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大众对于哲学的看法和学院派哲学家的实践之间存在着深不可测的鸿沟。哲学家在反思他们做的工作时，似乎特别关心在鸡尾酒会上如何向陌生人介绍他们工作的意义,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的理解甚至还有困难。哲学训练上的相似性或许让他们有能力相互提出正确的问题，如什么正确，什么好，或最好的办法是什么等。但是哲学作为学科没有办法回答我们日常生活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因为哲学和宗教的联系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认识，情况变得更糟糕。因为宗教认为哲学家形成了一个世俗的堡垒，他们如今和牧师一样享有特权，不仅要讲“是”而且要“应该是”。
与此同时，大众哲学的鼓吹者比如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更进一步，企图在哲学家工作的传统基础提出对抗性的观点。德波顿认为从漫长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中找出一组人是可能的，他们共享来自希腊词源学“爱智慧”解释的哲学观，由共同的兴趣结合起来形成松散的联盟，旨在说一些安慰人的、切合实际的话，解释我们痛苦的根源。（德波顿 2001: 8）德波顿和他的追随者表达了对当今哲学专门化（许多人或许不无得意地用“封闭性”这个词）的担心。这种趋向在当今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同样可以看到。比如，“不发表就消失”的咒语鼓励高度专业化杂志文章的泛滥，而不是标志几十年思考结晶的书籍的诞生。即使说到与现实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如伦理学和逻辑学，人们可能同情乔纳森·巴恩斯（Jonathan Barnes）的观点“哲学家搞出来的伦理学可能让非哲学家更加困惑，而不是给予启发，逻辑学家搞出来的逻辑可能培养逻辑杀手而不是推理者。”（参见巴恩斯等，2008: 2）
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
但是，要认识到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首先看看哲学家在做的事，并区分一些概念是有帮助作用的。大写字母‘P’的哲学，个人哲学、和生存某方面的哲学。大写字母‘P’的哲学，即普遍意义上的爱智慧从古希腊起源开始已经把自己理解为对自然、思想、和行为背后基础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说是一切科学之母，囊括了一切探索领域，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这种范式的模型。
这里，哲学企图把社会组织和个人思想用善终极的形而上学来源结合起来形成和谐的秩序。因而，哲学智慧和日常观点之间的关系被比喻突显出来，即哲学家从洞穴阴影中出来进入善的阳光照耀下，然后再返回到洞穴，为人们带来启蒙思想。这个图画的体系性表达了世界观意义上的哲学本性，它是一个框架，让我们来认识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以及如何在世界上生活。
要全面描述哲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哲学遭到的破坏、以及思考哲学及其社会角色的方式等就需要解释从自然哲学中延伸出来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如何改变了哲学的自我认识。当今很少哲学家认为这个阵地能守得住，有些人甚至庆贺离开系统的宏大理论的趋势，这说足以说明问题了。许多哲学家认为自己是某个方面的哲学家，不管是科学、还是思想、语言、逻辑、道德、政治、艺术，而且越来越可能把自己看作专心研究明确具体问题答案的人。从这种图画看，当然有些东西丧失了，学术界内外的人都在试图沟通哲学和社会之间所看到的鸿沟。外部过来的是大众哲学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内部，政治哲学家自然就越来越担心哲学与“现实世界”的脱离。
大众哲学的不同形式
大众哲学表现出从学院派哲学家撰写开门见山的介绍到“包糖衣的药丸”等不同的形式。学院派哲学家威廉·欧文（William Irwin）宣称“用一调羹的糖帮助病人把药吃下去”是大众文化，他用这个方法让人们认识哲学，编辑的书有《塞菲尔德和哲学》。还有一种方法，比如《苏菲的世界》这样的小说在叙述中间大量充斥哲学论述。最有趣的是大众哲学家越来越自信，他们要超越这些途径，更直接地提出关于如何生活的思考。这些新派大众哲学家中的许多人比如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和马克·弗农（Mark Vernon）与新开放的“人生学校”有关系，该学校试图通过“提供关于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充实的人生的智慧的指导”把哲学和大众重新结合起来。
人们可能怀疑所有这些途径是否真的有用。包糖衣的药丸的途径是让人怀疑的，正如阅读《哈里·波特》会让人们直接去研究荷马（不是辛普森）一样荒谬。背后的思想平淡无奇，就像说会反思是“好事”一样。欧文认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是学习哲学知识的更好公民，因为哲学能教给他们批评性地思考，鼓励他们负责任地提出不同意见。”（Asma） 可我们很少有理由认为哲学拥有开发这些技能的垄断权，期待哲学不仅反思智慧文化健康与否，而且在维持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是错误的。况且，所谓的批评性思考并非关于理解和质疑确立当今社会生活智慧和假设的哲学冲动，而是将公民社会化，让他们变成尊重现状的人。从拥有哲学知识到得出参与、宽容和尊重的温暖舒适的自由派结论的大跨越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哲学在社会中发挥宝贵的作用，那肯定是因为其内容，而不仅是因为对于事物的认真思考。不管思考的内容是什么，都会产生副作用。
其他形式的大众哲学更加野心勃勃，因为它们不甘心充当进入学院派哲学的敲门砖，而是企图克服学院派哲学的缺陷。学院派哲学常常和通过考察生活而获得智慧的古希腊观点形成对立，其实它们的着重点是有差异的。朱立安·巴吉尼认为影响的方向不仅仅是从哲学到公民教育，而且还有从以宽容和相互交流为特征的课堂实践到学术界哲学研究的反向影响，因为哲学家似乎更关心为自己喜欢的理论辩护而不是进入真正的对话。（请参阅比如巴吉尼: 2007和2008）巴吉尼虽然主张学术界有更多这种讨论，但他巧妙地讽刺了这种实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代理想的观点：‘苏格拉底不是让人惬意的健谈者，他专门找出人们信仰中的毛病，直到让他们感到羞愧，不再相信任何东西。’（2007）
另一方面，德波顿考察了古代世界寻求日常生活哲学的遗产。作为某个存在方面的哲学的例子，这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途径确实依赖日常生活哲学怎样和包容一切的哲学以及提供哲学观的思想联系起来。比如，亚里士多德或许认识到日常生活是思考的起点，但只把它看作走向理解圣贤生活之路的一步，哲学关注的不是个人的幸福生活，而是人在政治世界或者在自然秩序中真正的角色。
大众哲学家要从根本不存在现代自由形式的个人思想的文化中寻求灵感来帮助来解决个体化社会存在的问题，这真是一个不小的讽刺。苏格拉底的经过考察的生活的观点是当今专注于自我帮助问题者的先驱，并不代表影响西方世界进步历史的求真意志的诞生，也不代表尼采看到的与基督教冲动结合在一起给予有助于生活之外的内容道德价值的基础。这是和斯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追随者的著作中响应“返回古代”的号召的预测性结论完全不同，在这些著作中，它的基础不是给人安慰而是要攻击个人化自由民主文化的空虚性。
这里我们并非要嘲笑经过考察的生活的理想，只是想说明在哲学的主流，考察个人生活是考察普遍人生的前奏，因此，真正重要的是反思的内容而不是反思的形式。
一切都在名字中？
在遭到被踩了脚趾头的学院派哲学家的抗议后，德波顿选择描述“散文家”，他认为是这些人“是独立的一类人，并不属于学院派哲学家，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用流畅的文笔探讨重要的人生话题，有时候使用个人生活经历。（弗农2007）这是个好动作。用一边是哲学一边是社会的二元对立术语提问题显示哲学家把刻有十戒的石板带给不会思考的大众,忽略了拥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批评性大众之间的中介领域---公共知识分子、小说家、批评家、评论家的可能性。但是马克·弗农比德波顿更进一步，指出大众哲学应该保留哲学的古代衣钵，还要竭力做得更多，不仅提供有关个人气质习性的多彩生活哲学。（弗农2007）在他编辑的系列丛书《人生的艺术》的扉页中，他解释说在人们寻找意义的新源头的世界里，哲学，尤其是古希腊实践的那种哲学代表了我们时代没有被开发出来的源头。危险性在于这可能导致一种哲学文献,通过使用哲学遗产同时回避适用于所有人的真理的伪装来标出见解深刻的主张的界限。这可能夸大洞察力的水平，使得这种途径用来证明这种写作在思想界所宣称的独立地位的合理性或者不合理性。
很少人愿意否认人们在反思个人生活或者童年时代对世界的好奇背后存在的哲学冲动。但是从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反思和真正研究哲学还是存在天壤之别。在他自己给幸福生活的《人生艺术》的投稿中，弗农引用了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哲学忧郁的解决办法，他质疑诸如自我身份这样的问题将导致的哲学忧郁：
‘我吃饭、玩游戏棋、与朋友聊天、娱乐，但是过三四个小时后，我在回到思考问题的过程中,但这些问题显得这么无趣、可憎和可笑，以至于我在心中找不到进一步思考的入口。’（休谟，转引自弗农 2008: 73）
弗农把这个情况和佛祖如何把自我反思和自我改变的冲动联系起来进行了对比。但是这里，他再次错误地表达了朝向过经过考察的生活的哲学冲动。这种寻求理解关于世界的真理的哲学冲动不会去考虑是否有助于增进个人幸福，也无法保证得出可以证实的结论。休谟感到麻烦的是对日常经验进行哲学反思的潜在后果，可能颠覆我们的日常假设。这才是哲学研究的本质。不是个人反思导致人们反思人生重大问题的问题。大问题是通过反思特殊问题才能接触到的，当哲学家抓住问题后，他可能觉得受到问题的支配，不由自主跟着走，就像问题受到个人支配一样。人生学校对哲学的解释也有类似让人误解的扭曲:
‘哲学是关于人生核心问题如爱情、政治、工作、家庭、娱乐的实际应用。我们的课程围绕着让你晚上睡不着的问题比如性有多重要、民主为什么伟大。我们本来都可以成为大思想家，但总是听命于“这对我有的用途有多大？”（引自瓦兹）
但是有谁对个人问题的反思让他认为哲学能提供问题的答案呢？对于把好生活简化为快乐的感受的做法，弗农提出了另外一种描述，这一点他做得很好。但是当他在转向哲学和自我超越的观点寻求其他概念时，他的哲学观仍然和自我视角、及自我利益联系在一起，虽然采取了更加全局性的视角。和休谟的反思不同，或许能更好地反思哲学价值的例子体现在康德主张人类理性超验的世界范围以及在生物学意义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小镇科尼斯堡的事实的鲜明对比中。哲学问题诞生于日常生活，但是它们成为哲学问题的标志是它们超过日常生活的特征。哲学传统是被抽象和集中的方式确定的，探索的是具有普遍范围的问题，决不是可以归约为能提取共同智慧的集合。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任何自称在做哲学研究的人实际上都不是在搞哲学。
学者走出书斋
不仅是大众哲学家觉得有必要沟通哲学和社会之间的所谓鸿沟，许多学院派哲学家也试图弄清楚把哲学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到底什么意思。他们的讨论也倾向以同等的方式协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从光谱的现实主义一边出现了诸如雷蒙德·盖伊斯（Raymond Geuss）《哲学和现实政治》（2008）之类著作，专门讨论哲学在弄清政治的平凡和复杂性方面的局限性。但是这种揭露手法存在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果政治哲学这么无效,戳穿它的矫揉造作又有多大意义呢？端上来的全都是饭前的开胃菜，却不见主食，许诺了政治哲学的社会角色的可能性，接着却建议这只能从历史的后视角来判断。从光谱的理想主义一端出现的著作是亚当·斯威夫特（Adam Swift）的《政治哲学：学生和政客的入门指南》（2006）。但是尽管它提供了当今学术辩论领域的复杂地图，但是关于哲学适当角色的结论是如果政客和公民用同样的术语思考问题，具有政治哲学家一样的分析能力，政治就好多了。
认识理论和实践关系的好途径将承认大众哲学的众多思想贡献，同时即不过分夸大它们的重要性也不把它们看作哲学末流而不屑一顾。政治哲学确实开辟了一个空间，让以政治为中心的哲学思考避免屈服于当代社会太复杂、太难以预测因而不能作为哲学批评目标的“现实主义”观点，同时又不转向理想主义的极端，认为哲学拥有特殊专门知识和洞察力。德国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哈贝马斯是证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应该如何的例子，看看人家的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哈贝马斯关心的是哲学的遗产：在宗教和形而上学哲学不能提供普遍接受的主张的时代所要求的后形而上学谦虚。在这个时代它仍然要宣称捍卫自由、正义和团结等普遍性的启蒙价值。
哈贝马斯对于后现代性的批评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7）中显示哲学抽象和政治紧迫性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作为哲学运动，后现代主义放大了现代文化的不满，然后用一种威胁到传播顺从和自满等破坏性形式的方式反射回来。对这些观点的批评是一个例子，说明哲学能发挥真实的但是抽象的角色，来捍卫启蒙工程难以逃脱的意义。它既不能被抛弃也不能用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良方。哈贝马斯同意很难“否认这样一种感觉，哲学滑入学术研究门类的自我延续性的文本中，不再是适当意义上的哲学了。”（哈贝马斯2003a: 283）哲学通过寻求揭示观点如何影响我们的理解、行为方式，并向我们提出要求而捍卫了普遍性的道德和激进民主，从而发挥社会作用。人们很容易被诱惑地再进一步，更加野心勃勃地认为哲学能够‘满足个人的渴望，让越来越孤独的个体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但哈贝马斯警告说：
哲学家不能通过提供一些替代物来代替失去的宗教信仰或者国际主义世界观以满足现代人对确定性的渴望。他们需要把这个任务留给牧师来为生存危机提供精神安慰和舒适。哲学既不能依靠救赎的知识也不能依靠临床治疗的知识，因而不能像牧师或临床心理学家那样提供“如何生活的建议”。就伦理学而言，它可以提供指导原则，如何获得对个人身份的有道理的了解，什么是自己什么是希望成为的样子。但是，今天哲学伦理学的“治疗”作用至多包括了鼓励人们有意识地生活。哲学“建议”仍然是禁欲的，当谈到“认识生活”的要求时，反思一个人的生活的意义的责任仍然停留在这个人身上（哈贝马斯 2003a: 288-89,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大众哲学提供了变动的世界中的静止点的许诺。考虑到这点，哈贝马斯的禁欲苦修的哲学观或许不吸引人，但是这种不满意的感觉往来自把哲学和现实生活放在对立两极的模式。哈贝马斯著作的核心是公共领域不仅仅是拥有哲学智慧的人和接受智慧的大众遭遇的舞台。在这个图画中，哲学有什么价值呢？哲学家为人们提供思考的框架，即使这些范围广泛和深刻的东西不再被看作人生哲学，多数人仍然觉得有义务尝试，并把这些框架放在日常生活起伏波动之外的基础上。哲学框架对政治的价值被通过政治辩论显示出来。哲学家参与辩论，为辩论提供有思想深度的观点。
哈贝马斯的政治和报刊文章具有哲学特征，从他的哲学著作中借用了某些词汇，但是它们除了有能力获得受到教育的、肯动脑筋思考的公众的赞同之外，并无寻求其他权威地位。与把理想和现实对照的“两个世界”模式相比，越来越喜欢抽象思考的集中圈子相互联系的模式。哲学作为对于现代道德和政治话语进行反思的东西试图理解其深层结构和前提，另一方面，对于美好生活的内容的存在选择只能由个人来完成。最后，公共领域提供了哲学反思展现自身的场所，让哲学家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让哲学从善于批评的公众对影响当今世界的社会和思想力量的评论中获得洞察力。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思考以追求科学作为使命所必须满足的要求时，认为教堂的大门对那些认为现代社会的无意义让人难以忍受的人仍然开着。在我们当今世界，这仍然是提醒人们注意反对宗教信仰私有化反应的闹钟。背后的观点与此有关：认为我们可以把钟表拨回去假装我们能够带着不具有对于现代科学特征的精确严密、容易出错、不感情用事等哲学遗产前进是徒劳的。如果理解正确，这不是从世界的后退，而是适当理解在破碎的世界上，道德和政治思想所具有的普遍合理性边界的程度。这些价值是我们每个人都认同的。对这些价值基础的哲学调查虽然很谦虚地在指出立刻的现实意义，但是这同样重要。哲学无法让你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更不能改变你的生活。真有人相信哲学能改变他的生活吗？但是在文章、小说、诗歌、文化和社会生活以及教堂中，人们很容易发现个人的或集体的哲学。
我们从宣称推动人类精神前进的谦逊的哲学观中能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或许是:哲学让我们谨慎，不虚妄地相信古代智慧能帮助我们重新找到从前的确定性，恢复政治框架的稳定性。对于我们所关心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哲学不可能提供解决方案，只有通过公共政治领域内的辩论、争吵和斗争才能解决。
参考文献：
Assam, S.T. (2007）. ‘Looking up from the Gutter: Philosophy and Popular Culture’.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2 October.
Baggini, J. (2008）. ‘Great minds don’t think alike’. Guardian Unlimited comment is free, 4 August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8/aug/04/philosophy.korea
Baggini, J. (2007）. ‘Kant or cant?’. Guardian Unlimited comment is free, 5 February.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07/feb/05/post1057
Barnes, J. et al. (2008）. ‘Modes of philosophising’. Eurozine, 9 May.
De Botton, A. (2001）. The Consolations of Philosophy. London, Penguin Books.
Geuss, R. (2008）. Philosophy and Re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bermas, J. (2003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Revisited’. Truth and Justification. Cambridge, Polity.
Habermas, J. (2003b）. ‘Are There Postmetaphysical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Good Life”?’.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Cambridge, Polity.
Habermas, J.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wift, A. (2006）. Political Philosophy: A Beginners’ Guide for Students and Politician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ernon, M. (2008）. Wellbeing. Stocksfield, Acumen.
Vernon, M. (2007）. ‘Another Think Coming’. markvernon.com, 12 May
http://markvernon.com/friendshiponline/dotclear/index.php?2007/05/12/598-another-think-coming
【译自：“Can Philosophy Change Your Life?” by James Gledhill
http://www.culturewars.org.uk/index.php/site/article/can_philosophy_change_your_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