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思想、有学养的社会政治评论从来就不应当只追求单纯的新闻效应，凡是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士都可以从中提炼出诸多学术问题。只要我们善于从评论中汲取有益养料，包括典型素材，独特视角，灼见观点，缜密思维，或许我们就可以实现从评论到学术的转换。而且，有思想、有质量、有影响的评论，经常成为社会科学、尤其是实证科学大量文献引注的常客。本着这样的运思理路，当我们在阅读研习一些评论文字的时候，如果能够做此分析，那么，我们的分析就不再只是纯粹的媒体意义上的文字，而是可以超越评论思维的界限，实现评论与学术的对接。尽可能带着学理的眼光、问题的意识来阅读评论文章，对于学术训练而言，自然是“善莫大焉”！

这一点，就学者自身撰写评论来说，概莫能外。在专业学术之余，约稿之致，灵感一来，兴奋一起，键盘手指之间难免会留下一些零零碎碎、长长短短的文字。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发这每一思每一感之学术意义，也就成为严肃的学者不能不审慎对待的重要问题。任剑涛教授新著《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作为早些年（1999—2004）的社会政治评论的文集，亦如书名，学术触觉素来敏锐的任先生在安顿这些文字时，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这就是从革命社会逐渐过渡到后革命社会，政治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亦即从革命时代的革命文化到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审视作为支撑后革命时代建设的支柱的新政治文化？如何认识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作用？

就此而言，我们既要有世界新政治文化的眼光，又要立足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现实。前者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学理脉络与运思背景，后者是我们讨论问题的驻足所在与中心关怀。

一、新政治文化的世界探讨：70年代以来的前沿课题

我们最好从一个较为宽阔的政治文化讨论视野来审视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战后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种挑战传统的阶级政治与侍从主义的新政治文化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兴起，甚至渐次成为主流政治文化。在过去的30余年里，传统阶级政治模式例外的情况日益增多，并且其重要性也随之增强。传统的左右翼思维、阶级冲突的极化业已失去其垄断性的独门绝技式的解释魅力。滥觞于北欧和西欧、迅即扩展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新政治文化已经破土而出，并且正在茁壮成长。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克拉克等编的《新政治文化》一书对新政治文化做了相对较为全面的阐释。 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理念主要有：

（1）典型的左右翼维度已经变化。传统的左右翼维度依然是一个可以成立的分析框架，然而，却不再是和政治进程相关的、尤其不再是政党竞争的唯一的冲突路线。新左翼优先考虑的是新的生活方式问题。“左”越来越明确地不再指传统的阶级政治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欧的左右两极分化日益急剧，政治左派有时指经济领域里日益增长的私有制和日益减少的国家干预。

（2）社会问题和财经问题明显区分开来。与阶级政治相反，社会问题逐渐从意识形态和财经问题中割裂开来。

（3）和财经问题相比，社会问题上升到突出的地位。财富日益增长使得人们除了关注传统的经济问题之外，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活方式等生活舒适的问题。

（4）市场个人主义和社会个人主义增强。这两种个人主义不是向传统个人主义的回归，而是对传统的工业国有化与福利国家的左翼政策的怀疑。

（5）拷问福利国家。庞大的中央官僚体制、国家计划的政治遭到怀疑，新政治文化强调的是行政的效率、专业化水准、公民的回应。

（6）注重针对问题的政治辩论而不是对政党的忠诚，等级构架的政治组织走下坡路。新政治文化反叛的正是传统的官僚体制、等级分明的政党及其至尊至上的领袖。强调问题导向的政治，以及公民参与的兴起。

（7）年轻、高学历、富裕的个人和社会更加支持新政治文化。在比较富裕、等级不太分明的社会里，年纪较轻、学历较高、生活较富的人，偏离传统的阶级政治的程度最远。

提出新政治文化的这些核心要素主要是基于三个基本理念：日益衰落的等级结构，民主化的资源要素，以及变动中的结构条件。就此而言，新政治文化特别警惕的是政党的角色扮演问题。因为，封闭的政党是阶级政治的支柱。这就势必会疏远公民。毕竟，其所追求的是排他性的长期执政，独断性的永远执政。而且，等级制的、缺乏竞争性的掌权又使其难以避免地趋于寡头制。阶级政治时代，政党的封闭性在相当长时期内造成了国家、社会的封闭性。于是，权力的一元化与党天下成为必然的政治逻辑。正由于阶级政治时代政党的这种超级权力与超级掌控的太多先例，新政治文化论者对此高度戒备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总之，我们有必要将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置于新政治文化的视野之下来分析。这不仅因为新政治文化本身就是后革命时代（二战以后经过十多年的经济恢复和全面调整）的产物，而且，在新政治文化的事实分析中，中国、苏联和东欧争取民主、非集中化和个人自由的新社会运动与经济发展已然被置于考察分析的视域之中。问题只是在于，人们对待新政治文化的差异，是接纳还是拒斥，是承认还是否定？在新政治文化论者看来，问题尚没有那么乐观。正如新政治文化论者所指出的，“一个新政治文化正在出现，但对它的承认却姗姗来迟，主要原因是，许多聪明人戴的分析眼镜并没有聚焦到它的头上。” 毕竟，虽然阶级政治日益气短，但是，阶级政治统治一切的思维并没有完全消亡。

二、新政治文化的中国表达：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

新时代有新问题，也就需要新学术。换言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论题。亦如钱穆所言，“学术随时代为转移。新时代之降临，常有一种新学术为之领导或推进。”而且，承平之际与变乱之际的学术风格完全不同。“变乱之际，学尚创辟。其时学者，内本于性格之激荡，外感于时势之所需要，常能从自性自格创辟一种新学问，走上一条新路径，以救时代之穷乏。”按照钱穆之意，在个性与时势的共同作用之下，学者自然会提出新的问题，也就导致了新的学术路向。

学者的学术敏锐性就在于其能够抓住学术发展的前沿动态与脉络走向。即使是写评论，也要写就与学术讨论、与学术问题有关的评论。任先生关心中国政治文化的新走向，实则与其颇富学术激情，以及自我定位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者、观察者和分析者”密不可分。任先生之所谓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实则新政治文化之中国表述。这与西方学界近年来所研究的新政治文化具有逻辑上的延续性与问题指向的一致性。所考察的都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任先生所考察的则是世纪之交中国新政治文化的发展走向。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这实际上是在追问三十年来我们的精神处境究竟为何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的精神处境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问题。

时至今日，中国政治学已然共享世界政治学的诸多论题，世界政治学的研究亦离不开中国的大量经验事实与研究成果。就此而言，钱穆早有论述，“兹事体大，中国问题将在世界问题之解决下得解决。同样，世界问题亦将在中国问题之解决下解决。中国人与世界已共同面对此新学术之大使命。唯不知此项使命，究竟卸落在谁之肩上，完成于谁之手里。中国学者急当廓开心胸，放宽眼界，一面是自己五千年深厚博大之民族文化历史世界，一面是日新月异惊心动魄的欧亚美非澳全球新环境。向内莫忽了自己诚实的痛痒的真血性，向外莫忽了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真问题。在此交灌互织下，自有莫大前程。”中国与世界学术问题的诸多一致性，必然要求中国学者要有世界前沿学术的视野，要有将自身问题置于世界政治之下考量的眼光。

任先生从评论的集子中爬梳出“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论题，这不只是为评论集子找一个尽量吸引眼球的语词，以便将其更为顺畅地推向出版市场，更为主要的是，任先生善于从过往的“闲言碎语”中精炼出反思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概念、重要论题。诚然，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梳理，这不是一个评论集子所能够解决的事，其意义在于，这一论题为我们提出了把握转型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视点，即政治文化转型分析的视角。而这一点正好与我们前述的新政治文化有机衔接起来。无论是对于推进整个新政治文化的研究，还是对于改进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研究，毫无疑问，任先生的反思当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理反省价值。此外，这一点反映的正是任先生一贯的立足现实、不满现实而又始终批判现实的执著关怀精神。

具体来说，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虽不完全等同于前述新政治文化，也必然具有新政治文化的一些特质，诸如左右翼的划界、分歧问题；社会问题而不是财经问题越来越凸显，在很多时候社会问题成为社会稳定以及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诚然，有些社会问题和财经问题不可分割；随着财富的增长，革命政治的逻辑逐渐让位于生活政治的逻辑；市场个人主义与社会个人主义的发育与成长问题；一面是对福利国家的呼唤，一面是对福利国家的批判；一面是社会呼唤催生政治论辩，一面是官方强化固化意识形态忠诚，在民众心中实则前者超过后者；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财富的日益积累，建国以后、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对革命政治的淡漠与对新政治的期许，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政治文化的发育、成长与完善。

质言之，任先生提醒我们，考察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建构理性的新政治文化，对于转型社会来说，尤为重要。诚如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陈序经所言，“政治改革家，或是社会改良者，应当明白政治的改善，要有相当的文化基础。辛亥革命，虽把满清推倒，然而北洋军阀的种种把戏，无非是中国旧的文化的反应。因为新的文化的基础，尚未建立，政治上，虽换了一个形式，正像换汤不换药，结果是不但整个文化的改造，有了很多的障碍，就是政治本身的改革，也有了不少的阻力。反观德国在前次欧战时，无论在国际政治上，或国内政治上，虽受了很大的打击，然而不够二十年，又成为一个侵略的国家，主要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德国整个文化所造成。” 简言之，没有文化基础的改革，必然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改革，必须建立在与后革命时代相一致的文化根基之上。否则，如果用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打造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改革，改革的前景恐怕不能不令人堪忧。

因此，改革者、当权者必须培育与改革相适应的文化基础。这方面的任务堪称相当艰巨。因为，从革命时代到后革命时代，从暴力支配一切的时代到暴力必须在法治框架之内审慎使用，这二者之间，毕竟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不管怎么说，以下几点将是最为基本的：

首先，要彻底完成厘清暴力、清理革命的历史。因为，如果不系统梳理社会关系的历史，首先是受暴力左右的社会关系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当前，更遑论预测未来。讨论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问题，实则是对革命时代的暴力关系的反思、否定与重建。这是告别革命最为基础的、也是至为关键的工程。只要主政者还是动辄使用暴力作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首要的、最基本的手段，只要主政者必须采用暴力手段——有时极有可能被认为是唯一手段——才能摆平他所面临的各种政治难题或者政治危机，那么，要完成这种清理暴力、走出革命的思维都是相当不易之事。

其次，要有效地控制暴力、治理暴力。“在交流演进为谈判，暴力屈从于理智的情况下，此种有序形式可以存在下去。换言之，一种社会形式的建立与存在要求将暴力纳入秩序，这正如一个信息要被理解和传播必须纳入声波。”（法国总统密特朗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语）只要暴力、暴力机器得不到切实控制，革命思维，专政思想就会随时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没有对暴力的有效控制，刀把子、枪杆子动辄降临颈脖子、脚腕子，这样的社会不可能培育出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天敌。我们所遭遇的太多惨不忍睹的血案、恣意动用暴力即可酿成的悲剧，无不出于暴力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没有秩序化的暴力控制的恶果。有必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暴力，不只是社会暴力，更主要的是掌权者的暴力。社会暴力的来源，很大程度上无不源于掌权者肆虐的暴力。

再次，要实现从专制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不管是告别暴力统治一切、革命就是当然的时代，还是审慎对待暴力、合理使用暴力，最后都必须回归到政治转型这一基本问题上来。从暴力的历史与革命的逻辑来说，多数社会都起源于军事征服，而暴力征服之后自然会建立一个专制制度。如果暴力夺权之后建立的是一种公民政治或者宪政法治，则被认为是极为难得的稀世珍品。而专制主义则屡遭唾弃。这是由专制主义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专制主义的本质是，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存在对统治者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挑战。臣民的唯一任务就是献媚。那里没有国会，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司法独立，也没有法律来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强权剥夺。一句话，没有公众舆论，只有专制统治者的强音。”

实际上，这里所谓的专制主义与宪政民主的区别，不只是有无相应组织或者机构的问题，而是这些机构或者组织能否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其所能发挥作用的效用要远远重要于其是否存在的问题。在后革命时代，这一现象非常普遍。这就是所谓的“有其名无其实”。有论者已经就此提出了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忠告：“研究政治学首先就要注意变化的迹象。政治是一个幻觉舞台，粗心的观察者看不出它的底细。现实与幻象是政治研究的两个中心课题……政客爱撒谎，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但最让世人迷惑的却是称谓与现实之间的这种扑朔迷离的关系。” 如果仅从现代国家的结构性要素来说，很多国家都建立了非常一致或者相似的政治组织，也配备了相关人员。但是，其实质功能与存在价值却有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有些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不管怎么说，在后革命时代，要完成这种转型，是一件极为艰难，而又是必须极力推行之举。

三、后革命时代：政治文化转型需要学者推进

在结论部分，我们主要总结任先生所关注的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意义所在。就此而言，笔者想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回到一个基本的学术理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二是任先生强调政治文化转型彰显了学者对于推动政治转型的价值所在。

1、政治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研究

政治社会学主要关注两组概念。一组是权力与权威；另一组是制度、网络与文化。 这两组概念，实际上，也就是政治社会学所关注的五个主题。不仅每一组概念内部，而且这两组概念之间也具有内在关联。

就权力和权威来说，问题就在于如何处理强者与弱者、暴力与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此而言，政治社会学家安东尼?奥罗姆有非常形象的类比。“如果一个壮汉恐吓、殴打一个懦夫，使用武力或暴力来征服他，我们说这是由于壮汉的强大权力而取胜的。但是，壮汉并没有权威来支持他的这种权力，并没有制度化的安排来强迫懦夫服从他。他仅仅是凭借他纯粹的肌肉发达而获取胜利。”其危害在于，社会无法有序运转。而一个正常社会又必须有一套规则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如果懦夫遭遇了暴力的侵袭，他必须得到安全保障的救济。否则，权力永远无法转化为权威。从权力到权威的转化，也就是所谓的合法化的过程。

就制度、网络与文化来说，这三者之间具有内在关联。社会制度代表了一个特定社会里人们所制定出来的和有组织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一旦形成，就会深深地塑造历史过程和个人生活，并影响其发展方向。游戏规则的概念需要解决一个参与者的数量，这就是，它是在一个网络之中进行的。社会网络则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联系与纽带，是个体之间联系的组织化载体。每个个体都被深深地嵌入这一网络之中。问题在于，制度化的游戏规则如何运转？被嵌入其中的个体如何遵从这一游戏规则？为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政治社会学家提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文化。文化被视为存在于大部分人群中的某种信念、民族习惯。

实际上，这两组概念必须联系起来思考。权力需要转化为权威；这一转化的过程是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发生作用；制度化的权力必须作用于嵌入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体；要使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得到有序运转，就必须依赖于以信念或者民族习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文化模式。任先生所关注的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建设，其意义恰在于此。

2、推动政治转型中的学者介入

毋庸置疑，政治文化转型的推动需要多种合力。学者——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他们借助现代传媒，超越传播极为有限的学术杂志，向社会与政界表达其真知灼见，给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洗脑、甚至重建其价值体系。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之下，再将这些日积月累的思想与政见结集出版，以全新的主题面向世人。这既充分体现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地位的重要性，又充分反映了学者介入政治转型的国家关怀。

就此而言，政治社会学家已经对学者的如此行动给予了高度认可。“要使一个集体的成员摆脱传统文化价值，就必须使他们认识到这些价值已经过时，其他的价值更为优越，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开始时，通常是由我们称为‘自发领袖’的纳西人，如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政治家、工会领袖、鼓动家等来发动。他们利用各种组织、交流工具和宣传，扩大与群众的接触，把群众争取到新的价值观念一边，而置现有权威的反对于不顾。”后者则继续坚守陈旧的价值观，而舆论已经弃旧图新。

四、结语

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接纳不接纳，身处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同样面临着“新政治文化”的挑战问题。诚然，这一挑战的阻力极为强大。既有来自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又有来自于学术门派的争吵厮杀；既有转型社会本身提出的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又有学术发展所不得不回应的重大理论问题。诚然，随之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我们可以规避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这一重大问题吗？如何定位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建设理当如何推进？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每一位有强烈中国关怀的学者，尤其是像任先生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由此可见，审慎斟酌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问题，向世界恰当表达中国的新政治文化建设，将成为任何关注此一问题的学者责无旁贷的使命！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后）

注释：
[1]任剑涛：《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美]特里.N.克拉克等编：《新政治文化》，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6页。
[3][美]特里.N.克拉克等编：《新政治文化》，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陈序经：《文化学概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5][英]肯尼思.米诺格：《政治的历史与边界》，龚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6][英]肯尼思.米诺格：《政治的历史与边界》，龚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7][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第4版），张华青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8][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原载《学海》2009年第5期
本文转载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