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民主？
这是一个流行着“民主”、“平等”、“民主”等崇高大词的话语时代，这是一个“人民主权”、“社会自治”、“人文本位”等完美理念泛滥的情感时代，皆源于这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观念激变，政治改革迭出，民主化进程一日千里的政治时代。就我国目前的民主进程而言，借用塞尔的话说：“民主正张帆前进。”然而，这也是一个人们不断地误读、曲解甚或篡改“民主”本意并焦躁、匆忙甚或错误地推进民主进程的盲进时代。“他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已经开始思考了”。在一个半世纪前，圣伯夫对托克维尔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这一或许尚存片面性的批评，却成了我们今天具有普遍性的不争事实。
那么，究竟何为民主？除了聆听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１８、１９世纪伟大思想家逐渐远去的声音外，２０世纪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的民主理论或许对我们更具现实意义。正如美国的政治理论家白鲁恂所言：“当达尔谈起民主时，每一个人都应洗耳恭听。”罗伯特.达尔（ＲobertＡ.Dahl,1915-）是美国著名的民主理论家、政治学家，他于１９４０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任美国经济学家、分析家，１９４６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多元政体：参与与反对》、《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民主及其批评家》。这本中文译本《民主理论的前言》是其代表作，是了解民主理论的必读书。作者在书中，提出了多元政体的思想，认为“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并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新多元主义民主的理论。具有同等甚至可能更大价值的一点是，他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以在此之前的民主理论模式的剖析为基础，因而使得我们从中可以触摸到近代民主理论的脉搏。
二、近代民主理论的脉搏
在达尔的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近代民主的发展路径。
随着资本主义思潮的兴起，“君权神授”的思想被打破，犹如强世功所言：“上帝死了，陪葬的还有宫廷的道德和礼仪。”因而“社会契约”得以浮起，古典主义民主理念——“人民主权”得以产生。古典主义民主认为民主是“人民的统治”，达到民主状态的决策规则是“完全一致”的同意规则，也就是卢梭所主张的以社会契约达成“公意”。民主的保护机制在于“内在制约”，即社会中个人内心的信念、习性和态度。由于古典主义民主在同意规则上达到“完全一致”的现实不可能性和“内在制约”的不可靠性导致人们进一步来探求民主的真义，因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接踵而至。他们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绝对主权”，民主以“人民主权”、“政治平等”为目标，并采取“多数规则”为决策的民主规则，认为在决策中每一个成员的偏好都被赋予了同等的份量，较多数人的偏好方案应被选中，这是民主决策的必要充分条件。这一理论纠正了“完全一致”的不可能性，但是同样没有逃脱决策规则的不可行性。其一在于忽视了个人偏好的强度，即有些重要人物的偏好可能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二在于多数规则也会因为偏好的单峰性和选择的传递性导致集体选择的非理性的结果。这样就很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基于这种认识，麦迪逊提出民主不是“多数人的绝对主权”，而是“多数人的限制主权”，即民主的目标是“非暴政的共和”。他认为要消除“多数人的暴政”，必须实行宪法控制，即一方面通过宪法对立法、行政、司法权进行分权而制衡；另一方面对宗派加以控制，防止其损害单个公民的权利。麦迪逊的民主理论同样没有克服对个人偏好强度不同以及多数规则中非理性因素的不充分认识，同时，由于其在“多数人暴政”、“宗派”等核心概念上没有明确的定义，缺乏逻辑上的信服力。他的理论仅是为任何少数提供一种方便的理性化借口，即出于对某种多数之可能的剥夺自由的恐惧，他们要求政治体制提供否决这种政策的机会。但是没有经验主义的基石。
而这之后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从经验出发。他们认为“民主是少数人的统治”，即“寡头统治”。在他们看来，民主只不过是竞争政治领导权的方法，人民的作用在于选举代表产生一个政府，选举出精英治理国家。这一理论虽然在出发点上采取了经验主义，却在结论上重归了主观主义，即主张贤人政治，而这一点即便是柏拉图后来也认识到是不可能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极度悲观主义的论调很可能导致在现实中取消几个世纪来人民以鲜血和生命换取来的仅有的一点点儿的民主。
三、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与民主化建设
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是以“众多权力中心的存在”作为考察民主的出发点。他认为，存在的公民社会是多元的、自主的、独立的社会团体组成。这种社会组织的存在使各种统治资源的拥有成分散化状态，从而使得统治者进行垂直统治成本增大。理性统治者在统治成本高于统治收益时，有可能放弃对某些事务的控制。一些弱小成员、弱小团体可以把他们拥有的资源结合起来，从而加大统治者进行控制的成本，推进政治自主性。因而，他认为：“民主是多重少数人的统治”。同样，由于多元、自主、独立社会团体的存在也决定了社会制约权力的必要性。但他认为仅有麦迪逊的民主所主张的宪法制约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强选举过程的制约，并且促进个人、政党之间不断的政治竞争，极大地增加少数人规模、数量和多样性，使领导人作决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偏好。
达尔的新多元主义民主的“新”是相对于精英民主理论对社会多元性的认识而言的。如熊彼特认识到了社会中“公民以利益集团形式影响决策”这一多元性，而韦伯从社会规模、复杂性和差异性这种多元性的认识出发得出结论：民主不可能属于多数人。达尔对多元性的认识另辟蹊径，提出一套系统的“多元政体学说”，构筑了其民主理论的经验主义基石。
当然，达尔民主理论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未完全摆脱精英主义民主的思想，认为权力集中在竞争中的精英手中的可能性不可排除，有为资产阶级辩护的倾向。但其关于民主的考察却对我们的民主化建设依然不乏启迪。
一是达尔从经验主义出发来认识民主的研究路径具有可取性，特别是对当前的民主化建设的途径来说更是如此。认识社会的民主状态是民主建设的前提，这一路径完全抛弃了以往在“社会契约”这一谎言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主观主义的民主模式，有利于我们正确部署法治的路径和进程，避免盲进以及将主观主义的理想化民主模式生吞活剥、生搬硬套。
二是达尔关于从社会多元性认识产生的公民社会的理念必然会对公法的价值取向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从公民社会出发来考察公法对“权力（国家）”与“权利（公民）”之间关系进行平衡的现实可能性，并以此来推动整个公法制度的发展。如达尔对社会制约必要性的重申有益于对行政决策中告知制度、公开制度以及公民参与制度的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三是达尔特别阐述了独立社会团体和利益集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政治自主性的推动力量。这一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思考当代公权力向私人领域的逃遁现象，并谋求公民权与公权力对峙格局中的宪政出路。
如前所述，达尔的民主理论也有很多缺陷，它不可能穷尽真理，若干年后我们还可能发现，他甚至尚未触及真理。因为民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思考，而当前民主化建设的需要也逼迫着我们不断地思考。尽管《圣经》上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自近代民主思想衍生之初，上帝就已经死了，我们还怕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