年西方文化所奠定的道德价值与人生信念放逐到意义丧失的黑暗之中。帕斯卡尔曾言：“我们想抓住某一点把自己固定下来，可是它却荡漾着离开了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为我们停留，……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找一块坚固的地基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一座能上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11〕。这段话能十分深刻而传神地表现出后现代主义哲学在生存论上的基本状况，帕斯卡尔可谓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先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尔·贝尔深刻地指出：后现代主义真正的问题是信仰问题，弗兰克则称之为“无意义生活之痛苦。”
    人类不能长时期地忍受无意义的生活，人类需要一个值得人生活的、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人类需要走出和超越后现代主义哲学。纵观当代思想界，或者是伽达默尔重建实践哲学的理想、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吁求、杰姆逊对新历史主义的提倡以及丹尼尔·贝尔对“新宗教”的建构，或者是蒂利希的“敢于绝望的勇气”、汉斯·昆对现代范式中普世神学的发展，他们的工作是否能为哲学走出后现代，重建理性信念提供某种启示呢？
    注：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385页。
    〔2〕伯恩施坦：《超越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第9页。
    〔3〕〔4〕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1～2页。
    〔5〕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第210页。
    〔6〕〔10 〕转摘自：孙慕天《文明的理论和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7〕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24页。
    〔8〕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英文版，第131页。
    〔9〕德里达：《立场》英文版，第27页。
    〔11〕帕斯卡尔：《思想录》第33页。
    　　　　 （作者贺来，1969年生，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