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报道：继三位青年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名义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建议后，5月23日，又有贺卫方、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5位著名法学家同样以中国公民的名义，再次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进入实质性法律操作程序。

　　与此同时，萧瀚先生在中评网发表文章，从实体到程序全面质疑2003年5月13日孙志刚案联合调查组公布的调查结论，并特别呼吁：“还血案以真相，正义的司法拒绝替罪羊！”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黄宗羲定律”命名者秦晖先生等人也联名上书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对此案进行彻查。
  　
    这是一群新时代新公民的群体塑像，更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群体塑像。他们上及社会的制度构建，下及每一个公民具体的权利尊严；近及当下的现实关怀，远及人类的社会历史进程。他们不辞宏大，不弃细微，为人间寻道义，为社会求公平，为历史铺正道。
　　
    这种情形，使我不由得想起几天前在小树林里聆听黎明（是主编《中国的危机》那位）老先生的一段教诲。黎老先生对社会、历史、哲学和人生的透彻澄明，三言两语，即令人了然于心刻骨铭心，真正的大智慧大学问真情怀，令人如坐春风。先生有一句话令我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宛若进入一个纯粹透明的心灵仙境。他说：在西方哲学里，善的本意是知识！当时在场一位爱好哲学的朋友说，知识本身就有善恶之分。我当即脱口而出：真知一定是善的。

　　现在回过头来仔细想想，善的本意是知识，是真知。反过来也一定成立：真知一定是善的，那些伪善的，或者是恶的东西，一定不是真知！再看看上述公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他们所代表的，不正是人类的真知吗？相反，社会上又有多少丑恶假借知识、学术、科学的名义倒行逆施大行其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知识的名字叫做“善”，善良的善，善恶的善。惟有善的，才是真知真学问；反过来说，要想从善，惟有掌握真知。时评新秀曹林先生有《宪政框架下公共知识分子的非常责任——评五法律专家联合上书》，我认为写得非常的棒。大意是：一个公民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在公权的滥用下——作者注）死去，谁都会感到愤怒，感到不公，感到某种罪恶的嚣张。不过，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能引导社会以理性合法的手段表达这种“出离的愤怒”，而在纯粹的民间，村民或者当事人或者采取血腥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或者是把冤屈化作某种对社会的仇恨，采取非理性报复的犯罪行为，结果不仅问题得不到解决，而且自身都逃脱不了法律的追究。也只有公共知识分子才有能力把对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愤怒上升到对一个制度的审视中去，着眼于制度改良和公权的限制。而传统社会中老百姓的普遍寄望的清官明主，充其量只能在事后解决个案问题，却无法从根本上、从制度层面由个及类地提前解决同类所有问题。

　　也可以说，这也是改良和革命的基本分野。因此，我们应该呼吁：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成为“利见当代，功在千秋”的社会改良的急先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清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真面目，凡是不能体现人类的善和正义的，都不能算作合格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知识本身，就应该是人类善和正义的化身！当然，这里应该无关知识分子个人的“道德操守”，而只关乎其知识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