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追寻本体是哲学存在的根据，对本体的反思与表征则是哲学存在的方式。　
    一、追寻本体　
    哲学为何存在？这是对哲学的最朴实无华而又最切中要害的追问。这个追问不仅直指哲学存在的根据，而且直接把哲学存在的根据诉诸于人类的存在。　
    哲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在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并实现人类的自我发展的各种基本方式中，哲学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和独特价值何在？这就是对哲学存在的人类性根据的追问。这种追问，把对“哲学为何存在”的追问诉诸于对“人是怎样的存在”的追问。　
    人的存在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的生命活动不是动物式的“生存”活动，而是人所独有的“生活”活动。人的“生活”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的全部指向与价值，在于使世界满足人类本身的需要，把世界变成对人来说是“真善美”相统一的世界。具有历史展开性的实践活动是人类思维的最切近本质的基础。基于人类实践本性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的”思维的“至上”性的要求。　
    人类思维的“至上”性渴求，不仅是基于人类存在的实践本性，而且是实现人类存在的实践本性。人的实践活动是把“目的”对象化、使“理想”变为“现实”的活动，即：一方面是使世界的“现实性”变成“非现实性”，另一方面则是使人的“理想性”变成真正的“现实性”，从而使世界变成按照人的理想所创造的现实。人类的这种变“理想”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一个无限的历史展开过程，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理想性是一种无限的指向性，因此，基于人类实践的人类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上把握世界、解释世界和确认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与价值。这就是人类思维的哲学追求——对“本体”的追求。　
    哲学对“本体”的寻求，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理论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是一种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关怀。本体论的终极关怀具有三重基本内涵：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寻求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探索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显而易见，无论是对世界统一性和知识统一性的关怀，还是对意义统一性的关怀，对于作为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的人类来说，都不是一个是否“应当”的问题，而只能是一个“如何”关怀的问题。　
    值得深思的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本体论的三重内涵既不是相互割裂的，也不是相互并列的。如果把本体论的三重内涵割裂开来、并列起来，就会导致三种不同的哲学立场：其一，孤立地把哲学的本性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存在”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经验化”，以至造成实体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某种“始基”、“基质”或“原子”、“基因”式的“实体”性的存在；其二，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解释”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科学化”，以至造成知识论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普遍理性”或普遍原理”；其三，孤立地把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归结为对“终极价值”的寻求，就会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艺术化”，以至造成诗化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当作某种主观意愿的表达。这三种哲学立场所导致的共同后果，就是在哲学寻求“本体”的根基上造成存在论、真理论和价值论的分裂。　
    哲学对终级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寻求，它所关注的不是何者为真、何者为善、何者为美，而是把“真”、“善”，“美”作为主词而予以探寻和追究，这集中地体现了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义：为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判断。解释评价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意义的“本体”，既不是某种实体性的“终极存在”，又不是某种知识性的“终极解释”，也不是某种主观化的“终极价值”，而是以寻求“终极存在”、终级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方式，为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行为追寻“根据”、“标准”和“尺度”。哲学本体论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意义，使其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常识的等等）中，在人类创建的全部知识体系（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等）中，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即：以其所承诺的“本体”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在这个意义上，本体论就是哲学世界观。　
    在对哲学本体论的理解中，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本体”的寻求即是矛盾，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它所承诺的“本体”及其对“本体”的理解和解释，都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而哲学本体论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的“本体”视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因此哲学本体论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它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内在统一的“基本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基本原理”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本体论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本体论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或“基本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身为根据，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们总是在相互批判中揭露对方的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本体论的解释循环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又是哲学本体论的自我矛盾。　
    如何对待哲学本体论的内在矛盾，使哲学从原则上区分为“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传统哲学”之所以“传统”，就在于全部的传统哲学——无论是旧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本体”。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样，它就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抽象对立、永恒不变的存在。这是一种统治人类几千年的非历史的、超历史的、僵化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现代哲学”之所以“现代”，就在于现代哲学从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变革，从人类的历史发展出发去理解哲学的本体论追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看待哲学，也就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哲学，哲学的“本体论”就发生了真正的革命：人类在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事物并规范自己思想和行为的“本体”观念，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其历史的进步性而言，人们在自己的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就是该时代的人类所达到的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具有绝对性；就其历史的局限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而具有相对性；就其历史的可能性而言，人们在自己时代所承诺的“本体”，正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发展提供现实的可能性。这种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展开的本体论追求，正是一种为人类提供“辩证智慧”的辩证法理论。　
    二、反思本体　
    关于哲学的存在方式，人们经常用“反思”这个概念来表述它的特殊性。然而，正如人们对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具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对哲学的“反思”也具有不同的理解；进而言之，正是由于人们对哲学的特殊的活动方式——反思——具有不同的理解，则必然导致对哲学的特殊的寻求对象——本体——形成不同的理解。“反思”，应当是最值得反思的对象。　
    反思，在其最直接的意义上，就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对思想的思想。”然而，作为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和辩证法大师的黑格尔似乎早已洞悉理解“反思”的艰难，他在提出哲学的反思的活动方式的同时，就自觉地考察和对比了“表象思维”、“形式思维”和“思辨思维”这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谓“表象思维”，“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的同时还能独立存在”；所谓“形式思维”，“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所谓“思辨思维”，则是努力地把思想的“自由沉入于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值得深思的是，在对哲学所寻求的“本体”的理解中，我们恰恰可以发现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虽然不能简单地比附黑格尔所说的三种思维方式）。　
    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视为某种“经验”的存在，而不是“超验”（超越经验）的存在，这就是把经验的对象误作“反思”的对象，把“表象思维”误作“反思”的思维。在这种误解中，不是把“反思”理解为“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而是把“反思”当成关于某种经验对象的“思想”。这种误解的结果，混淆了作为经验对象的“在者”与作为哲学对象的“在”，也混淆了作为经验思维的“反映”与作为哲学思维的“反思”。毫无疑问，人类是以“反映”的方式而形成关于经验对象的“表象”，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论基础。然而，哲学所要寻求的“本体”，却不是作为经验对象的“在者”，而是作为超验对象的“在”——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这种作为“本体”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蕴含于（隐藏在）人们的思想之中，因此，只有“以思想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才能够“反思”到哲学所寻求的“本体”。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从“常识”与“哲学”的区分中去理解哲学的“反思”及其所寻求的“本体”。　
    常识的基本特性是它的经验性、表象性和有限性。依附于经验的常识，它是对经验事实的描述，而不是对经验事实的反省，它只是把概念作为名称去描述经验事实，而不是反思描述经验事实的概念（思想）。因此，以追寻“本体”为存在根据的哲学，并不是常识的“延伸”或“变形”，而是对常识的“超越”，它把常识作为“反思”的对象，揭示人们常识观念中所隐含着的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即“本体”。　
    把哲学所寻求的“本体”视为某种关于经验对象的普遍性的“思想”（知识），并把哲学的“反思”视为从特殊性的“思想”（知识）总结、概括出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思想”（知识），这就是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或者说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思潮。这种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立场或科学主义思潮，不是从哲学存在的人类性根据去追问哲学，而是简单化地从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去界说哲学，从知识分类表的层级关系去解说哲学，因而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解说为普遍与特殊、深层与表层的关系，从而把哲学的“本体”视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亘古不变的“普遍原理”。在这种解释模式中，哲学只是科学的“延伸”或“变形”，只是具有最大普遍性的“科学”，而不是对科学的“超越”，即不是区别于“科学”的人类把握世界的另一种基本方式——哲学。　
    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一种“反思”的关系。科学以世界的全部领域和人类的全部活动为对象，从而构成关于世界的各种“思想”（知识）；哲学则以科学所提供的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知识）为对象，对这些“思想”进行“反思”。这就是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在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中，蕴含着的是世界——科学——哲学的三者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哲学与科学或哲学与世界的二者关系。科学以“世界”为对象而构成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以科学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从而构成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哲学被“驱逐”出它的全部“世袭领地”而“无家可归”时，哲学才真正实现了“四海为家”——把科学关于世界的全部“思想”都作为自己“反思”的对象，从而在对“思想”的“反思”中寻求“本体。”　
    “思想”与“反思”的区别，意味人类思维有两个相互区别的基本“维度”：一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以人的认识活动为中介而实现“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维度；二是“反思思想”的维度，也就是思维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而进行“反思”的维度。在“构成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问题”；与此相反，在“反思思想”的维度上，思想的任务不是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而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作必须予以追究的“问题”。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且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服从同样的规律是“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因此，哲学“反思”的使命就是要寻求和揭示隐含在理论思维之中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思想的“前提”并不是一般的思想“内容”，而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撑点。思想的“前提”作为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和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既具有规范思想的逻辑强制性，又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匿性”。思想的“前提”作为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它就是哲学所寻求的规范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本体”；哲学的“反思”则是以思想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揭示和“审讯”构成思想的“前提”，即发现和批判哲学所寻求的“本体”。　
    哲学所寻求的“本体”最普遍地、最深层地制约、规范和引导人的全部生活活动，但它又是作为隐匿在思想中的“前提”——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而隐含在人的全部生活活动之中，因此，寻找“本体”的哲学的活动方式是批判的反思。超越“表象思维”和“形式思维”，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和科学主义思潮，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这就是哲学的批判性反思的理论方式。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就是“反思”哲学所寻求的“本体”。　
    三、表征本体　
    哲学以“反思”的方式寻求“本体”，哲学又以何种方式展现由“反思”而构成的“本体”？这可以说是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难题。　
    “本体”作为构成思想的“前提”，具有显著的普遍性：其一，任何思想都有构成其自身的经验的、直觉的、审美的、逻辑的诸种“前提”；其二，任何思想都要遵循思想运动的“逻辑”；其三，任何思想的构成又总是某种（某些）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哲学等）的产物，这些“基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又成为构成思想的基本“前提”；其四，人的全部思想中隐含着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对于“本体”，人们总是感到难于理解和难以接受。以“拒斥形而上学”为旗帜的现代科学主义思潮，核心问题就是对哲学寻求的“本体”的质疑，特别是对哲学寻求和展现“本体”的“方式”的质疑。逻辑经验主义者赖欣巴哈提出，整个传统哲学都是根源于人类的“不幸”的本性，即“总是倾向于甚至在他们还无法找到正确答案时就作出答案”，因此哲学只不过是“提出一类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普遍性的寻求就被假解释所满足了”。而作为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的卡尔纳普，则以区分语言的两种职能——“表述”和“表达”——为前提而展开他的哲学批判。卡尔纳普的哲学批判，以最明确和最尖锐的方式向哲学的存在方式提出挑战；回应这种哲学批判，应当是阐释哲学的独特的存在方式的最好方式。　
    卡尔纳普提出：语言的“表述”职能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因而“科学”充当语言的“表述”职能；语言的“表达”职能则构成关于人的情感或意愿的种种看法，因而“艺术”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通过对“语言职能”及其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的分析，卡尔纳普尖锐地向“形而上学”即哲学发问：如果作为“形而上学”的哲学既不是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像“科学”那样“表述”经验世界，又不是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而像“艺术”那样“表达”情感或意愿，这样的“形而上学”不是“理性的狂妄”和“语言的误用”吗？这样的“形而上学”不是应当和必须予以“拒斥”吗？　
    如果我们承诺卡尔纳普关于语言的两种职能及其与科学和艺术的关系的观点，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耐人寻味的是，在回应卡尔纳普的批判的过程中，现代哲学的众多流派恰恰或者是就范于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达”职能的自我申辩，或者屈就于卡尔纳普所说的语言的“表述”职能的自我承诺，即寻求“哲学科学化”或“哲学文学化”。　
    卡尔纳普问题逼迫我们回答：哲学是否必须充当语言的“表述”职能而使自己“科学化”？或者哲学是否必须充当语言的“表达”职能而使自己“文学化”？由此而构成的最深层的问题则是：哲学是否既不是以“表述”的方式也不是以“表达”的方式，而是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去实现自己？在回答卡尔纳普问题的思考中，我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看法，这就是：哲学作为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既不是“表述”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经验事实，也不是“表达”个人对时代状况和人类文明的情感和意愿，而是以自己的“表征”方式构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　
    “表征”是哲学显现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独特方式，而不是与“表述”和“表达”相对应的一种语言职能。这就是说，哲学并不是以某种特殊的语言职能来实现自己对世界的独特把握，而是以自己的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使哲学话语系统获得特殊的意义。更明确地说，哲学总是在“表述”什么或“表达”什么，但这种“表述”或“表达”的意义却不是对经验事实的陈述，或对情感意愿的传递。　
    我们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哲学家总要“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把这些“说”的和“写”的汇集起来或梳理出来，是否就是所谓的“哲学”？如果“是”，“哲学”是荒唐可笑的。比如，从“表述”或“表达”的观点去解说“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因果习惯联想”、“先验统觉”、“绝对精神”、“语言是存在的家”、“理解是人的存在方式”，具有“健全常识”的人都会发问：我不思想我就不存在吗？我没有感觉到的存在就不存在吗？因果联系不是客观存在吗？普遍必然性是先验的存在吗？超然于万物之外又内在于万物之中的绝对精神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客观世界是装在语言里面吗？人就是一种理解活动吗？自觉到这种发问的“非反思”性，就会启发我们从超越“表述”和“表达”的哲学视野去理解哲学。　
    对于以“抽象”著称的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曾经指出，黑格尔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因为人类正在受“抽象”的统治。从“表征”的意义看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科学主义思潮所拒斥的“形而上学”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是对人类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的理论表征，而且“消解”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真正意义也是如此。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超历史的思维方式，理论地表征着前现代社会的人的存在方式，即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则理论地表征着“消解”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现代哲学所实现的“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化，正是理论地表征着“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而从整个哲学发展史看，正是理论地“表征”着人从“依附性的存在”到“独立性的存在”再到“自由人联合体”的过程。　
    哲学的“反思”活动，是以反思前提的方式而追寻“本体”；哲学的“表征”方式，则要求人们透过各种各样的哲学命题而把握到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本体的反思与表征，构成人类的哲学活动。这是一项挑战智力的艰辛的理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