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中国司法领域风生水起，从习水“嫖宿幼女案”到杭州“飙车案”，从深圳“金首饰案”到湖北“女服务员刺官案”，再加上湖南的“罗彩霞案”，多起个案在舆论的强烈关注下迅速演变成轰动全国的“影响性诉讼”，汹涌的舆情对承办案件的地方司法机关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目前情况看，这些个案在舆论漩涡中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贵州习水案已被提级审理，遵义市人民检察院将被告袁荣会的起诉罪名改为“强迫卖淫罪”；杭州飙车案在重新鉴定之后也有了新进展，17日下午，杭州市检察院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胡斌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批准逮捕；5月18日，湖北省巴东县公安局向媒体通报了“女服务员刺官案”的相关细节和情况，邓玉娇因涉嫌故意杀人而被刑拘；同时，备受关注的“罗彩霞案”也已在天津市西青区法院正式立案。

虽然这些案件都尚未进入最终的审理阶段，有的还在侦查过程当中，但舆论监督却在公民知情权和言论自由权的保障下提前介入，营造出强烈的舆情反应。可以说，上述案件的法律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寄托着民众对司法正义的期待。无论是对办案过程中信息发布的呼吁，还是对具体法律问题的质疑与追问，舆论的强势介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法律权威的传递，同时也彰显出司法在当今社会中的重大价值。但与此同时，汹涌的舆情对司法机关而言也是一种考验，尤其是对尚不成熟的地方司法机关而言，能否在舆论的漩涡中保持清醒的司法理性，同时又能化解纷繁复杂的舆论质疑，无疑是一项艰巨的日常性课题。

司法对待舆论，首先必须恪守自身的专业理性。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司法作为适用法律的一种官方活动，在职业属性上最忌讳“头脑发热”。许多国家之所以强调年长者当法官，除了经验上的考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有年长者较之年轻者更倾向于冷静。相反，舆论监督却崇尚“热度”，其中难免夹杂着非理性的因素。像习水案，舆论对官员和幼女这一强烈反差性身份的强调，一下就捅到了民意道德的“马蜂窝”，在道德谴责的激愤之中，一些评论直接将矛头指向公诉的罪名。而深圳的“金首饰案”，媒体出于传播效应将该案帖上“许霆案第二”的标签，完全忽略了对案件事实的法律分析。在杭州“飙车案”中，许多新闻也刻意突出了“富家子弟”，从而将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容易引起社会误解的影响性案件。

应当承认，这些案件在舆论传播上有许多符合“影响性诉讼”的特征，而媒体的传播也合乎舆论监督的自身逻辑。但作为司法机关，对于此种舆论背后的民意“成分”，必须有独立的判断，不能因为舆论的影响而丧失司法的基本理性。舆论之所以不能代替司法，就在于法律判断的专业性。而法律问题的研判，往往并不合乎常人的道德伦理。在这种专业隔阂下，司法机关能否排除舆论的影响，专心于事实的调查与法律的分析，最终在事实基础上作出客观、准确的法律判断，就显得尤为可贵。

对司法理性的坚守固然重要，但这种专业判断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关上大门“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舆论监督“置若罔闻”。聪敏的做法应当是加强与舆论的沟通，通过及时而准确的释法、释疑来消除公众的误解，并引导舆论向合乎法治理性的方向发展。就这方面而言，一些机关在上述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是有深刻教训的。例如习水案，不仅当初检方的“解释”让人匪夷所思，引起民众对控方“选择罪名”的动机提出怀疑，至今也未见司法机关就“嫖宿幼女罪”作出令人信服的释疑，如此势必会加深司法与民众的隔阂，扩大专业鸿沟下的舆论裂痕。在杭州飙车案中，检方的回应也避重就轻，只提供了胡斌涉嫌交通肇事罪的理据，而没有给出为什么胡斌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理由。

司法赢取舆论赞誉的资本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社会事实进行最权威的法律阐释。像对“女服务员刀刺官员”的行为，究竟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杀人，对于习水官员的行为在定罪上为何更符合“嫖宿幼女罪”而不是“强奸罪”，罗彩霞的受教育权主张面临哪些法律困境，“金首饰案”与许霆案存在哪些事实与法律运用上的区别等，都需要司法机关在详细的事实支撑上作出令人信服的法律解答。其实在很多时候，司法机关的做法是合乎法律标准的，但却缺乏必要的解释，反而招致责难。

现代社会，司法与舆论的关系向来较为微妙，二者各自所体现出来的正义价值与言论自由价值原本互不冲突，但在具体案件的正义运送过程中，崇尚自治的司法却往往绕不过以强大民意为后盾的舆论监督。在这种背景中，一个专业而睿智的司法系统，将会在释法、释疑的过程中将司法决策的理由公布于众，主动寻求民众的理解与支持，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公信力丧失。同时，在与舆论互动交流的过程中，司法机关能够及时向社会传递现代法治文化，培育公民理性的法治思维，从而为法治社会的构建作出独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