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言（Marcel Granet,1884-1940）是法国著名汉学家，最早用社会学方法进行中国研究，在西方影响巨大，但在近代中国学界却反响平平，远不如饱受赞誉的伯希和（Paul Pelliot）、马伯乐（Henri Maspero）等同门—三人都曾师从法国大汉学家沙畹（?douard Chavannes），甚至遭到过严厉的批评。桑兵、王铭铭、李孝迁等当代中国学者都曾撰文讨论过其中的原因，他们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民国时期葛兰言的几个中国学生的辩护文章：李璜《法国支那学者格拉勒的治学方法》（《新月》第二卷第八号，一九二九年十月）、王静如《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四三年八月）、高名凯《葛兰言教授》（《燕京学报》第三十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事实上中文之外，还有英文的辩护文章，一直没有受到中国学界的关注，值得做一番介绍。
英文《燕京社会学界》（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九年一月）刊登了两篇全面介绍葛兰言学术思想的文章，出自葛氏的两位得意门生，一篇是杨堃的《葛兰言汉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Granet’s Sinology），另外一篇是波兰学者夏白龙（Witold Jablonski）的《葛兰言及其作品》（Marcel Granet and His Work），两篇文章的总标题是《葛兰言评介》（Marcel Granet:An Appreciation）。
杨堃开门见山地指出，自一九一二年发表《中国古代婚俗考》（Coutumes Matrimoniales de la Chine Antique）以来，葛兰言一直尝试在中国研究上走一条新路。具体来说，他试图将中国古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婚丧嫁娶等家庭礼俗入手，进而探讨古代社会的组织制度，以及基于特定社会关系的精神层面，包括古代中国人的伦理道德、神秘想象乃至整个世界观和思想体系。
让杨堃感到遗憾的是，葛兰言的成就很少为中国学界所知，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的代表作《中国文明》英译本（Chinese Civilization）和《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英译本（Festivals and Songs of Ancient China）问世后才开始有人关注。同时他与中国学界联系较少，研究方法又和中国传统的考据完全不同，也是他少受人注意的原因。更不幸的是丁文江的批评，一九二九年葛氏《中国文明》法文版（La Civilisation Chinoise）出版后，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十五卷第二期（一九三一年七月）发表长篇评论《葛兰言教授的〈中国文明〉》（Professor Granet’s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对葛氏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使本来就不被中国学界看好的葛兰言进一步被疏离。
丁文江认为葛兰言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中国上古文献的真伪，过于重视传说。具体来说，“至少有三类错误不容置疑：一、将理想误认为事实，如以男女分隔制为古代普遍实行，殊不知只是儒家的理念。二、误读文献而得出与自己方法相合的错误事实观念。三、先入为主地曲意取证，尤其认为《诗经》尽属农民青年男女唱和”（详见桑兵：《国学与汉学》第一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
丁文江的书评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葛兰言本人并未给予回应。作为学生，杨堃的首要任务自然是为老师辩护。他指出，在批评一个作者之前，首先要细读他的著作。丁文江到底有多么了解法语？即使法语不错，也未必了解葛兰言的学术路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两人的思想方式完全不同，丁是科学家的头脑，主要受赫胥黎理性主义的影响，而葛是神话学家的头脑，受到的是涂尔干，特别是莫斯等人社会学的影响。杨堃认为，葛兰言理解莫斯最为深刻，也最好地将莫斯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学术之中，他不仅是第一个运用社会学研究汉学的人，更是莫斯的最佳继承人，是莫斯之后法国社会学的代表。
杨堃指出，慢慢的、反省式的、反复的阅读是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他的《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Dans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一书的长篇导言是其方法的最好说明，也是对汉学的革命性宣言。葛兰言首先提出的问题，就是如何研究古代中国的宗教和制度。现存的资料很多是传说，如何利用这些传说来进行研究？这些材料是否可以作为历史材料？对此葛兰言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献处理思路：一、去除正统材料与不正统材料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前者并不比后者更可信赖，它们只是用不同的态度处理同一个主题；二、所有的材料都可以提供事实。如果研究是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文本出发，将会获得更大的成效。这里葛兰言所说的事实是“社会事实”，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事实。杨堃明确表示，葛兰言的作品，从具体的研究如《古代中国的舞蹈和传说》到内容广泛的《中国文明》都不是文本文献研究，而是对于社会制度和信仰体系的考察。同时，葛兰言不在意文献的年代，也不重视文献的校勘，这是他和自己的老师沙畹以及同学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的不同之处，他的汉学研究目标不是描述中国文明，而是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和解释中国文明，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古代中国很多令人惊讶的情况，看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习焉不察的事实，这是他的最大贡献。葛兰言的分析和解释可能有误，有些问题还需要等待考古挖掘来印证，但他的新方法、新观点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和杨堃一样，夏白龙的辩护也有理有据。他在《葛兰言及其作品》一文开篇写道：“葛氏在西方汉学中的地位相当特殊，很多人不承认他是汉学家，轻蔑地称他为‘社会学家’，但是非汉学家很喜欢读他的书，总能找到有趣的东西。如果我们把汉学仅仅当作传统中国文献学的西方对等物，那么葛兰言不是一个汉学家，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汉学是对中国文明的研究，那么葛兰言的著作是对汉学的重大贡献。”作为葛氏的学生，夏白龙不仅读老师的书，更了解老师的为人：“葛兰言个性很强，但在著作中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家，有时可以说是一个怪人。他长期浸淫于中国哲学特别是道家哲学，这使他沾染了不少道家的习性—喜欢悖论，不在意是否受人欢迎或瞩目，也无意创立自己的学派。他教育学生是通过设置各种问题，以此提示他们学术研究的细微性和复杂性。”
夏白龙指出，葛兰言不是语言学家，那种考据学者经常使用的语言学方法是他所忽略的。他充分地利用中文文献，但不在意这些文献的来源和真伪，也不费心去考证它们的年代，这种方法招致了一些学者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只有时间准确真实的材料才能在科学研究中使用，但葛兰言并不这么想，也不承认自己的方法就不科学。他认为完全依靠古代遗留的文献来寻找“历史事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很多文本都经过了儒家正统化的整理，并非本来面目，古典文献在漫长的历史迁移中流失众多，传世的且时间明确真实的资料不足以成为所谓科学性研究的基础。葛兰言所追求的，是通过文献寻找古代中国的信仰、思想体系以及赖以形成的体制，而不是个别的史实。他认为，从古代中国只能发现信仰和态度，而不是物质和历史现实。葛兰言学术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对当代中国的学术出版物、考古发掘成果比较漠视，只利用自己的社会学、民族学知识来进行研究，夏白龙认为这样做也是无可厚非的。
与杨堃的观点相近，夏白龙认为葛兰言学术研究总的特色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形成问题、提出问题，通过揭示隐藏在似乎是简单事实下的复杂问题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人们找不到新的文献资料，但能看到新问题和新方法。
杨堃和夏白龙在各自的文章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葛兰言关于“孔子相夹谷”的分析，这一事件记录在《左传·定公十年》《史记·孔子世家》等多处，但文字内容有不少出入，所以后人的讨论集中在这件事的有无以及孔子作用的大小，而葛兰言则特别注意到《谷梁传》记载此事时的一段话：“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对于葛兰言来说，孔子是否确实说过这句话、做过这个决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处死一个犯人后要把他的头和脚从不同的门运出去。
目前国内学界唯一注意到夏白龙这篇文章的是李孝迁，他写道：“燕京大学发行的英文版《燕京社会学界》一九三九年第一卷第二期同时发表杨堃的Marcel Granet:An Appreciation和波兰汉学家夏白龙的Marcel Granet and His Work。这两篇文字是丁文江之后，葛氏中外学生公开回应丁的批评而为其师辩护，在海外汉学界有一定影响。”（《葛兰言在民国学界的反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二○一○年第四期）这里他把杨堃的文章题目说错，杨文的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Granet’s Sinology。同样的错误出现在吴银玲的文章中：“（杨堃）该篇文章的标题应该译为‘葛兰言评介’，但是因为在原文标题下，杨堃添加了一个小标题1.An Introduction to Granet’s Sinology，所以国内有人将这篇文章的题目翻译为‘葛兰言中国学研究导论’。文章里并没有其他小标题，所以我并不清楚杨堃先生原意如何，所以特意指出来。”（《杨堃笔下的葛兰言—读〈葛兰言研究导论〉》，《西北民族研究》二○一一年第一期）实际情况是，因为有两篇文章，所以杨堃的文章用1，夏白龙的文章用2，两人文章上面的一个总标题是Marcel Granet:An Appreciation。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燕京社会学界》第一卷第二期的目录页上，杨堃文章的标题是The Sociology of Granet（《葛兰言的社会学》），和正文中的不一样，而夏白龙文章的标题则是前后一致的。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文献学的进步，以及简牍、帛书等一手文献的大量出土，学界已经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葛兰言的著述完成于二十世纪早期，难免有各种局限和不足，但他观察和讨论问题的方法和路径在今天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学术一直深受历史考据学的影响，对于其他方法的借鉴和运用明显不足。就史料而言，神话、传说、故事等自有其价值，它们在考证一时一地的人物、事件方面的确不具有真实性，但其中蕴含的思想、概念、意识形态从长时段来看又是真实的。陈寅恪先生研究唐代政治史，不仅使用《旧唐书》《新唐书》等正规史料，也不排斥街谈巷议等非正规史料，在说明唐代自高宗、武后以来重进士而轻明经这一事实时，他就首先使用了康骈《剧谈录》中李贺和元稹的故事，并做了这样的按语：“剧谈录所记多所疏误，自不待论。但据此故事之造成，可推见当时社会重进士轻明经之情状，故以通性之真实言之，仍不失为珍贵之社会史料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陈先生对“通性之真实”的强调，彰显了他作为史学大师的宽广视野。陈先生曾留学西方多年，他多元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显然得益于包括葛兰言在内的西方学术的滋养。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