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9日—11日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林喆女士，受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来我校讲学。11月9日下午在吉林大学前卫校区东荣大厦A区3楼“法律思想者”学园，林喆教授为我中心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题为“‘行乞权’之争的法理误区”的讲座。讲座由我中心邓正来教授主持。
林喆教授从2003年底，由北京交通委法制处牵头起草的《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送审稿）的公布而引发的人们对乞丐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行乞权”的争论入手（此办法规定在车站出入口、车站内或列车内禁止乞讨、卖艺、吸烟），阐述了她关于“行乞权”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她认为，乞丐是指以乞讨为谋生手段的人或人群，乞讨是乞丐的日常行为，乞丐有无“行乞权”，其实说的是公民有没有乞讨的权利。她认为：首先，严格地说，乞丐行为从来都不是一种被社会道德或国家法律所倡导的行为；其次，行乞自由即便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它也不是无度的，它的界限是公共秩序和安全。《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的出台表明了法对于乞讨行为的管理和限制。但必须指出的是，第一，该法不是一部禁止乞讨行为的法律文件，而是一部在内容上涉及限制乞讨行为范围的地方性法律文件，对乞讨的行为加以限制是出于公益的考虑。第二，它的出台并不是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否定，行乞权不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该法实际上是将一项习惯权利纳入法制的轨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表明了在此范围内行乞行为的被允许和合法性。她认为，乞丐群体的存在的根源是贫困，消除乞丐现象，除了加强对公民的“自强自立”的道德教育外，关键在于铲除产生它们的贫困根源，即面对日益增多的城市乞丐，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行乞权”是否存在，而是如何建立一种对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们进行援助的完备的社会救济体系和制度。
林喆教授还对“乞讨权利无须法律来证明”、“‘生存权高于一切’，行乞权是生存权”、“行乞权是穷人的道德权利”等国内学者针对她以上观点的批评观点作了反驳。她认为，在行乞权之争中，暴露了长期以来法理学上的以及近些年来人们在人权概念上的种种误区。她列举了三种误区，即“法无明文规定之处即可作权利的推定”、“将人权作为一种排除义务的绝对权利”、“以绝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社会宽容”，并对这三种误区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2004年11月11日在吉林大学前卫校区东荣大厦A区3楼“法律思想者”学园，林喆教授为我中心博士、硕士研究生作了题为“商家选择权和公民平等权”的讲座。讲座由李拥军老师主持。林喆教授以 “蓝月亮”事件、“罗杰斯”案等两个近年来发生在国内的消费者消费被拒的典型案礼入手，分析了商家选择权和公民平等权的冲突问题。她认为，商家无权以自己的选择权排斥公民的平等权，或者说在这两权发生冲突时，公民的平等权可以优先考虑，理由大致如下：1、商家和消费者的社会角色不同。商家以营利为目的，是服务主体，消费者以消费为目的，是享受主体，享受主体可以自由的选择服务主体，而服务主体却不能自由的选择消费主体。2、商家和消费者的强弱地位不同。商家往往处于强势地位，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现代社会的消费中两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由于信息不灵消费者极易受到欺骗，加之消费时消费者往往以个体的身份出现，所以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就更加明显，于是，出于公平的考虑，商家的选择权应受到限制，公民的平等权应得到保护。3、商家没有权利在法律和社会道德之外另设自己的规则，且这种规则旨在为消费者设定义务、为自己免除责任。这也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之所以规定禁止商家以格式合同、店堂告示为自己免责条款的立法意图。4、公民平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它与人的尊严相联系，是人生存与安全的基础。
从以上的两个案例的分析，林喆教授介绍了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少数人原则”，指出了“否定单个人的权利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理论的误区所在。她认为，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来满足多数人利益的所谓的“多数人原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表现。她强调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要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要将少数人的权利与多数人的权利平等保护。
林喆教授的这次讲座与以往的其他学者的讲座不同，她先从案例入手，从案例分析中引出主题。她一面叙述案例，一面作理论分析，夹叙夹议，她的理论始终与案例相结合，她的案例分析始终以法学理论为依托，循序渐进，层层推演，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她的讲授风格与我吉林大学法学理论学科在教学中所倡导的“以生活揭示法理、以法理透视生活”的思想不谋而合，因而深受广大同学的喜爱。
附1：林喆教授简介
林喆，女 ，1953年2月4日生，汉族，浙江镇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曾任云南大学法律系法律史教研室主任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宪法室副主任，现任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专业：法史学、法理学、法哲学。研究领域：法哲学的基本范畴、体系，尤其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及反腐败问题。主要代表著作：《公民权利义务通论》（群众出版社1994年版）、《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黑格尔的法权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权力的法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法律思维学导论》（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代表论文：《法律权利概念的解说》（《法学》1991年第6期）、《权力腐败的根源及根源性的反腐败》、《权力的交换与交换中的权力》、《权利补偿：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析再就业工程中的权利救济现象》（《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 最喜欢读的书：文学类（国外如俄国、英国、法国近代小说，国内如余秋雨、梁晓声、史铁生等人的散文）。最信奉的格言：永不言放弃，最推崇的治学作风：严谨、踏实、思辨、锲而不舍。
附2：梁晓声先生的一篇散文
人和书的亲情
梁晓声
大约在三十年前，一个上海女孩儿成了云南插队知青。她可算是知青一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了，才十四五岁。她是个秀丽的上海女孩儿，曾被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邀请去试过镜头。女孩儿的父母作为大学里的领导，“文革”中在劫难逃，被首批打入另类。女孩儿的家自然也是被抄过的了。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家一旦被抄，那么便再也找不到一本书了。
女孩儿特伤心，为那些无辜的书哭过。
然而这女孩儿天生是乐观的，因为她已经读过不少名著了。书中某些优秀的人物，那时就安慰她，开导她，告诉她人逢乱世，襟怀开阔、乐观向上是多么重要。
艰苦的劳动女孩儿只当是体魄锤炼；村荒地远女孩儿只当是人生的考验。女孩儿用歌唱和笑容，以青春的本能向那个时代强调和证明着她的乐观。
但女孩儿也有独自忧郁的时候。对于一个爱看书的女孩儿，哪儿都发现不了一本书的时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时代呵！
一次女孩儿被指派去开什么会，傍晚在一家小饭馆讨水喝，非常偶然地，她一眼看到了一本书。那一本书在一张竹榻下面。人爬不到竹榻下面是拿不到那一本书的。女孩儿的眼睛一旦发现了那一本书，目光就再也离不开它了。
那究竟会是一本什么书呢？
不管是什么书，总之是一本书啊！
那是一个人人都将粮票看得十分宝贵的年代。在女孩儿眼里，竹榻下那一本书简直等于拾斤，不，简直等于一百斤粮票哇！
女孩儿的心激动地怦怦跳。眼睛都发亮了！女孩儿颤抖着声音问：“那……是谁的书？……喏，竹榻下面那一本书……”
大口大口地吃着饭的男人们放下了碗，男人们擎着酒杯的手僵住了，热闹的划拳行令之声停止了……
小饭馆里那时一片肃静，每一个人的目光都注视在女孩儿身上———人们似乎已经好几个世纪没听到过“书”这个字了，似乎早已忘了书是什么……
“书……竹榻下那一本书……谁的？……”
女孩儿一手伸入衣兜，一手指向竹榻下———她打算用兜里仅有的几角钱买下那一本书，无论那是一本什么书。而兜里那几角钱，是她的饭钱。为了得到那一本书，她宁肯挨饿了……
一个男人终于回答她：“别管谁的，你若爬到竹榻下拿到手，就归你了！”
女孩儿喜上眉梢，乐了。
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于是，十四五岁的、秀丽的、已是云南插队知青的这一个女孩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即往地上一趴，就朝竹榻下面那一本书爬去———云南的竹榻才离地面多高哇，女孩儿根本不顾惜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了，全身匍匐着朝那一本书爬去……
当女孩儿手拿着那一本书从竹榻下爬出来时，不仅衣服裤子脏了，连脸儿也弄脏了，头发上满是灰……
但女孩儿的眼睛是更亮晶晶的了，因为她已经将那一本书拿在自己手里了呀！
“你们男人可要说话算话！现在这一本书属于我了！……”
小饭馆里又是一片肃静。
女孩儿疑惑了，双手紧紧将书按在胸前，惟恐被人夺去……
大男人们脸上的表情，那一时刻，也都变得肃然了……
女孩儿突然一扭身，夺门而出，一口气跑出了那小镇，确信身后无人追来才站住看那一本书———书很脏了，书页缺残了被虫和老鼠咬过了———但那也是宝贵的呀！
女孩儿细心地将那一本书的残页贴补上了，爱惜地为它包上了雪白的书皮……
如今，当年的女孩儿已经是妈妈了。她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位哲学博士中的首位女博士。她后来成为博士，不见得和当年那一本书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但当年那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知青爱书的心情，细想想，不是挺动人的么？
人之爱书，也是足以爱得很可爱的呀…… （本文选自《读者》，总1537期）
注： 那一本书是《青年近卫军》，是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1945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卫国战争时期克拉斯顿诺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同德寇英勇斗争的故事。塑造了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形象。这部书曾对我国青年产生过较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