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
——贝克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试图建立一种立足于自反性现代化的风险社会理论，并提出了一种“亚政治”的转型模式。由于风险跨越政治、经济、时间和知识系统之边界的超边界性“使这个行星上所有的生命形式处于危险之中”，﹝1﹞第一现代世界的民族国家规划已经不再适合于风险社会的个体化的趋势。然而，正是在全球化与自反性现代化的讨论中，贝克诉诸一般大众的民主理论，也对跨边界的风险社会的认同基础提出了要求。

一、风险的超边界性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以“风险”为基础，贝克在多种意义上谈论了边界问题。贝克所说的风险，“首先是指完全脱离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的影响。他们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伤害、而且这些伤害一般是不可见的。”﹝2﹞而“高度发展的核能和化学生产力的危险，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畴，比如空间和时间、工作和闲暇、工厂和民族国家，甚至还包括大陆的界线。换一种方式说，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了历史的主宰力量。”﹝3﹞尽管“边界的设定关系到一个领域范围的界定、领域内涵与特质、认同、合法性、对历史的诠释权、集体记忆、合理化既得利益者等议题”﹝4﹞，但是就风险与边界而言，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仍然是本文讨论的起点。
（一）地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边界与风险
        在《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多次提及，风险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向全球扩散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无力单独解决风险问题。“它们（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在这种意义上，危险成为跨国界的存在，成为带有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1﹞“生态灾难和和泄漏是不在乎国家边界的。”﹝2﹞
需要注意的是，贝克所言说的国家边界，就是在第一现代性世界中，经由民族国家的规划而建立起来的那种边界。这种边界不仅包括那些通过反复地战争而形成的那些错综复杂的边界，同时包括那些理性因素表现得非常明确的国家边界。这些边界在第一现代世界中，成为了建构不同国家个人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并影响到第二现代世界。由于风险的跨国界性，民族国家规划和已有的个人认同都遭受到了挑战，这也成为了风险社会研究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财富－阶级意义上的边界与风险
        尽管在一般意义上，边界主要意味着的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边界，不过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即便仅就风险问题而言，贝克所理解的边界和我们所欲讨论的边界，都远远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国家界限。如果仅就地理意义上的国家边界来讨论风险问题和其他可能的问题，都可能使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简单化并失去洞察力。在本文中，笔者初步地把边界理解为人们在某种关系中所可以达致的最远边际。﹝3﹞在这种理解中，边界意味着一种限制或者限度。毫无疑问，地理意义上的边界，特别是以国家边界为代表，是我们最为常见的边界概念，但是那些更为潜藏的不为我们第一反应所认识的边界（限度），即便只是在风险的问题上，也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贝克对“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的论述，就在于从财富分配到风险分配的转换，亦即从“我饿”到“我害怕”的转变。﹝4﹞在这个意义上，第一现代性所建构起来的基于财富分配的阶级性，特别是各个阶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
        风险不仅打破了生产和非生产的界限，而且“它们（现代化风险）拥有一种全球化的内在倾向。危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生产，这种情况是独立于生产地的：食物链实际上将地球上的所有人连接在一起。风险在边界之下蔓延。”﹝5﹞在这一情况下，风险反而可能意味着一种解放，从旧有的财富分配所决定的阶级差别中脱离出来，走向一种新的个人认同和政治模型。

（三）知识－科学意义上的超边界性
        笔者所讨论的第三种边界，是在知识－科学的意义上的边界。贝克和吉登斯、拉什这样的自反性现代主义者（如果我们想要这样精确地称呼他们的话），极为重视知识的建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那些潜在的影响。在风险社会这个问题上，贝克对专家知识垄断和科学对风险的估量问题，对那些学科之间的严格界限－边界以及专家和常人之间的界限进行了研究和批判。贝克认为，“在风险的界定中，科学对理性的垄断被打破了。……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1﹞“风险的存在跨越了理论和时间的区别，跨越了专业和学科的边界，跨越了专业的能力和制度化的责任，跨越了价值和事实的区别（并因此跨越了伦理和科学的区别），并且跨越了似乎是由制度区分开的政治、公共空间、科学和经济的领域。在此方面，亚系统和功能领域的去分化，专家的重新网络化和降低风险的工作统一化，成为系统理论和组织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不受约束的风险生产内在地侵蚀着科学理性目的所指的生产力理想。”﹝2﹞

（四）时间意义上的超边界性
        与《现代性的后果》一书有相似的地方，《风险社会》也以未来为基点进行当前的社会学研究中，建立一种朝向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就表现为风险这样一个未来事物，成为了思考和讨论的出发点。风险的存在，使得那些以前不为人们考虑的未来世代的问题进入了当下的视野。“首先，现代化风险出现在地理意义上特定的地域，同时它也是非特定的、普遍的；其次，它们形成有害影响的曲折途径是那么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那些，在现代化风险中，空间和时间上分离的东西，实质上同时也是客观上，以因果关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有关责任的社会和法律的语境。”﹝3﹞ “与财富的具体可感相比，风险具有某种非现实性。在根本的意义上，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风险意识的核心不在于现在，而在于未来。在风险社会中，过去失去了它决定现在的权力。它的位置被未来取代了，因此，不存在的、想像的和虚拟的东西成为现在的经验和行动的‘原因’”。﹝4﹞

          总体而言，贝克曾在新近的一本著作《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中，总结了社会科学从第一次现代化向第二次现代化的范式转换在边界问题上的不同思考。不同于后现代性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取消边界去追寻网络、流动和逃避的做法，第一次现代化是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强调界限的一致、内外有别的民族区别日益占主导地位、政治的成员资格是预定和排他性的，第二次现代化则是方法论的世界主义，在界限问题上认为（界限）内外特意合而为一，要求必须重新划清和界定界限，有选择地选择政治的成员资格。﹝5﹞

二、迈向一种政治理论的风险社会研究

（一）风险社会理论提供的转型模式：亚政治
        《风险社会》一书的第八章是“开放政治”，意图为风险社会提供一种转型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表现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着日益增长的或危险的生产力，亚政治从政治手中结果了塑造社会的领导角色。”﹝1﹞
        相对于吉登斯所提出的反思性现代性理论，贝克的“亚政治”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的转型模式。﹝2﹞他们都试图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推进现代性，不满足于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却又内在地吸收了一些后现代性的思想和方法。不过在政治模式的问题上，仅就《风险社会》与《现代性后果》一书的对比，“亚政治”的模式享有清晰性和完整性的优点。贝克的亚政治实际上改变了自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那种制度脉络，转向关注生活中的各种可能性基础之上的不同行动是否能够实现，并从而推动一种可能的制度形式。“未来政治安排的灰色地带出现了，它最终将通过三个（绝不是相互排斥的）变量勾画出来。首先是返回工业社会（再工业化）；第二是技术变迁的民主化；第三是分化的政治。”﹝3﹞另一方面，这种“亚政治”也是一种“解放的政治”，﹝4﹞政治不再有什么核心，政治将诉诸于个体化后的一般大众。“未来规划的出发点是政治的解放，这就是说，主流政治、归属政治、亚政治和替代性政治的光谱在彻底分化的社会中发达民主制的状况下出现了。我们对此的评估是，即使为了民主化的要求，政治缺乏核心的状况也不能再被颠倒过来。政治将自身在某种意义上一般化了，进而变得‘没有中心’。”﹝5﹞“亚政治区别于‘政治’表现在：首先，政治体系和法团主义体系之外的代理人也可以出现在社会设计的舞台上（这个群体包括职业团体和行业团体、工厂、研究机构和管理阶层中的技术知识界，熟练工人、公民主动权、公共领域等）。其次，不但社会和集体代理人而且个人也可以与后者相互竞争，争夺新兴的政治塑形权。……亚政治意味着从下方塑形社会。”﹝6﹞
        在此，这种新的政治模式——“亚政治”模式是在两个方面与上文所述的边界问题相联系的，亦即与民族国家规划的溃败和身份/认同的重建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一个方面是民族国家规划的溃败和亚政治的建立。而第二个方面则是身份的转换与认同的重建。
（二）身份/认同的重建与风险的超边界性
        我想要强调的第二个方面是，身份的转换与认同的重建与风险社会的政治问题。对于自反性现代化理论在民主问题上的一个主要的批评是，他们的民主理论主要诉诸于一般大众，而且只处理到当代政治争论的主要论辩。相对于贝克和吉登斯等人对自反性现代化与全球化之关系的研究，他们还没有在全球化时代为民主理论提供更为精确更为深入的说明。﹝7﹞本文主要关注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诉诸一般大众的民主理论的一面，而并不试图对自反性现代化的“反思性民主”的发展进行讨论。但是，这一批评已经提醒我们对自反性现代化理论进行思考和批判，并特别地要对诉诸一般大众的一方面重新“问题化”并进行思考。
        在笔者看来，自反性现代化虽然试图针对后现代性思潮提出一种基于现代性的自反性现代性的理论，主张现代性一直内含着自反性，﹝1﹞从而否定后现代性及其批判，但是自反性的现代化也无疑吸收了后现代思想一些要素，这也就决定了自反性现代化不会像后现代性思想那样彻底的解构身份、边界和民主。因而在边界和身份问题上，由于贝克等人仍然坚持一种现代性的立场，因此重新确定边界，建构身份/认同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一个风险社会里面，个人身份/认同与风险社会的民主问题还需要有很多的路要走。
        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风险的那四种超边界性，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最终可以归结到贝克所说的“个体化”的问题上。贝克指出：“随着解传统化和全球媒体网络的形成，生涯逐渐脱离了联系的直接区域，而跨越了国家和学科的边界开放着，寻求一种远距离的道德，它使个体处于一种潜在地不得不持久挺立的位置。在个体落入无意义的泥潭的同时，他们被抬高到世界塑造着的地位。政府（仍旧）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行使权力，生涯却早已经对世界社会开放了。”﹝2﹞或者说，在这种种超边界性的问题背后，新的边界也在形成和制定之中，从而身份的问题也就凸现出来。我们每个人究竟如何确定自己的位置、特性和认同？在民族国家规划溃败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够依据民族国家来确定自己的认同吗？
         我们还需要考虑的是，那些在“世界风险社会”中同时处于第一现代性世界和第二现代世界的国家（例如中国），它们不仅要同时承受第一现代性世界和第二现代世界的后果，﹝3﹞在建立民族和个人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上，民族国家规划的基础性和风险社会对此的瓦解作用也共时行地存在。换句话说，这些国家，特别是它们的人民，必须要建立起一种基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并据此参与对世界秩序的讨论，但是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这些人民又必须得明确，第二现代世界的世界风险社会的秩序建设批评民族性的视角，﹝4﹞对于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有一种瓦解作用，风险问题也不是民族国家独立所可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