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企业家：中国公司法修改体现国际化趋势
　 　在中国公司业已开始大规模国际化之后，立法者终于开始努力将国际规则引入十几年前制定的法律中了。
　 　自1994年公布以来，关于《公司法》的话题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虽然《公司法》在1999年和2004年分别做了两次修改，但幅度很小，“与其称之为修改，不如说是没改，”一位法学专家这么评价。
　 　但这次不一样。在2月28日闭幕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公司法》修改草案首次被提交审议。新的草案共11章263条，其中新增加44条，删除13条，修改91条，仅此就可以看出修改的幅度之大。而且，很多重要条款作出了重大修改。
　 　从内容上来说，此次《公司法》的修改主要可以分为对“资本制度”和“治理制度”的修改。虽然条款繁多，但并不出所有人意料地，修改草案的大方向是引入国际规则。
　 　在资本制度方面，修改草案降低了企业设立和融资的门槛。例如，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要求由10万元猛降至3万元，公司上市的股本要求由5000万元降到了3000万元。此外，现行《公司法》规定，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而草案仅提出了公司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概括要求，而无具体规定。
　 　这显然是中小企业和创业型科技企业所乐见。对于这类企业来说，连续三年盈利是很高的门槛，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的叶小伟律师认为。假如成长型企业今后希望在国内创业板市场上市，那么取消这条规定无疑是为此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本身就是对国际规则的一种认可，因为在国际上，成长型企业一般都是看重未来，有一种“高投入-高产出-高风险”的特点，所以资本市场对于近期成效的要求比传统企业低，例如香港联交所的创业板市场也不需要连续三年盈利的标准，而主板市场就需要。
　 　现行《公司法》还规定公司的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但修改之后，这个比例上升为70%，并且是“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这一条非常重要，”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运营官霍康(Carl E. Walter)说，“以往的规定使得很多公司没有必要地注册了双倍的资本，结果造成了资本的大量浪费。”他指出，最近成立的高华证券就是一例，高盛中国按照合约要求负担其中三分之二的资本，也就是7000多万，但由于50%的限制，最后使得必须注册1.4亿的资本才行，但剩下的7000多万完全是放在那里。中金公司也是如此，根本不需要1亿的资金。
　 　在公司治理制度上，《公司法》修改草案一方面加强了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同时也体现了对公司自治的更多尊重。
　 　通过对关联交易、控股股东行为的限制和监察，以及加强独董和监事权力的做法，修改草案希望着力维护上市公司的整体利益，也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例如今后股东可以代表自己或者公司来起诉管理层，而这是国际上普遍奉行的原则，尤其是在2000年以来西方公司丑闻出现高发之后。
　 　对此，叶小伟认为最大的意义就是使中国公司更加熟悉国际规则，一旦它们前往境外上市，也比较容易按国际规则行事，“采用一致的规则，可以有效提高公司的信誉，外国投资者也更容易接受一些”。
　 　修改草案中最为微言大义的10个字为“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原《公司法》中许多强制性规定由此成为“任意性”规定。参加了此次《公司法》修改工作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认为这10个字“太重要了”，它意味着只要公司章程有所规定，而且不违反其他相关法律，就可以不遵照《公司法》中的规定。“换句话说，公司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自己给自己订立规则，”叶林对《环球企业家》说，“这体现了一个我们长期忽视但非常重要的国际原则——投资者自己出钱自己承担风险”。在新的修改草案中，“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出现了数十次，而过去仅有3到5次。
　 　在法律专家和跨国公司人士的眼中，新修改草案与真正的国际标准还有很大距离，仅“厚度”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香港的《公司法》是一本大书，而修改草案仅有260余条，”叶小伟说。而如果从立法的基本思路而言，此次修改也算不上大改，全球公司的潮流越来越倾向于英美法系“公司本位”的今天，我国的公司法仍然是国家本位和国企本位，这次修改草案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最多只能说是国家本位和公司本位并存的“中改”。
　 　不过，监管部门对如何监管上市公司也有自己的看法。有证券监管部门人士表示，修订草案取消了公司上市前连续3年盈利的规定，这是公司上市中唯一的硬条款，取消之后，公司上市全部是软条款，监管肯定是大问题。
　 　此外，修改草案留而未动的一个大问题是，它与《破产法》、《证券法》、《三资企业法》的修订工作没有充分的协调，比如《公司法》中的关于“公司重整”的规定，跟《破产法》中的“重整”不是一个概念，而它与“外资三法”的对接仍然未提上日程。“《公司法》修改应与《证券法》、《三资企业法》、《破产法》等法律的修改协调联动进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教授认为。
　 对此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在对草案作说明时指出，对于“各方面普遍关注、意见比较一致、实践又需要、修改条件已经比较成熟”的意见，修订草案尽量予以采纳吸收；对于一些“从长远看有一定道理”，“但目前修改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的”，这次没有作修改；对于有关方面争议比较大的一些问题，这次也未作修改。而有学者乐观地认为，根据他对“国际经验”的观察，这次修改之后，下一次修订可能在一两年之内。
　 　在英国，从19世纪末就形成了每隔20年左右就对公司法进行全面审查修订的惯例，而近几十年的修订更为频繁；日本近几年也连续对公司法进行修改，最多时一年修改两次；在我国台湾地区，2001年进行的“公司法”修订已是第12次。
　 　在对《公司法》有更多的期望之前，还有两个现实问题需要回答，那就是修改草案能否通过？什么时候可以通过？对于第一个问题，熟悉内情的人士虽然表示乐观，但也没有完全的把握；对于第二个问题，从程序上说，在2月首次审议之后，草案会进行修改，复议大概会在今年6月，一切顺利的话，6月底7月初新法就可以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