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平常人的心目中，欧洲版图斑驳陆离，仿佛这才是欧洲的常态。在接踵而至的一战与二战之中，欧洲都是主战场，而两次世界大战的主因都在于欧洲那绵延数千年悬而未决的民族与领土问题，当战后的人们在废墟上苦苦追寻对这些问题的新的解决之道时，他们似乎激起了曾经有位法国人对于欧洲的民族问题作过极富前瞻性的论断与阐述，他就是法国哲人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1867-1956）。

　　十九世纪的欧洲风起云涌，不仅在思想领域中派别林立，彼此之间势同水火，而在进入二十世纪，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大国之间的互不信任情绪，整个欧洲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不管是在战败的德国还是当时的战胜国英国和法国，它们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不断萌发与强化，并成为最后导致二战的重要因素。朱利安•班达在1932年的这一系列论述在当时都极具前瞻性，但遗憾的是当时的欧洲人已经为各自的民族主义斗红了眼睛，整个欧洲完全沉浸在狂热和战争的氛围中，这一《讲话》的声音完全被遮蔽了，这是欧洲的悲哀，也是整个世界的悲哀。

　　“欧洲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欧洲不会是经济和政治简单转型的结果。它只有接受了一套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体系才会真的出现。”班达曾这么满怀希望地说，“欧洲将会像民族的形成一样建成。欧洲不是物质利益的单一组织。只有当它有一天拥有了一套适合自身的价值体系时，它才会真正存在；而在19世纪形成了一套民族主义的道德时，民族才真的出现了。”对于道德这一非有形物的强调，实际上也从另一个角度对民族心理在型塑民族共同体过程中重大作用的强调。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社会政治环境中，道德被边缘化了，实力成为强人们试图实现其帝国理想的后盾。

　　经济在型塑共同体的过程中总是扮演着重要角色。班达曾远见卓识地指出：“形成各民族的经济变化只有受到道德变化的支撑，才能成功。在法国，国内海关的撤销，以及在德国的关税同盟，开始时都遇到来自各省的激烈反对，因为它们发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只有当教育普及，每个都在道德上接受了团结的宗教并且鄙视分裂状态时，这些经济变化才会真正促成这些民族的形成。”事实上，只有到了20世纪后半期，欧洲才开始以经济上的联合逐渐促成政治上的和解与联合，而政治上的逐渐一体化也进一步巩固了经济上的合作和谐局面。

　　欧洲人并不是不曾实践其大欧洲的理想，但是，在二十世纪之前，所有试图统一欧洲的努力都失败了。班达认为，这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在于这些欧洲的统一者无一不是暴君，或者至少想成为暴君，当这种暴君君临欧洲之时，也就是欧洲民众罹难之日。其二在于尽管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时常被人提起，但是当要将之变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共同体时，就会受到欧洲各国民众的抵抗，他们不愿意欧洲“被建成”。“到了15世纪，欧洲完成了发现新世界所要求的向外扩张运动。但是，这些真正的欧洲运动对欧洲的统一毫无贡献。为什么？因为欧洲在完成这些运动时，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它们是欧洲运动；因为欧洲各民族服从于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生活中也分享着共同的情感，但是从没有思考过它。如果说欧洲存在，或者说它长存，那么欧洲的理念却没有存在过。”作者满怀希望地认为，“也许在20世纪，我们会看到欧洲的建成，不过，前提是20世纪要完全战胜反欧洲的努力”。历史并没有按照班达的思路发展，希特勒的上台给德国和整个欧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更使得欧洲内部的裂痕在二十世纪上半期达到了顶点。或许，只有在1957年《罗马协定》签订的那一刻起，欧洲才真正重新燃起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意识。

　　知识分子作为对既往历史了解最详细深刻的那群人，在对整体性的欧洲意识的萌发与具体实践的过程中应该展现其积极的一面，而不是仅仅为其各自的民族奔走，“他们否定了权利等级别，倡导主权平等。其逻辑结论就是：每一个民族都有义务尊重其他民族，强大民族也应该尊重弱小民族。而且，他们赋予各民族的主权是不受任何节制的，除了自己的法律之外，一概无效。这本应让那些以反对目中无人的激情为己任的人感到羞耻，但是他们却成了这种激情的奴仆。这种知识分子的背叛真让人感到可耻！”班达的呼吁历历在目：“法国的知识分子们，你们要向大家宣扬希腊-罗马文化，好让他们认同超越民族之上的共同体。不要像你们的某些同胞那样，只向法国人宣扬希腊-罗马文化，好让他们自认为更加法国化，更加与众不同。”

　　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之林。在欧洲近代之前所广泛使用的拉丁文在某种程度上使当时的欧洲精神生活具有了一定的统一性，“你们要通过你们所说的，而不是你们所是的来建成欧洲。欧洲将是你们精神及其意志的产物，而不是你们存在的产物。”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欧洲是一种理念。它将由那些虔诚相信这一理念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那些有家乡观念的人来建设。”只有那种有着更多为欧洲事业服务之心的人们的共同努力，现实的欧洲大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种大厦不是帝国结构，不是“一个帝国、一个民族、一个领袖（Ein Reich, Ein Volk, Ein Fuehrer）”，而是一种超越各个民族国家结构的平等的邦联模式。

　　很多人在解读这本小册子的时候将之视作是对当时即将到来的民族间血腥争斗与屠杀的敏锐警告，这种视角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如果从对20世纪后半期欧洲联合一体的实践的角度来看，那么这本小册子中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建设性的精妙构思了。伴随着现代欧洲联合而来的是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相互和解与协作，班达曾说： “欧洲唯有接受一套道德价值体系才能建成。”对于现代的欧洲联盟来说，这一语成真。而欧洲也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开始成为一个现实中的神话。此时此刻，人们有的不仅是惊异，更是一种对旧有梦想的回归与超越。

　　“建设欧洲吧，即使是有主权的欧洲，无形的上帝已经在向你微笑了。”一部《欢乐颂》，成为那个新欧洲的神圣乐章。

　　[法]朱利安•班达 著，佘碧平 译：《对欧洲民族的讲话》，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来源：社会学视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