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的讨论，已经很难再让收入分配改革给人们带来多少兴奋的感觉。虽然有消息说，在历时8年的争议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有望在2012年底推出。但这样一个各方激烈争吵的改革方案，到底能给普通百姓带来多大的实惠尚待观察。无论是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实施，都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因素。

收入分配的利益格局

    一个社会的消费者中穷人太穷、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分配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古今治乱循环无不围绕着发展和分配而展开。1993年9月，邓小平和弟弟邓垦在谈话中说：“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了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一直在上升。过去10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超过20%，GDP增长10%左右，但城乡居民收入只增长了6%～8%。

    中华全国总工会集体合同部部长张建国透露，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56.5%的峰值持续下降，到2005年为36.7%。GDP这块大蛋糕，居民拿到的份额少了，意味着政府和公营部门拿走的份额多了。2011年中国GDP为47.16万亿，同比增9.2%。全国财政收入10.37万亿，同比增24.8%;全国国企总营收3.68万亿，同比增21.5%，其中总利润2.26万亿，同比增12.8%，增幅均远远超过GDP增幅。

    这不仅说明政府对国民财富的占有与政府机构的庞大，也表明社会底层民众极难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也是近些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社会根源。

    另外，有数据显示，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行业的收入差距扩大到15倍，全国收入最高10%人群和最低10%的收入差距达到23倍之多，人均GDP最高的地区与最低之比达13倍。而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资源总是向着更具竞争力、更有市场前景的行业、部门转移，必然会产生行业收入差距。但正常情况下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行政不干预经济、基本消除垄断，并做到对社会成员基础性基本权利的保证和社会调剂。这样才可对社会各阶层实现必要的“保底”和“限高”。而从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收入的高端行业，一般都是受到特别关照的行业及垄断行业。这些行业，由于地位的特殊化，一般也都是高利润、高收入行业。这些行业不仅可以得到来自各方面的特别关照，在市场竞争中也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人才、资金、资源等也进一步涌向这些行业，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越来越不合理，致使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某种弱势化的趋向。

    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就曾认为，对行业差距的扩大，发改委的各种干预起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打乱了市场的调节，使得某些行业收入过高，使行业收入与其贡献不匹配。同时，使得官员有了更多的腐败机会。“由于这些政府资源配置部门，通过它们的手去强行地重点发展这个行业、轻视那个行业，造成了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导致了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机会也很不一样这样的一个结局。”

    应该承认，自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教授认为，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改革与权力的博弈

    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下，中国收入分配格局本质上是一个权力分布的利益格局，越接近权力，在收入分配格局上越占据优势地位。对于权力的局外人而言，政治关系就是通往财富最快的道路之一。

    收入分配改革是必须的，但是它的改革设计路径必须非常谨慎。假如改革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格局的强势者会走样地执行，改革会产生变化，随后是变形，最后是变异。这种背道而驰的故事过去经常重复上演。

    “分配制度改革推进过程中的最大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中国劳动协会副会长苏海南称，垄断行业、某些权力部门和特殊利益群体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在社会中一般都居于有利位置，而其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原因，往往有意无意对收入分配改革持反对或阻挠态度，使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难以达成共识并出台。据悉，提升央企上缴红利比例的方案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利益部门差点拍案而起。

    2009年9月，人保部等六部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规定央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按一定倍数控制，被形容为央企高管“限薪令”。但企业高管也有解决之道。“工资、收入以及国企高管的各种消费，他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回避，事实上你说他拿了多少，那都是说不清楚的。别人可能认为他多拿了，但是你到企业去查，都符合规定。而事实上他享受的远不止于此。”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方智囊曾讲述他的调研经历：央企高管限薪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高管原来的薪水就很高，降薪不可能，只能限制其不能再增长;而原来不是很高的，由于处罚标准的制定，反而借机涨薪。

    多次征询意见的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方案迟迟未能出台，也正是各方利益争执不定的缩影。一位知情人士介绍，由发改委牵头多个部门的改革方式本身就是阻力。“部门之间利益博弈，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利益说话。”杨宜勇说。

    有发改委内部人士曾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资委等中央部委，协调起来难度很大。在意见的具体内容和落实步骤上，也仍有争议。例如收入的税费改革问题，在个人所得税几次调高后，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大量减少的情况。因此，如果个税改革与国家税制改革不能协调起来的话，收入税费调整也难以推进。还有对于低收入者收入的调整，如果进行财政补贴等手段，则需要支付的资金超过承受范围。这些都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据民盟中央2010年的调研中发现，导致收入分配进展缓慢的原因还有财税体制。目前中国地方财政收入60%～70%归入中央，尽管中央也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但用于财政支付转移的资金仍只是很小的比例，地方政府用于提高居民保障和收入的动力明显不足。这也是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户籍制度难以改革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收入分配改革举步维艰就不难想象了。仅仅依靠权力的良知去主导改革的走向，前景难言乐观。一个改革方案的制定，尚且如此艰难，更何况进一步地落到实处。有不少分析人士就指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取决于许多深层次的体制和政策根源，远非一个改革方案就可竟全功。其实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核心还在于围绕公权力的制约而建立一系列健全的市场分配制度。如果不能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就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由此亦会导致任何改革方案都难以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目的
来源：中国宪政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