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人的发展刍议
一、政治教育的方式与合法性
二、传统政治教育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三、公民教育与做人教育
（南开大学 法政学院政治系，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摘 要：政治文明是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文明界面，必然要在政治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在政治主体——人的精神、行为中体现出来。为此，在对促进人的政治文明程度的传统政治教育方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以灌输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方法在当代中国遇到了挑战。因此，必须推动传统的政治教育向着现代化的公民教育转化，而实现公民教育的根基是做人教育。通过这些探讨，希冀为当代中国的教育创新提供思路。
关键词：政治文明 政治教育 公民教育 做人教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１５０２（２００３）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文明界面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成辅的，其中不仅内涵着政治制度、体制、法律、规则和相应的理念，而且内涵着政治体制和政治法规的结构合理与程序合理，包含着作为政治主体的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因而，任何形式的暴政、专制、独裁、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等等都不是政治文明，而是政治愚昧和政治野蛮。也就是说，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的文化成果，包括制度、规范、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多个层面，这些成果的合理性程度则是政治文明的体现；同时，任何人类社会文化成果都必然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惟有在主体与客体的互动与调整过程中，这些成果的合理性才是可能的并且是可以认知的，因而政治文明必须要在社会政治主、客体的互动过程中，在社会政治主体——人的精神、行为中体现出来。离开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与现代化，政治文明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由于缺乏实际操作与考量的过程而流为空谈。如果上述的界定可以成立，那么政治文明除了内涵着政治体制和政治法规的结构合理与程序合理，还必然包含着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
这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普遍提升人们的人格素质，促进人的政治精神与政治行为的合理化与现代化？诸如那些已经潜入人们的社会意识甚而渗入灵魂的 “权力崇拜”观念等等［1］，怎样才能弱化？依照我们多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答案似乎十分明确：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方法不仅长期以来受到重视并普遍施行，而且历史为证，政治教育曾经取得了巨大成功。
一、政治教育的方式与合法性
在我国，自近代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教育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持之以恒的教育手段，是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重要途径，从而形成了革命工作的优良传统。当然，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教育与现代政治学的理解略有不同。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中，政治教育属于“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2］，在革命传统中则通常亦被称为“政治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依照当前学术界的一般理解，作为革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它是统治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培养合格的阶级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进行的社会教化。［3］如果从政治学角度看，这一界定实质上指的就是“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政治教育旨在形成人们正确的政治意识?正确认识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4］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政治教育始终受到高度的重视。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从而奠定了政治教育在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自上世纪５０年代直至今日，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的一种管理方式。
１．政治教育的方式
政治教育的具体方式有多种，总体上看，这些方式都带有鲜明的“灌输”特性，表现为施教者自上而下向受教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者则永远处于被动地接受教育的位置。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对于灌输的方法不仅认可，而且提倡。例如，列宁就提出了必须不断地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他认为“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5］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也表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具体言之，以灌输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领导人讲话。集会演讲是革命时期实践政治工作、发动群众战胜敌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毛泽东就非常善于采取这种方式，将深刻的革命理论转变成通畅的百姓语言，为人民所接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领导人讲话成为政治教育的传统方式，无论是革命年代的战争动员，还是和平年代的政治运动，这种方式总是十分有效的。尤其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领导人面向全国人民的讲话会产生显著的社会政治成效。典型的例证如邓小平同志１９９２年的“南巡讲话”。
第二，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提出的口号、党和国家领导人题词等。在５０年代以来的政治生活中，中央文件具有最高法规的权威和效力，同时，中央文件也是贯彻政策、宣传主张和进行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一般是通过群众对这些文件的有组织地学习，使得党中央和国家的政治要求、政策原则为群众所认同，从而达到坚定信念，统一行动的作用。例如，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拨乱反正，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和统一人们的思想观念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口号和题词，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社会政治行为及道德风尚等等，都具有强大的引导作用。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观念通常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普及社会并深入人心的。典型者如１９６３年３月５日，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使得“雷锋精神”作为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典型象征而在一夜之间被全国人民所接受，成为几代人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的体现。这种方式简而易行，便于普及宣传，因而时常运用，以致每一历史阶段都有各自的口号。譬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四有新人”等等。
第三，学校政治教育课。依照现代政治文化理论，学校教育属于“间接政治社会化过程”。学校教育在一般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因而开设政治教育课程始终得到重视。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在中小学普遍开设了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五爱”教育；在大专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政治课（简称“两课”），以及“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另外，高等院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中，都设置了政治课程。虽然考试科目也有调整，但政治科目仍然保留下来。可见我们对学校政治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
第四，榜样教育。榜样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而且自古已然。古语所谓“上行下效”，民谚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等皆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看，榜样是值得学习和仿效的个人或集体。表现为一个人或一个集体的思想举动成为人们的楷模。其作用是激励别人效仿，并变成许多人的行为，是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6］一句话，榜样教育就是以正面人物的优秀品质和模范行为来教育和影响受教者，通过激励、抑制和纠正，产生现代社会学所说的“榜样效应”。
第五，政治学习。政治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在教育干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政治教育方式，最初主要是针对在职干部的政治教育。据有关的研究，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至４０年代初，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宣传部等部门逐渐总结建立了一套干部进行政治学习的制度和方法，包括自学为主，小组讨论，日常考察，以及各种测验、考试制度等等［7］。同时，政治学习的范围也逐步扩展，经过延安整风的普遍化过程，政治学习成为遍及全党全军的政治教育方式。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这种方式成为遍及全国的政治教育形式，各机关部门、厂矿企业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通常是每周一次集中学习文件、社论等，成为教育干部群众，增强政治统一的重要途径。直至今天，这种制度在许多部门仍然保留下来。
２．政治教育的内容、目标与任务
形成革命传统的政治教育，其核心内容是“政治”二字，教育的内容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等等，这里无需详叙。
不容否认，在革命战争年代，在为了建立政权而进行的武装斗争中，政治理论、革命道理覆盖着革命者全部的知识需求；在后继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时代，政治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则是全方位的，因而政治教育的“政治”内涵是合乎时代要求的，这样的教育内容完全可以满足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故此无可非议。
政治教育还要求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而制定、确立相应的政治教育目标与任务。
大体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政治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革命者。在这里?“革命者”是广义的概念，既包括先进的革命党人或普通的参与者，也包括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这一思想是毛泽东１９３７年在陕北公学提出的，他认为中国应该有一批先进的革命者，他们有政治远见，个性坦诚正直、不谋私利、富于探索，这样革命才会胜利。［8］
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革命的接班人”。当时的指导思想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约，面对着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国内无处不在而需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阶级斗争”，于是提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目标。“红”指的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确的政治立场和高度的思想政治觉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政治教育的目标走出了以往的阶级斗争模式，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接班人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人”，并具体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从以上不同时期政治教育所设定的目标来看，虽然具体称谓有所区别，但这些目标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就是说，这些目标形成的标准都是政治性的，是依据国家和政治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这样的内涵界定显然是符合政治教育的根本品性的。
３．政治教育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合法性”是西方学术的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使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适用于广泛的社会领域，用于解释社会秩序与规范；后者则用于说明国家的统治类型和政治秩序，“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9］。政治学家一般都是在狭义上使用合法性概念，把合法性与政治秩序相联系。“只有政治秩序才拥有着或丧失着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9］（１８４～１８５）合法性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涵指。在君主政治时代，指的是君主继承最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条件，如血统、出身等等。而现代政治学指称的合法性，则涵指公众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10］也就是说，统治者要想长期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权力的合法性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卢梭认为这就是人民的公意：“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11］当代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政治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12］
如果说，政治合法性的关键是社会一般成员对政权的认同和形成归属意识，那么政治教育就是达成这种认同和归属意识的途径，而政治教育自身的合法性就要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实际需要和现实社会政治条件的适应程度。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当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之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建立政权，而其面对的又是文化层次很低的一般工农群众，这时，运用灌输的方式传播革命的道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简明易懂的行动纲领和道德规则，政治教育则是最有效的一种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的方式。比起马列主义原理的深奥理论和长篇大论，“打土豪，分田地”、“推翻三座大山”、“翻身当家作主人”等口号，更直观、简明地将革命的方式（打土豪、推翻）和目标（分田地、作主人）灌输给受教者，无数的工农群众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拥护者、革命的坚定分子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功臣。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中国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两方面的封锁和威胁，增强政治凝聚力，维护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和安全是利害攸关的要务。这一时期，刚刚走出战争硝烟的人民群众仍然处于低水准的文化层次，提高识字的普及率仍然是艰巨的工作。革命年代的政治教育方式已经形成了传统，这种方式的成功经验给我们面向全国强化政治教育增强了信心，于是以灌输为基本特征的政治教育延续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将其严肃、高深的政治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形式，才更容易被普通群众接受，并且扎根在人们心中。为了这样的目的，政治教育的方式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而其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诞生于“文革”时期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
当然，形式的某种发展并不妨碍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本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展和深化，以灌输为特征的政治教育依然延续。虽说有些形式发生了变化，例如与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相比较，当年普遍的定时“政治学习”如今已经成为个别；不过，讲话、口号、题词、树立榜样，尤其是学校政治课程，仍然延续发展下来，并且一再得以坚持和强化。换言之，以灌输为特征的政治教育仍然是我们最主要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二、传统政治教育在当代面临的挑战
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当代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疾速发展，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到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其存在方式。尤其是进入２１世纪，加入ＷＴＯ以后，有更多的新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无可回避，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就是其中之一。无独有偶，传统的政治教育模式从内容到方式也都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具体言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政治教育的理论涵容量不足
如前所述，传统政治教育的核心是政治二字，其理论的涵容量具有时代的合理性。
进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关系和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近年来在“小政府，大社会”，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指导下，单一的行政管理已经不能覆盖全社会。由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挂帅”已经成为历史，社会一般成员的经济活动日益表现得多样化，由此带来的社会流动和观念更新使得社会一般成员的存在方式已经溢出了简单的传统政治划一模式，而是更普遍地融入了多样化的社会本身。因而，以往依靠政治手段可以调控和解决的问题，现在则越出了政治的统辖范围，更多地发挥经济、社会、法制、道德等层面的管理和调节职能，才能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当然，这并不是说政治权威本身的退却，而是说，传统政治教育单一的“政治”内涵已经无法涵盖当今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表现为政治教育的理论涵容量明显不足，教育的理论说服力和实际效果亦极受影响。
２．政治教育的灌输手段面临挑战
在传统的“大一统”政治经济体制下，作为社会一般成员的个人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强化服从与忠诚的年代，灌输式的政治教育是能够被人们接受的。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当人们迈过了改革开放的门坎儿，发现他们已经走到了计划经济“金光大道”的尽头，面前展现的是一片辽阔的原野，不仅有条条大路，而且在他们可能要走的生活道路上到处是机遇和选择。这意味着以往由组织包办而个人无需操心的问题，现在则要自己决断；以往只要沿着规划好了的道路走下去，现在则要自己作抉择。生活方式的变化促使人的个人主体性不断增强，对于知识的接受和对事物的评判不再是不予异议的唯唯诺诺。再加上２０世纪末期进入了信息时代，丰富的域外文化和大量信息蜂拥而至，人们的头脑变得“复杂”起来，权利意识、法律观念和选择的愿望使得当代中国人与传统政治教育的“灌输”特性必然形成抵牾，甚至形成某种潜在的逆反心理。
总之，方法的陈旧落伍与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形成鲜明的对照，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被削弱。依靠传统的思想灌输和学习很难提升全社会的道德与文化素质，社会公德和经济行为的规则意识也不是只靠政治教育就可以培养形成的。灌输式政治教育方法面临的挑战意味着更新传统模式的紧迫性。
３．教育主体自身的现代化缺失
如果说施教者的道德素质和理论水平是教育成功的关键，那么适于传统政治教育的教育主体在当代中国即面临着种种困难。例如，施教者的知识结构、道德观念与受教者的知识需求脱节。除了少数贫穷落后地区，当代中国绝大多数青年人的生长环境是全新的，他们接触的是电脑游戏、上网、卡通读物和麦当劳，革命的字眼对于他们来说只限于课堂的教育，“忆苦饭”、“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对于他们则有如神话故事。反之，作为教育主体的父母、教师和各级领导干部基本都是经验型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造物，他们对于新兴事物的接纳远逊于青年。事实上多数施教者在政治价值观念方面缺少现代化的理念，譬如他们会轻易运用“听话”、“忍让”、“面子”、“父母官”等字眼，而这些概念与“独立精神”、“公平竞争”、“真诚”、“政治平等”等现代化理念相比较则是似是而非的。他们的知识和观念难以应对现代政治教育的需求。
在传统政治教育的灌输特色延续下来的状态下，施教者惯于运用强制的说教方式，希望受教者只需被动地接受。然而在当代社会，强制的说教方式会使受教者的个人主体性受到压制，在政治人格和道德人格上形成某种“权威人格”倾向：依赖外在权威的威慑才能维持行为的合理性。教育主体在施教方法上的局限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除非普遍提高社会一般成员，特别是当代青年的道德主体意识以及合理行为的主动性，否则普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及文明程度是不可想像的，遑论促进人的现代化。
教育主体的某些缺失导致了政治教育的实效大打折扣，以至于道德滑坡、行为失范和公共道德的严重不足成为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话题。
三、公民教育与做人教育
上述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传统政治教育面临重重挑战，教育的实效已经削弱。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既然政治社会化是维系政治系统不可或缺的方式，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面临的挑战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一如前述，政治教育的合法性与政治权力的实际需要及现实社会政治条件的适应性密切相关，那么，当代中国社会与上世纪８０年代之前相比较，政治需要与条件等等均有很大的不同。上世纪８０年代前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与巩固是最主要的政治需求，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是政治性；进入２１世纪，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向是现代化社会，法制化则构成当代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据此，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法制秩序就成为最主要的政治需求。鉴于这样的比照，作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政治社会化”途径——传统的政治教育的当代发展就必然要向着“公民教育”转化。
换个角度说，现代化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充分法制化与政治民主化，在这样的条件下，政治教育的目标当然要符合时代的政治需求，教育目标的调整是顺理成章的，也就是要从战争年代的“革命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发展到培养符合现代化社会法制秩序的“公民”。从“革命者”到“公民”的目标转换，意味着传统的政治教育必将被现代化公民教育所融合。
依照通常的理解，公民指在一个国家里，具有该国国籍，并享有法定权利义务的社会成员。公民意识则主要是公民对于自身享有法定权利和义务的自觉。其中，享有权利的主体意识是履行义务之责任观念的前提或基础。公民教育实质上就是公民意识的形成和充实的过程。亦可以具体划分为三个层次：公民政治意识、公民社会责任感、公民道德人格。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义务意识和法律观念。
这里提出的公民教育有别于一般的知识教育，也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教育。知识教育的内容是文化知识，政治教育的内容是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公民教育的内容则是政治知识、法律知识和社会政治道德等。传统政治教育是站在执政党、国家政权及其相应的政治原则的立场上，以灌输的方式强化受教者的政治思想觉悟。公民教育则是站在法制国家权威、社会公众利益和现代化法制秩序合理性的立场上，通过施教者与受教者的积极互动，以多种形式和主动参与的具体操作方式，来充实和完善受教者的法制意识、道德自律及政治人格。
从公民教育的内容、立场和方式的特殊性来看，这种教育的实质是一种符合现代法制社会发展需要，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的“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要求公民具有明确的政治知识、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现象具有明晰的政治认知，因而形成积极的政治参与心态。同时，对于国家的制度、法规、法律的权威形成自觉的认同，因而在认同和遵循以现代化法制为基础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方面具有完全的自觉意识和主动性，表现为高水准的社会公德意识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
那么，如何达成公民教育的目标呢？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思路是从每一位社会成员的人生起点做起，从“做人教育”入手。
公民的实际角色定位是政治性与社会性的合一，与“革命者”、“接班人”的单纯政治性定位有所区别，于是普遍的人文素养便成为公民角色的基础性内涵。如果一个人不具有最起码的做人的素质，没有廉耻感、规范意识、同情心和合理的畏惧感，那么，所谓政治忠诚、法律观念、社会责任感、公德观念和政治价值观又从何谈起呢？
因此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做人教育是公民教育的初级阶段，一般社会成员在孩童时期，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学会了遵守规范，礼敬权威，同情和友爱，而后才有可能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养育成健康的公民观念。具体言之，所谓做人教育的要点有二：一是从孩童做起，二是需要在行为中演练。这两点并不是今人的新奇之论。事实上，这正是蕴积深厚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具合理性和最成功的地方。
从文化的渊源看，做人原本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儒家文化倡导的人生发展过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入手处在做人——修身，落脚点在政治——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是以“做人”作为建立一切社会政治秩序的逻辑起点和行为选择的端点。正如宋代大儒朱熹所言：“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做人而已。”［13］亦如明儒赵南星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心无邪思，身不苟动，口无妄言。入则为孝子悌弟，出则为信友，仕则为忠臣良吏。此非求异与于人也，仅可为人耳，否则与禽兽无异。”［14］
那么如何做？传统文化要求人们从孩童做起，从日常生活的琐屑之处做起。这在儒家的典籍中均有明文规定，所谓“洒扫应对，揖让进退”等等。正是在这些“举手投足”极其平凡的普通道德规范教育过程中，在“一颦一笑”的做人礼貌行为演练中，人们接受了最基本的规则意识、服从观念以及合理的畏惧感，逐渐形成了人生初步的道德自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范围的扩展，所谓忠孝仁义，三纲五常等道德条教渐次被人们认同和体悟，内化为某种自觉的道德信仰，从而为日后进入社会和参与政治提供了必要的道德自觉观念与规范意识。
虽说当代中国与传统社会存有巨大的差异，但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合理成分正好可以补充现代社会的某些不足。儒学宗师们倡导的做人教育为我们建构当代公民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做人”到“立世”，再到“为政”，古人尚且为之而且颇有成效，何况今日之我辈乎！我们完全可以将做人的教育融入儿童教育过程，将那些抽象玄虚的政治观念替换成日常的生活规范，将那些高尚的道德情操口号转换成普通的善良和友爱。事实上，当儿童们懂得“友爱”就是爱爸爸妈妈、爱小朋友和爱小白兔，他们才会真正理解到什么是爱，才会逐渐养育出初步的同情心和道德意识。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善良品质和爱心基础，他们成年后对于民族、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爱和理解才会是真实可信的。
这种基于幼年的道德和规则行为演练至关重要，因为从某种角度看，人的规则意识必须要在行为的演练中形成。当然这不只是针对儿童——由于儿童的世界最单纯，因而演练的成功率和持久性最高。事实上，在成人的世界，公民教育的成效也必须在实际操练中达成。一般而言，人们公民意识的形成需要以每一个人的具体实践作为必要的环节，也就是说，人们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真实地享受和真正行使了其法律规定的权利，并切实履行了其应尽的义务，他们才会对公民的角色认同形成真实的感受，公民意识才有可能形成，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公民角色的实际操作是同一个过程。人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行为体验是促成其观念和思想的必要环节，从做人到做公民，从形成人的基本素养到公民教育的成功，都需要伴随着这样的环节。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简单的说教和政治思想的灌输是难以达到预想的教育目标的，惟有通过做人教育的一点一滴的推进和实际演练，人的素质的普遍提升才是可能的。
参考文献：
［１］我们可以认为，当前“权力崇拜”和“官本位”意识已经弥散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甚而殃及少年。典型的例证见：今晚报．2002．6．2．第6版报道：56名学生56个“官”．（新华社石家庄2002年6月1日专电，记者张洪河）．责编提示——班主任：孩子当“官”意识太强了；家长：对孩子当官格外感兴趣；学生：将“官职”大小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尺码．
［２］政治社会化（Political socialization ）.参见王卓君．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M]第7章．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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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５５．
［１3］朱子语类·卷十三
［１4］赵忠毅公文集·卷一·刻圣学启关臆说序
作者简介：葛 荃（１９５３年－），男，汉族，安徽人，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韩玲梅（１９７２年－），女，汉族，内蒙古集宁人，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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