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思想在19世纪末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起，各种人类学学科类型，随着身心漂泊海外的华人学者之回归而来到中国，在此后的20-30年间，“百花齐放”。在海外，人类学的学科定位有国别之分。大而化之的“西方”，有欧洲民族学及社会人类学与美国的“大人类学”之分，而在西欧内部，则有英法的社会人类学与德国的民族学之分。某些国家的人类学，有体质与文化两大门类，因文化人类学又包括考古、语言、文化与社会或民族学的研究，故人类学又有“四大分支”之说；另外一些国家的人类学，则以文化与社会或“民族精神”的研究为主，或称“文化人类学”，或称“社会人类学”，或称“民族学”。不同的中国学者接受的人类学也是不同的；这就给中国带来一个远比西方任何一个人类学“原始国”多元的局面。在今天，中国人类学还有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与其他人类学之分，及高等院校中，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之分。不同的学科分法，固然有可能来源于观念的混乱与冲突，有可能导致学科内部共同学术语言的缺乏，不过，我们却实在难以找到充分理由，用西学中某一传统的正宗性来“纠正”这个多元并存的局面。
在一个混杂的知识界，学习一门“中国化的西学”不易。我以为，学习人类学，对于“大人类学”下“四大分支”的基本知识，是要有一定把握的。而要成为一位好的人类学研究者（包括体质人类学研究者），则需充分研习人类学这门学科的人性论阐释。
过去的人类学给中国人一个印象，即，人的大部分属性是动物性，人之成为万物中的佼佼者，乃因这一物种能制造工具，并以之延伸自己有限的身体，使之成为比任何野兽都要有力的动物。这不是假话。我们说人区别于动物的方面主要在于他们有文化，这里的“文化”，所指便是其创造的力量。尽管这个观点已成为常识，但专业的人类学研究者却应注意到，它并没有触及到我们应深入考察的问题：人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若说人的力量主要来自“文化”，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文化”，不简单是工具的总和，而是人与人之间结合为一个比个体强大的团体的黏合剂，或者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泛化的“社会”不能充分解释有别于其他的人性，因为在动物界不乏也可以发现社会因素——即使是在深达七八千米的海底，科学家也发现，鱼类有它们的“集体生活”。不过，需指出，人之所以为人，乃是因为相对而言，他们远比任何其他动物更为“社会化”。换言之，人不是一个个个体地、孤独地在大自然中与草木、野兽、泥土、岩石为伴的。恰是因为人特别能善待其同类（他人），即使是在“物竟天择”中仍旧长期保存着对于他人的依赖，所以人才演化为人的。
人的“社会能力”，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有好有坏——人的过于强大，已造成人自身生存于其中的天地的毁坏。人类学最终能否取得足以服人、足以有益于这个世界和作为这个世界的人自身的学问，要取决于一种新的人的观念的出现。但在此处，我们要说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特别是要说：研究人，就是研究社会。
如何研究社会？所有社会科学本都源于“元社会学”，人类学也不例外，它需得在一般社会思想和哲学的背景下说事儿，如此才可得出学理性的结论。可人类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在依赖其他思想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做法。要在人类学界对于这“一套做法”给出一个扼要的说明，要冒被同行批评的风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它，我们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似乎已接受，那就是，人类学家研究社会，总是无法脱离文化这个概念，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社会的实质内容。在人类学家看来，社会等同于“人心”，即那些将人黏合起来的观念、符号，及这些观念、符号在我们人的实践中的表达。也就是说，对人类学家而言，“人心”是作为“社会事实”的“物”，从近代学术语言来称谓，它就是“文化”。
赵旭东教授在这本《文化的表达》开篇说：
人类学尽管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但是这里的“人”肯定不是心理学实验室意义上的被隔离开来的一个一个的被试，而是融入在一个社会网络中的、浸润在一种或多种文化之中的并且有着自我创造此种文化能力的生命有机体。显然，人跟人不能分离开而过完全独立的生活。进而也很显然，人跟社会也不能分离而孤独地生活。最后，就是人跟文化也不能分离而过着一种完全野性的、毫无“规训”的生活。在此意义上，人的存在的独特性，根本就在于其依附于社会，并且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同时还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观念出来，这就是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人所赖以生存的并最终是由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生态。
旭东长篇大论，在“引言”的一般性论述之后，分差异与文化、田野与解释、互惠与秩序、法律与过程、礼物与交换、仪式与宗教、语言与书写、融入与心智、文化与认知、制度与自由、文化与废墟、正统与天下等章节，从不同的侧面，进入人类学的“对象”、研究和解释方法、分支、存在问题及人文价值观的领域，揭示出人类学研究的丰富内涵。尽管旭东不愿将这部著作定义成教材，但我预期，这本书除了别的作用，还将成为国内人类学的重要教学参考书籍之一。
作为一本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西方人类学概况、观点和历史的著作，《文化的表达》来自于一段接近于田野工作的旅行。旭东不是个西方人，这本书含有的知识，也不是一个西方的本土学者在学院的图书馆和办公室里阅读、思索和书写出来的；相反，如旭东在“自序”中介绍的，它得益于旭东2002年冬天开始先后在英国和荷兰“游学”的生活。我宁愿将他所谓的“游学”说成是一段田野工作。如同田野工作，旭东的“游学”，“是一种自由而又多少有些‘散漫’的学习”，而其中，充斥着他本人亲自在实地对于西方人类学的时空圈子展开的参与观察、访谈和“历史文献”的分析。有了参与观察、访谈和“历史文献”的分析，旭东基于“第一手经验”对西方人类学展开了文化描述。从一个角度看，《文化的表达》又是一部通过经验的陈述，对于西方表达文化观念的文化进行的“浓厚描述”。接续其此前在《反思本土文化建构》一书中表露的“反本土主义”思路，旭东在此迈向了“去他人当中观望我们自己”的道路。
《文化的表达》一书，涉及的“他人”，主要是西方人类学家，呈现的作为“社会事实”的文化，就是文化的观念自身。而旭东的雄心还不至于此。从《文化的表达》这个书名已能看出，作者在本书中自担的使命，还在于说明文化表达的种种方式，包括语言上的、身体上的、物质上的。也就是说，在旭东看来，人类学家不仅要表明人性即是文化性，还要表明这一表达人性的文化性自身如何得到表达。
一部西方人类学的历史或导论，最终都只能是一部西方的文化观念史，旭东的《文化的表达》也不例外。作为一部西方思想的民族志，《文化的表达》不可能之属于对方。这部西方文化观念史研究著作，如同任何好的民族志一样，重点在于探索被研究的“他者”如何思考这一问题，但却还是有“观望我们自己”的目的。
那么，“我们自己”是谁？对于人的存在，我们作过什么杨的“表达”？
饶有兴味的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文化的表达》陈述的种种文化的观念，是不好理解的。我们沉浸在一种文明主义的文化观念中，这种文化观念与近代西方思想有不同。一方面，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体系中，不存在将文化（人）与自然（非人）截然二分的概念，文化与自然，人与非人，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体系中，关系不是断裂式的，而是连续型的，我们的祖宗们不能设想，人不是借助与天地万物的结合而生存的。另一方面，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体系中，也不存在将民族或社会的空间范围完全对等于“人心”的空间范围的概念，在我们的祖宗们的理解里，文化更像是近代欧洲某些国家的“文明”，有内在之分，内外上下之别。中国古代文明主义的文化观念，一方面远比西方观念中的文化更具普遍主义的色彩，对它而言，“普遍”的东西，不局限于人，而能“绝地天通”，“特殊”的东西，不以民族或社会为单位，而存在于相互间有密切关系的文明差序格局中。也因此，中国古代的观念体系，时常被我们这些“中国文化的传人”说成是“不合逻辑的”：我们的“人心”观念，常与“物性”观念混同，我们的“文化”观念，常与内在异质的“阶级”观念混同。
如何看待祖宗们留下的观念遗产与“人的科学”之间应有的关系？我怀有矛盾心态。一方面，我认为，那些“混沌”、“分类不清”、“文明中心主义”的观念，已致使我们在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时，难以抵达这门学科的知识境界。另一方面，这样的“混沌”、“分类不清”、“文明中心主义”，却也可能有自身的优点。将人视作是自然界的成员，把人的“文化性”视作“天成”，这样，就使我们比西方人类学家能更有能力处理文化与自然之间本应模糊的界限；而避免将人造的文化与天成的自然相隔离，又能使我们有能力将人生活在社会中与人的自我超越“本能”相联系，为实现我们人类学研究的目的——造就一门真正和平主义的学问——铺平道路。
中国人类学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中。学科因文化的破坏而广泛存在的基础薄弱，人才奇缺，价值不清等问题，致使其自身面对着诸多困境；而中国人类学的“低度发展”，却又是“不幸中的万幸”。在学科已然成熟的国度中，学者们难以避免地因受既已形成的体系、结构、观念的制约，而易于流于众口一词，且自以为“创新”。在一个学科疆界尚未勘定的国度中，学者们有更多的自由去创造。
中国人类学家生活在一个弊端与机会同时存在的时代里，智慧与无知之间界线含混不清，是我们面对的力量巨大的弊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过“游学”来超越学科观念的局限，是我们易于获得却不见得愿意获得的机会。
旭东小我几岁，在其从心理学转向社会科学、追求人类学境界的道路上，不是毫无挫折；而最终他通过坚持来表明，他无论是在几乎失去工作还是在贵为“学官”的人生阶段中，都未放弃书籍，放弃学问，放弃出行。他的锲而不舍，无疑是我们这个矛盾重生的时代并不多见的好产品。旭东在“自序”说，《文化的表达》的诸篇章，“只言片语”，“无非雪泥鸿爪，是性情所致留下的一些探索的痕迹”，“就像雕塑家，一刀下去总是会有些印迹留下来”。我以为，这样的作品出自求知者的诚恳。旭东深刻理解知识的实质——所有的知识都是“错误的”，待证伪的，而拒绝宣称自己发现了什么“真理”，而选择停留于无尽的探索中。这一点无疑也是值得崇尚的。
2008年10月11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