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解放社会学》（Liberation Sociology）一书的开篇，作者费金（Joe R. Feagin）和薇拉（Hernán Vera）指出了社会学中存在的“集体遗忘症”问题：一是社会学家经常遗忘他们所从事学科的行动主义和激进的传统（activist and radical traditions）；二是社会科学中很多伟大思想家的激情和社会变革担当经常被遗忘或忽视（第ix页）[1][1]。在集体遗忘症的状态中，人们很容易随波逐流地接受因即时效用而传播的常规性方法与观念。作者所说的常规性方法，主要指美国社会学的“工具实证主义方法”（instrumental positivism approach），其“工具性”是它使社会研究局限在某种研究工具和技术所允许的问题上；其“实证主义”是它使社会科学家投入到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方法上。在“工具实证主义”的支配下，社会学家经常对社会学对他人的道德和政治影响无知无觉。
然而，人类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社会压迫（social oppressions），包括文化的、阶级的、种族的、政治的、性别的等方面。工具实证主义往往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只能隔岸观火地触及社会压迫的表层。社会学家不能对这些压迫问题熟视无睹，而是要挖掘和发挥社会学在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上的价值：社会学家具有透视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潜质；社会学的技能和智识（craft and the intellectual）的双重视角，能够对深入地理解社会运行贡献力量，并且对促进社会变革与进步有所助益。作者由此引入了解放社会学的议题和写作此书的初衷：倡导解放社会学的目的，不是告诉大家了解社会学的解放潜质，而是使读者注意社会学技能和职业的道德与政治维度，对这些维度的自觉，是客观地理解社会和为改良社会做贡献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第x-xi页）。
本文拟从如下几个方面介绍和讨论《解放社会学》的主要内容：解放社会学的社会关怀与基本主张；解放社会学的理论谱系；解放社会学对“工具实证主义”的反思与对“行动社会学”的倡导；最后是简短的总结，并结合转型期中国的社会实际进行简单讨论。
二、解放社会学的社会关怀与基本主张
在本书第一章的开头，作者引用马克思的经典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1995：61）承继马克思的观点，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解放社会学的要点，不是仅仅研究社会世界，而是以民主和社会公正为导向去改变社会世界。”（第1页）解放社会学关心的是减少或消除各种社会压迫，创造更加公平和众生平等的社会。关于“压迫”的含义，作者采用政治学家艾丽斯·杨的观点：“压迫由许多体制性制度过程或者制度化社会过程组成，前者指的是阻止一些人在社会承认的环境中，去学习和使用那些合格和广泛的技术，后者指阻止人们与他人互动交流，或在其他人可以听到的场合表达他们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观点。”（Young，1990：38）来自种族主义、父权制、异性恋主义和阶级剥削的压迫是社会压迫的主要方面。对解放社会学而言，不仅要探索关于压迫的科学知识，而且要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为结束其所遭遇的压迫而努力。
费金和薇拉把解放社会学放置于西方社会学的历史源头来讨论。社会学往往被认为是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科学（吉登斯，1998：35），在“现代性”的光环下，变迁、进步、发展等成为社会学的核心议题，而对压迫现象的关注则退居其次。早期社会学家如马克斯•韦伯和涂尔干谈到了工业化、科层化和城市化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这些并不是描绘西方社会现代时期的唯一过程，关于剥削、歧视和压迫的分化过程，同样彰显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对于这些伴随现代性的扩展而产生和延续的压迫问题，解放社会学给予深度的理解和同情，并为使人们从悲惨和不平等的境遇中解放出来而奔走呼号。
然而，在当代社会中，压迫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而是具有制度化和嵌入性特征，并且或多或少隐藏在长期扩散的社会规范和信念之中（第15页）。[2][2]因此，解放社会学要采用“反体制方法”（countersystem approach），即分析者有意识地努力超脱于他/她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以更好地审视它。[3][3]在反体制分析上，解放社会学一方面需秉持“超然”的态度，努力挣脱既有社会制度与结构的束缚，另一方面又要对社会现实积极地介入，认为只有保持和经验现实的深度联结，才会建设富有生命力的社会学。为此，解放社会学追随早期社会学家，如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和杜波依斯（W.E.B Du Bois）[4][4]的路径，将社会学观念与社会行动主义关联在一起。亚当斯和杜波依斯是葛兰西（2000：2-7）所称的那种“有机知识分子”，他们为改善穷人、工人阶级和移民等的生活而奋斗，其实践经历表明解放社会学不仅是讨论解放问题的社会学，也是指示或推进解放途径的社会学。
解放社会学提倡一种通过社会科学知识“赋权”（empower）给普通民众的实践。“通过使用批判社会学的知识，人们将会处在一个更好的位置理解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去计划他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并在一个众生平等和民主的风尚中与他人交往。这包括在一种更有利的位置中为个人和集体的权利而奋斗。在我们的时代，如果特定类型的关键知识主要是由处于顶端的那些人及其仆人获得的话，一种基础广泛的民主将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第10页）这方面的一个努力是索诺马州立大学社会学家卡尔•詹森（Carl Jensen）在20纪70年代发起的“方案审查”（Project Censored）研究，该研究考察主流媒体是否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有系统性的遗漏，揭示了“没有自由的信息流动便没有民主”的事实，同时向我们展示了为了公共利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如何被实践的。
三、解放社会学的理论谱系
解放社会学的倡导并非空穴来风，在经典社会学那里可以找寻其理论源头。早期的欧美社会学家，视社会学为对新知识的生产并直接适用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他们的著作中蕴含明显的社会变革取向和道德关怀，这一点在孔德、韦伯、涂尔干和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窥见一斑。例如，孔德认为，如果人们懂得适应通过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而获得的社会规律，社会和谐将随之而至。[5][5]韦伯主张社会科学不仅要防止已有政治权威及其价值观点的侵犯，而且要防止把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问题转换成纯粹的技术问题。关于涂尔干，一些当代社会学家往往将其转换成一个价值中立的工具实证主义者，而忽视了他对道德、社会公正和社会变革的深层关怀，如他反对强制性社会分工，批评家庭的代际继承导致的社会不平等，认为趋向更为复杂和有机的社会需要更多社会公正，等等。马克思观点的意义则在于，运用辩证法的观点，将社会现实看作充满紧张、运动、倒退和更新的过程，由此指向一个变化的社会世界。[6][6]
在主要的社会学奠基人之外，作者还重申了乔治·赫伯特·米德思想中的解放社会学资源。在米德发表的论著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是其主我（I）、宾我（me）、姿势对话（gesture dialogue）等概念，而很多其他内容都被忽略了，其原因可能是它们包含了很多进步改革的言论，涉及工人、移民、战争与和平、民主与公共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和米德的符号互动思想并不是分离的。在米德看来，具有意义的语言和其他符号是在人类的社会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一旦符号沟通中断或人们无法理解他人的观点和角色，社会冲突就会出现。米德强调，民主权利特别是沟通的自由特别重要，而趋向平等的进步，是健全的社会发展的本质（参见第54-55页）。[7][7]
事实上，费金和薇拉的分析触及了社会学在一开始就存在的某种内部矛盾：一方面是社会学家根深蒂固的常规和保守传统，他们致力于通常能够加固现有社会秩序的理论和经验工作；另一方面是社会学家的改良和革命的传统，他们致力于指向社会变迁的理论和经验工作。与后者相呼应，“解放社会学”是一个适用于社会学中已有的进步和激进传统的当代术语，它适用于深刻地批判现存社会及其制度，并致力于社会压迫的削减和消除。因此可以说，虽然“解放社会学”这一术语是现代的发明，但其基本主张与既往的社会学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是对传统社会学资源的当代继承和转化。
解放理论的当代发展主要体现为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兴起，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女权主义理论、反种族主义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参见第204-220页）。[8][8]这些理论或观点的共同之处是立足于这样的信念：所有人类都是建构它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世界的潜在的积极行动者。这种理论力图引起个体及其群体的自我意识，以至于他们能够克服其周围世界的社会压迫。要引起这种自我意识，需要致力于与人类主观性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远距离观察和实验性操纵。这也表明了解放社会学的中心观点：生活、研究项目和理论之间不可避免地相互贯穿和共同再生产（co-reproduce）。[9][9]相反，工具实证主义科学则寻求一种了解世界的中立方法，这种方法生产着与任何特殊的自我没有关联的知识。这就过渡到费金和薇拉从对“工具实证主义”的批评反思到对“行动社会学”（sociology in action）和“参与性行动”（participatory action）的倡导。
四、从“工具实证主义”反思到“行动社会学”
费金和薇拉指出，美国社会学不乏解放社会学的传统。美国社会学的创立者沃德（Lester Ward）、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和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等人，对其时代主要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均有明确意识，关于城市的“社会病理学”和“社会失序”成为他们早期研究的主题。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一大批女性社会学家如珍妮•亚当斯，以及众多其他白人女性和黑人男女社会学家，都致力于介入积极的社会改良团体，其活动涉及反战运动、妇女运动、工会运动等方面，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杜波依斯在1919年组织的、呼吁废除奴隶制和削减殖民主义剥削的第一届泛非大会。然而，这一传统在工具实证主义日益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却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忘了。我们可以通过回顾美国社会学的早期历史来理解这一过程。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之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逐渐成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系。在此期间，统计学取向的社会学根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确立起来，理性化社会科学的观点开始与抽样调查和定量方法联系在一起。1935年，一些社会统计学取向的社会学家创立了一个新的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进一步传播工具实证主义的量化分析方法。到了20世纪40、50年代，民意调查成为一种在市场、消费、广告、政治运动等领域常见的研究技术，这方面的领军人物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哈佛大学的萨缪尔•斯托夫（Samuel Stouffer）。此时，在社会学研究中使用抽样调查和定量分析方法变得司空见惯。
20世纪40、50年代及其后的美国社会现实，成为工具实证主义扩展的温床。一方面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反共运动”，使美国的社会学和其他知识活动处于自我审查的压力下，而以客观主义面孔出现的人口统计和抽样调查赢得了政府机构、基金会和其他官僚机构的青睐，并从后者那里获得研究资助。另一方面，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繁荣使美国很多普通工人及其家庭提高了生活水准。在这样的环境中，强调系统均衡的结构功能论支配了英语世界的社会理论。然而，结构功能论者倾向于对阶级、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以及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中的冲突问题轻描淡写，这进而对工具实证主义的传播和解放社会学的“退却”打开方便之门。
费金和薇拉指出了作为工具实证主义集中体现的抽样调查的局限：首先是对个体的社会环境关注不够；其次是难以处理调查中的时间因素，有些被调查者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他们的想法；再次，关于人们思想、观点、态度和情感的深层现实，很难在几十秒的即时性问题中获得；此外，人们的态度、信念、情感和意识等难以从口头或书面的调查问题中引出；最后，很多抽样调查取向的研究集中于相对小规模的问题，经常处在与更广泛社会问题隔绝的状态中。因此，过度的技术教育可能阻碍社会研究者看到他们周围更广阔世界的变化，阻碍他们预见可能的社会未来。作者总结道：“这种象牙塔式的教育制造出的是‘经过训练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第124页）
工具实证主义方法的局限性，正是解放社会学试图改进和超越之处。当然，这种改进和超越并不是否定和替代，因为工具实证主义方法自有其可取之处。解放社会学主要是将工具实证主义所忽视或难以应对的社会压迫问题纳入其研究视野。在这种的视野中，社会压迫问题的解决需要以民主为导向，而民主需要通过行动来实现。人们在社会组织中的民主化参与是通往解放的途径，不仅普通民众，而且社会学家也要投入到参与性行动中。因此，在实践层面，解放社会学是体现为参与性行动的“行动社会学”。行动社会学研究不是把被研究者看作消极的对象，而是帮助他们促进其自身生活和社区环境的改进。[10][10]
在行动社会学实践方面有诸多实例。例如，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 1909-1972）在1940年创建了工业区基地（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IAF），并在随后的30年间，为当地穷人社区创造了关于社会问题和社区改进研究的机会和程序。作为一个设法理解被压迫者经验的知识分子，阿林斯基的努力集中于改进社区制度、建设社会基础权力，使穷人居民能够在政治舞台有效地发挥作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康乃迪克州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诺尔•卡泽那夫（Noel Cazenave）。他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顶住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开设了一门专门关于“白人种族主义”的课程。解放社会学家的参与性行动同样存在于学院环境之外。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农村地区有个名为“¡Vote!”[11][11]的、非盈利、非党派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主要是移民到美国的墨西哥妇女及其家人。在这个团体中，社会学家保罗•约翰斯顿（Paul Johnston）和他的同事经营了很多社区服务工程，包括帮助数千人申请公民资格的“入籍运动”（naturalization campaign）和一个“自由学校”，这个学校的“未来公民”（citizens-to-be）能够学会英语、学习公民身份和参与公共生活。参与性行动研究项目遍及世界各地区，在墨西哥、坦桑尼亚、德国和挪威，参与性行动研究应对的是贫困、街头流浪儿童、船员低工资等问题；在美国，参与性行动研究涉及环境、教育、医疗、种族、阶级、社区控制等诸多方面。
在21世纪，人类社会在经济剥削、环境危机、健康与贫困等方面仍将充满挑战，而且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悲惨的境遇中（Feagin，2001）。因此，以参与性行动为学术取向的解放社会学可谓适逢其时。这同样呼应了行动社会学家图海纳（2003：417；2008：6-7）的观点：只有作为主体的行动者及其社会运动，才能建设新的社会和历史。此外，参与性行动还是一种与传统课堂教学不同的社会学人才培养方式，即不仅使学生将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与他们的生活经验相连接（Long，1995），而且强调倾听被压迫者的声音，并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形成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意识。
五、总结与讨论
在《解放社会学》中，费金和薇拉追问了“社会学为了什么”和“社会学为了谁”这两个核心问题，阐明了社会科学知识的价值的最终标尺不是某种类型的建议性理论建构，而是它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加敏锐地理解社会，是否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民主和公正的社会。解放社会学力求在社会学领域乃至更大领域就人道的社会安排应是什么以及如何实施的问题引起讨论。作者坚持认为，解放社会学可以成一种工具，使人们增进对深层社会现实的理解、增进与他人的交流对话、增进在知识生产和使用中的民主参与；使压迫更加显见并促进关于压迫的公共讨论；帮助那些无力者与“无声者”变为有力者与“发声者”。在这个意义上，解放社会学是米尔斯所倡导的“社会学想象力”（Mills, 1959：5-7）的实践和延续，是布迪厄所言的“解放的工具”与“慈悲的工具”（Bourdieu & Wacquant，1992：212）而不是蛊惑人心的“社会巫术”。[12][12]
《解放社会学》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双重的，但不止于此。一方面，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以社会公正为导向去改变世界，对于深受权力与资本双重挤压的中国“社会”而言，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一种知识、理论或科学并不是一种均衡体系，其演变的过程包含了知识的裁剪、加工甚至争夺，据此所认识的社会现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被建构的现实”，这促使我们需要以“否思社会科学”（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Wallerstein, 2001）的姿态审视社会学的舶来资源与本土传统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问题，而不是对一切理论与方法无反思地挪用。因此，解放社会学必然同时包含“现实的解放”与“知识的解放”两个维度。
对中国社会学而言，我们似乎并不缺少解放社会学的传统。在20世纪20、30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家便开展了蓬勃的社会改造运动（参见阎明，2010），只是由于革命与战争等缘故，这一社会学运动中途而止，其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在今天似乎也鲜有问津。[13][13]吊诡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学发展中断之时，却是“解放话语”与“解放运动”盛行之日，只是，当时的“解放”主要是政治权力主宰下的政治运动，而不是自组织的社会运动。如果说20世纪早期的社会改造运动，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缔造社会”和探索民强国富的道路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空间步履维艰和矛盾重重的今天，重申和倡导解放社会学的价值在于，保卫已有的“社会力量”，并积极发掘公民社会发育的路径与可能性。
正如布洛维（2007：72）所言，“我们不能仅仅消极地去服务社会，而应当去保存以及建构社会。”这句话对中国社会学而言同样成立。只是，与在成熟的公民社会来保卫社会和倡导公共社会学不同，在中国嫁接解放社会学可谓任重而道远，一方面，面对“位于两次大转变交汇点上”的中国社会（沈原，2006：19）而非业已存在的“公民社会”，社会学不仅是社会的观察者，同样是公民社会的参与人和建设者；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力量”一部分的社会学和社会学家，也面临着培养“公共意识”和担当“公共责任”的任务；同时，虽然“保卫社会”是社会学的使命，但社会学不应因此而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惟其如此，社会学才能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建构其独立发展的合法性基础。另外，解放社会学及其参与性行动研究与科学化的量化研究不应是势同水火的关系[14][14]，在多元化的社会学生态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许是解放社会学对知识与社会有所助益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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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5][1]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单独标出的页码均出自Liberation Sociology（Feagin & Vera, 2001）一书。
[16][2] 布迪厄社会理论中的doxa（中译为“信念”）概念也揭示了这一问题，即由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的对应关系所衍生的支配政治学，导致人们对社会世界深信不疑的接受（doxic acceptance），由此形成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的支配（参见Bourdieu & Wacquant, 1992：168；田耕，2005）。
[17][3] 费金和薇拉几乎没有提及反思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相关观点。事实上，布迪厄（Bourdieu & Wacquant, 1992）提出的“参与性对象化”（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和弗瑞德里希（Friedrichs, 1970）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sociology）的观点，便主张将社会学和社会学家本身当作对象进行研究和反思，尤其是布迪厄对“社会无意识”的批判，或可成为解放社会学“反体制方法”的理论基础。
[18][4] 珍妮·亚当斯（1860-1935）是社会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芝加哥社会改良主义社团赫尔宫协会的创始人，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杜波依斯（1868-1963），《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The Philadelphia Negro: A Social Study）一书的作者，此书是关于城市黑人社区生活的第一个系统的社会学研究，指出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没有真正的民主。
[19][5] 哈耶克曾结合理性与自由的关系批评孔德的观点。孔德将自由理解为“理性地服从自然规律的命令”，而在哈耶克（2003：255、260）看来，这种观点肯定了一个超智慧头脑对社会加以组织设计的可能性，成为“自觉控制”一切社会力量的集体主义傲慢态度的主要来源。哈耶克的观点对我们理解解放社会学至关重要，因为社会变革与个体自由可能并不一致甚至存有矛盾，而费金和薇拉似乎未加区分地将二者均纳入解放社会学的内涵中。
[20][6] 无独有偶，以倡导“公共社会学”著称的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也指出了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在现代性的残损片中寻找秩序，以解救进步的许诺”的学术追求，并强调社会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还是一种道德与政治的力量（参见布洛维，2007：5、7）。
[21][7] 一般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科书往往把米德归入微观社会学的行列，其实未必尽然，正如查尔斯·W·莫里斯（1992：291）在为米德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一书所做的导言中概括的那样：“米德的学说公正地对待个体的进取精神和社会公共事务这两方面因素。它在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把个人主义原则同社会主义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先驱者的态度同人的兄弟关系这一特征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因素的结合便是民主的标志”。
[22][8] 作者并没有明确表述解放理论与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区别，但从其行文可以看出，前者涵盖后者（也涵盖那些虽然不属于批判的社会理论，但含有“解放成分”的理论），而后者是前者的主要组成部分。
[23][9] 对于将解放理论输入到行动之中的诸多实例，参见第223-238页。
[24][10] 相比较而言，参与性行动研究与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是不同的。“参与观察”意味着研究者观察但不能卷入观察的过程，而参与性行动研究除了参与观察之外，还具有“承担责任”（commitment）之意，即为被压迫者及其困境的转变而努力（参见Feagin & Vera, 2001: 174；陈向明，2000：228）。
[25][11] “¡Vote!”意指培养和动员选举人的运动，这一组织为扩大公民权和改善工作机会而工作。
[26][12] 当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对争论已久的“社会学危机”（Gouldner, 1970; Lemert, 1995）来说，解放社会学的加入是“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呢？笔者认为，有什么样的社会，便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学，立足于具体的社会背景或社会问题讨论解放社会学的意义似乎较为妥帖。例如，从1895年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原强》第一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到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的蓬勃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发展的中断以及改革以来社会学的恢复重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结构或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同命相连。由是观之，对于“公民社会”亟待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倡导解放社会学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
[27][13] 对这一社会学传统的评价参见应星、吴飞、赵晓力、沈原，2006；刘少杰，2007。
原载于《社会》2011年第6期，转自社会学视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