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2年5月24日，首次来华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举行了一场学术讲座。我作为布氏新书《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一书的译者获邀列席。大法官虽已74岁高龄，但精神奕奕，活泼健谈。当天，主办方在法学院楼前立有一幅中文海报，上有“当代美国最高法院最有智慧的大法官”字样。得知这段话的意思后，老人家大笑：“哇，这下我回去可就麻烦了。”私下还逗乐说：“等斯卡利亚大法官下回过来，你们可以把这张海报给他看。”
 
　　无论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司法理念上，同样以智慧过人、文笔犀利著称的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都可谓布雷耶的“老对手”。虽然俩人私交不错，但布雷耶的新书还是以相当篇幅，批判了斯卡利亚的宪法解释方法。我问布雷耶：“斯卡利亚大法官对这些批评有何反应，会不会撰文反击？”他回答：“他正在写一本新书，里面或许会有回应。”
 
　　当时，举世瞩目的“医保案”庭审已经结束，布雷耶和斯卡利亚分处不同阵营。按照常理，案子将在六月底宣判，无论结果如何，都将对年底的总统大选产生重要影响。多数媒体的预测是，由于自由派和保守派势均力敌，最终将由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投出决定性一票。当月出刊的《时代》杂志，还将肯尼迪作为封面人物，并附上主标题：“决断者”。我不便打听投票详情，只好旁敲侧击：“肯尼迪大法官仍会起关键作用么？”布雷耶微微一笑：“正式宣判前，一切皆有可能。”
 
　　讲座非常精彩。布雷耶妙语连珠，生动诠释了联邦最高法院在当代美国社会和政府体系中的职能，其语言魅力和气场风度，完全不输给他的哈佛前同事迈克尔·桑德尔。谈到宪法的重要性时，布雷耶像变戏法一般，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本袖珍版宪法，频频挥舞，激起全场阵阵掌声。讲座结束后，他将那本宪法小册子签名赠我。我问：“您总是随身带着宪法吗？”他正色道：“当然，宪法是拿来用的，必须随身携带。”
 
　　事后，我请人将讲座视频配上字幕，上传至某视频网站。没想到这一专业性较强的讲座，居然大受欢迎。截至此刻，已有84720人次点击收看了这一视频，新浪微博也有12000多次转发，1640个评论。有网友说：“以前总觉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沉默寡言的老古板，没想到布雷耶这么和蔼可亲、风趣幽默，是一位又有学问又爱‘卖萌’的老爷爷。”事实上，我自己虽对九位大法官的履历、个性和立场比较熟悉，但若想对一个人有真切、完整的认识，只“观其文”的效果，的确远不如“见其人”和“听其言”。
 
　　6月28日，“医保案”宣判，投出关键一票的居然是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而且破天荒地支持了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的医改法案。这一结果，几乎令各界人士大跌眼镜。由于罗伯茨向来被视为保守派的中流砥柱，人们纷纷揣测首席大法官为何会有这样的意识形态转向，保守派阵营和旗下媒体则众口一词，痛斥他为“叛徒”。有媒体报道，最高法院内部也为此案闹得很不愉快，爱憎分明的斯卡利亚甚至找罗伯茨吵了一架，彼此拍了桌子摔了门。理念纷争赫然已上升到“诸神之战”的高度。
 
　　7月，斯卡利亚大法官与人合著的新书《阅读法律：法律文本解释》出版。为推广新书，斯卡利亚先后接受多家电视台专访，并澄清了他与首席大法官的不和传闻：“有人说我与罗伯茨大法官吵过架，这纯属子虚乌有。大法官之间只有法律观点之争，个人从不交恶。媒体老喜欢把我们描述成一个瓶子里的九只蝎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阅读法律》一书开篇就对布雷耶大法官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然而，还未等布雷耶回应，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就掀起了一场新的论战。8月24日，波斯纳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了一则长篇书评，指责斯卡利亚新书内容自相矛盾，作者本人亦言行不一，口口声声说要严格按立宪原意解释宪法，却在2008年的“华盛顿禁枪案”等案件中凭个人好恶解释法律。斯卡利亚很快发起反击，公开表示波斯纳的说法完全扭曲事实，只能蒙骗《新共和》读者这样的外行，根本不会得到法律专业人士的认同。波斯纳干脆拒绝发表回应。
 
　　二
 
　　从前面这段叙述中，大家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不仅审理着影响国家政治走向的重要案件，还会著书立说、发表演讲、公开论战，甚至走到摄像机前接受专访。搁在十多年前，后面这些行为几乎难以想象。美国人民虽有鄙视、嘲弄政客的传统，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却一直非常尊重，甚至普遍存在“法袍崇拜”情结。在公众心目中，最高法院大楼被称作“大理石神殿”，九位大法官也被视为“天神”一般的人物。他们深居简出，研习法律，审理案件，撰写判决，守护着宪法与公正。除了开庭和宣判，大法官很少集体公开露面，也不允许任何人拍摄庭审场景。可以说，在政府事务日益讲求透明化的今天，联邦最高法院已成为美国最“神秘”的机构。早年的许多大法官也认为，与公众保持距离，可以维系人民对法官的尊敬。
 
　　保持低调和神秘，固然有利于博得尊重，但与公众的过度隔离，也会产生负面效应。近年来，对最高法院的批评逐渐增多，媒体时常指责大法官们的判决死扣条文，不接地气，脱离民意。另一方面，由于公民教育的缺失，美国公众对最高法院知之甚少。根据200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仅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可以说出政府三大分支的名称，但三分之二的人可以说出《美国偶像》节目三个评委的名字；四分之三的人不知道法官与议员的区别；一大半受访者连一位大法官的姓名都说不出。民众的疏离和陌然，意味着司法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将受到挑战。
 
　　最高法院也意识到危机所在。约翰·罗伯茨2005年接任首席大法官后，对公众和媒体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上任伊始，他就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的采访。2010年9月公布的《联邦司法发展战略》，则将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向人民介绍法院的职能和功用，作为联邦法院一项重要工作。
 
　　近年来，大法官们纷纷走出法院大门，致力于推动公民教育。布雷耶、肯尼迪、克拉伦斯·托马斯和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都参加过公共事务电视台（C-SPAN）向广大中学生介绍知名人物的系列节目《学生和领袖》。布雷耶大法官也在新书中多次呼吁，希望能进一步开放庭审、安排更多民众参观法院、建立法官定期与社会各界交流的机制，并开发更多的法制教育资源。退休大法官奥康纳在推动中小学生的公民教育方面，更是不遗余力。2009年夏天，她甚至协助网络公司开发出一款名为“我们的法院”的在线游戏，方便广大中学生熟悉美国的宪政架构和法院的审判流程。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0年，当C-SPAN申请对全体大法官进行采访时，大法官们破天荒地批准了这一请求。九位现任大法官和三位离任大法官，同时接受一家电视台的专访，这在美国历史上，绝对是头一次。
 
　　三
 
　　C-SPAN的全称为“公共事务有线电视网”（Cable-SatellitePublicAffairsNetwork），是1979年成立的一家民营、非营利性电视台，由本书编者之一布莱恩·拉姆创办。C-SPAN最初只有一个频道，全天候报道政治选举和国会辩论情况。1986年和1997年，C-SPAN先后成立了二台与三台，节目类型涵盖政治活动直播、时事动态报道、公众人物访谈、读书荐书栏目和历史纪录片等，陆续打造了《华盛顿杂志》、《白宫之路》、《美国和法院》和《有问有答》等品牌节目，还组织拍摄了《白宫》、《国会》等纪录片，向公众介绍美国政府机构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运转情况。
 
　　2009年，当C-SPAN为制作纪录片《最高法院》，提出进入最高司法机构拍摄，并采访九位大法官时，并未想到他们将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包括从来不愿上电视的戴维·苏特大法官在内，所有大法官都同意了C-SPAN的请求，先后接受了采访。面对镜头，大法官们侃侃而谈，话题涵盖最高法院的历史、职能、传统和规则，对自己的司法理念、行事风格与个人偏好也毫不讳言。虽然受司法伦理限制，大法官们并没有谈及具体案件的裁判内幕，但访谈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首次公布，信息量非常丰富。
 
　　节目录制完成后，C-SPAN将访谈内容统一收入2010年出版的《谁来守护公正：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访谈录》（TheSupremeCourt:AC-SPANBook,FeaturingtheJusticesintheirOwnWords）一书。之后，由于约翰·保罗·斯蒂文斯大法官退休，艾琳娜·卡根大法官履新，C-SPAN又对卡根进行了补充采访，并将新内容增补到修订版中。本书中译本即根据2011年推出的修订版译出。
 
　　四
 
　　近些年，在许多学者、译者和出版界人士的努力下，美国司法题材的图书逐渐受到重视，对之感兴趣的读者越来越多。人们不仅乐意了解美国的宪政历程和重大案件，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审判流程、大法官们的生平、理念和喜好也很好奇。例如，每年有8000多起案件申请由最高法院复审，大法官们要从中选取大概80起审理，这些案子是怎么选出来的？由谁来选？选取标准又是什么？受理案件后，最高法院的庭审是什么样的？除了法官，有没有陪审团列席？证人可以出庭吗？律师发言有没有时间限制？是否有空闲发个微博？大法官们如何判案？内部讨论如何进行？怎样决定判决书主笔人选？重要案件一般何时宣判？大法官会当庭阅读判决全文么？异议意见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的确，在《风暴眼》、《美国司法体系中的最高法院》和《司法的过程》等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经典著作中，大家肯定能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可是，除了专业研究者，普通读者可能读不进这类教科书或“大部头”，相比之下，《谁来守护公正》这样的访谈实录，阅读界面更为“友好”。借用原书副标题的含义，这本书是让大法官们用自己的话，向广大读者介绍他们的工作，阐释他们的立场。非专业人士也可以像欣赏布雷耶大法官的讲座视频那样，轻松释解疑惑，获取信息。
 
　　事实上，即使对法律人而言，这本书也能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视角或信息。专业人士固然了解最高法院的诉讼流程和内部操作，却未必明白大法官们对特定议题的见解。例如，最高法院如何看待民意？民意“一边倒”的案子，会不会影响大法官们的判断？庭审之前，大法官内心对判决结果是否已有结论？律师的发言真能让他们回心转意吗？如果能，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庭辩风格？许多大法官过去都是出色的最高法院出庭律师，如罗伯茨、肯尼迪、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等，罗伯茨还曾被誉为“律师中的律师”，作为经验丰富的过来人，他们对出庭律师又有何建议？喜欢何种发言风格的律师？大法官的书架上都放些什么书，他们最常用的宪法参考书是什么？每位大法官都配备了法官助理，那么，哪些大法官习惯亲自撰写判决书初稿，哪些大法官喜欢交给法官助理代为起草，各自的理由又是什么？大法官们是否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他们用不用Google搜索资料，上不上Twitter发言，会不会把诉讼文书存储在iPad或Kindle中阅读？如果某位大法官特别喜欢某个案子，会不会向首席大法官主动请缨，要求撰写这起案件的判决意见？访谈者就这些问题，向多位大法官提问，并得到风格各异的精彩答案。
 
　　长久以来，人们多习惯从具体案件的投票结果，判断大法官的政治倾向，据此给特定大法官贴上温和派、自由派或保守派等意识形态标签。但是，一旦出现像“医保案”这样的案子，“标签论”或“派系论”可能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换句话说，如果案子还没开审或宣判，人们就能从大法官的所谓“派系”中猜测出判决结果，这样的法院是否有资格守护公正，承受世人尊重，恐怕值得怀疑。可以说，只有深入探究大法官们对司法、法治和民意的看法，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本书的访谈内容，正是管窥这些守护公正者内心世界的窗口之一。
 
　　喜欢司法八卦的读者，也能从阅读中找到不少乐趣。虽然书中记录的都是一些严肃的访谈，但大家还是可以从大法官们的不同反应和表现中，感受到他们的鲜明个性，了解到许多逸闻趣事。例如，斯卡利亚大法官会抱怨太多好学生都去学法律、做律师，实在是浪费人才，但他又会给未来的出庭律师们支招，告诉他们如何在大法官已在诉状上批下“胡说八道”几个字后，利用庭审扭转败局。肯尼迪大法官会不时卖弄文采，引经据典，甚至“吐槽”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指责他虽然反对极权，但不注重法治。向来在审判席上惜字如金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大法官一反常态，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驾驶房车、周游全国的经历。金斯伯格大法官会对自己的中国法袍和丈夫的厨艺津津乐道。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则会与大家分享她接到奥巴马总统通知提名的电话时的内心感受，以及赶赴华盛顿途中的迷路经历。包括退休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在内的几位女性大法官，还各自透露了自己的着装心得。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为了使全书内容更加丰富、完整，C-SPAN还附上了对几位最高法院“专家”的采访内容。这些人或是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或长期在最高法院出庭，或者进行过多年司法报道，对法院情况如数家珍。他们是：《今日美国》资深记者、奥康纳和斯卡利亚的传记作者琼·比斯丘皮克；前首席政府律师德鲁·戴斯三世；最高法院记者团团长、SCOTUS博客创办人莱尔·丹尼斯顿；前法官助理、著名上诉律师莫琳·马奥尼；最高法院历史专家詹姆斯·奥哈马；最高法院现任书记官威廉·苏特。从这些人口中，读者可以从不同视角，进一步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并获得更多新颖、有趣的资讯。
 
　　五
　对我来说，翻译这本大法官访谈录，是一段非常愉悦的经历。毕竟，访谈不同于演讲，对话相对简洁，没有刻意修辞，也不会有繁复的长句和生僻的知识点。不过，为了方便读者理解，译者还是就部分术语的含义和对话的背景添加了注释。
 
　　感谢本书编辑曾健、陈晓洁、美编乔智炜的辛勤工作，尤其是曾健先生，从选题策划、联系版权、内容审校，到确定书名、目录、装帧和版式，他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本书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一点儿也不比我这个译者少。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陈晓卿先生，文中涉及电视节目制作方面的术语，在他的指正下，才避免出现常识性错误。感谢郑晓菊、刘媛和唐磬女士在本书译校过程中给予的诸多帮助。当然，译文中出现的任何错漏，都由我个人负责。
 
　　译完此书，最令我感慨的，是大法官们在访谈中流露出的焦虑和担忧：当司法权威逐渐变弱，司法公信受到怀疑时，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法院的工作、理解法官的职责，进而明白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成为“大法官说了算”体制的坚定拥趸。面对隐忧，大法官们没有继续在“神坛”上布道，而是离开“大理石神殿”，走进中学、大学校园或媒体演播室，用最平实、浅显、诚恳的语言向人民宣讲：在最高法院这条“流水线”上，作为最终产品的“公正判决”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一个拥有三亿多国民、上千枚核弹的超级大国，司法公正为何交由九个人守护？人民又凭什么信任这九个人的司法能力和职业操守？在此过程中，美国人民也见证了这些守护公正者们的法治信仰和人格魅力。而这一过程，对我的中国同行们也一定有所启发。

 
来源：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