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鸿生的学问，一向是佩服的。1991年，我应鸿生之邀，到河南参加他参与主持的一次会议。那次与会代表，多是思想界新锐人物，话题多半围绕“语言学转向”，从维特根斯坦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从公共话语到私人语言，从郑州一路再争辩到平顶山，鸿生始终乐在其中。现在多有“跨学科”一说，那时候，鸿生已经跨得很远。坦白地说，我于哲学基本属于井底之蛙，对鸿生之高论，表面恭维，内心却是不甚了了。等我恍然梦醒，再想追赶，鸿生已经一骑绝尘了。

    《叙事与中国经验》便是鸿生近年来的思考结晶，哲学的锋芒隐含在文学的批评之中，批评之中便折射出思想的深邃。鸿生并不是高产的学者，惟其如此，文章更见用力之处。鸿生长于思辨，故对西哲多有垂青，又重于人心，疏于世故，当年推崇潘婧的《抒情年代》，近年更是急欲为新诗张帜，凡此种种，可略见鸿生治学之理路。当然，这样说，未免有点把鸿生简单化了，这些年，鸿生是有转变的，从海德格尔到马克思，暗含了知识者一路的追寻和回寻。鸿生早年经历坎坷，亦曾挥斥方遒，这便决定了他不可能是彻底的象牙塔中人；因为对文学的热爱，便对文学多有索求，甚至苛求，这或许说明了他为何仍然对文学批评多有借重。但问题的关键仍然是现实的逼仄，也许，30年前朦胧的问题现在反倒明朗，30年前无法体察的事物现在已经铭刻在心。因此，在鸿生的这本书中，比如《文化批评:政治与伦理》，等等，隐略可见思想的变迁痕迹。的确，非独鸿生，近年，文化研究和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原因多多，但共通之处，即是对国家、民族、集体、个人等等概念的重新思考乃至重新辨析。但这也不代表鸿生就此“政治”或者“文化研究”了，相反，在这些“大辞条”(比如“民族国家”)的思考中，鸿生倒更加关注“小辞条”(比如“个人”)，不仅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而且力图为文学重新寻找“安顿”之处。但是这一“安顿”之处并非全然是“审美”，因为在鸿生看来: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文学艺术的主要价值全被汇入了‘审美’的乌托邦银行”。

    的确，自从有了康德，“审美”往往成为一面高高飘扬的解放的旗帜，并成为文学的不证自明的叙事前提，但也因此引起诸多不同的批评。比如在施密特看来，所谓“审美化的普遍过程，仅仅是以审美手段把精神生活的其它领域也私人化。……当审美被绝对化并被提升到顶点时，包括艺术在内的一切事物，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成了虚假的东西”。米尔斯则进而反对那种认为“人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源于其自身难以驾驭的野性和被禁锢的阴暗力量”的断言，相反认为，目前“人的主要危险”，恰恰“在于当代社会本身不受约束的力量，这表现在社会中使人异化的生产方式，笼罩全社会的政治统治手段，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总之，对人的‘天性’及其生活境况和目标的普遍改造”。显然，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学家看来，这样的“艺术哪里还有社会性”。如果说，这样的批评会引起文学的反感，那么，米尔斯为社会学乃至“其它文化工作者”确定的学术使命是“搞清当代焦虑和淡漠的要素”，恐怕难以为我们所拒绝。当然，在这一所谓的“社会性”中，一些论者或许会感觉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可能，这样的说法未免失之简单。如果说，当代社会的“不受约束的力量”源于一种高度的抽象性或虚拟性(这也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那么，与之对抗的方式就不可能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所能完全承担的。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因此——在鸿生看来，也就是所谓“审美”乌托邦的破产——而引起了鸿生巨大的焦虑。近年来，鸿生暂时放弃了纯粹理论的讨论，反而写了许多的具体的文学批评，可能就源于这一焦虑，他企图在文本的分析中，在作家的感性的实践中，寻找另外一种叙事的可能性。当然，我不知道鸿生的这种期望有没有落空。如果说，因为对“审美”(背后是“个人”)的反思，就此认定鸿生已经“左翼”，那是不确切的，以鸿生的经历，对“极左”有一种天然的警惕。但是，反过来，只要认真地进入“社会性”的思考，说鸿生没有丝毫的“左翼”认同，那也是不确切的。我想，鸿生近年来的焦虑，正在于他的徘徊和犹豫。这从本书中的某些常见的句式就可略知一二。在讨论潘婧的《抒情年代》时，强调它是“反抒情的”，也是“反冷漠的”；讨论阎连科的《受活》时，又强调“反乌托邦的乌托邦”；讨论“文化研究”，则反复强调“大辞条”和“小辞条”的转换可能，等等。这样的讨论，最后能够落实下来的，可能就是什么什么的“之间”了。这一“之间”的形式化，可能在鸿生看来就是“叙事”，而支撑“叙事”的，则是伦理，叙事而又伦理，就是鸿生近年来思考最多的“叙事伦理”。

    我兴趣更大的，倒是他的一篇短文《湿润的目光——伯尔与陈应松笔下的两个血案》。在文章中，鸿生一方面痛斥“现在的中国文化人简直比任何一代前辈都要势利、都要冷漠”，但另一方面，落实到叙述，鸿生又提出“适当的节制与距离”，所谓“节制”，在鸿生看来:“首先是伦理性的叙述态度，其次才是技术性的叙述方法”。这其中固然含有鸿生尊重读者的愿望，即读者不可被“作者的主观意向过度控制”，也同时包含了对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的充分尊重。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是鸿生在此表达了对作者(也是自我)的不甚信任。这一“不信任”是深刻的，蕴含了对“观念”(包括因此的“再现”)的深刻怀疑。或许，鸿生会因此强调叙述伦理首先是一种叙述态度，这一态度还可能表现为某种禁忌的确立，并因了这一禁忌而划定叙述的边界。在不可言说的地方慎言慎行，甚至不再言说。因此，它需要另一种形式的创新。

    当然，这个问题是需要讨论的，禁忌由谁确立，边界又如何划定，如果没有“观念”，又如何照亮历史和现实，知识者的位置究竟是什么，等等。但我仍然欣赏鸿生的“态度”一说，因为在这一“态度”中，我察觉到了知识者的责任，自重也是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