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写《思想自由史》，距今几乎快一个世纪了。但无论时间流逝或世事变迁，都不会影响这本书的价值。这是一本应该被人们一再阅读的书。因为作者在书中申说和辩护的是人类所得结论中最重要和最来之不易的。这一结论的肯定性表达是：人应该享有完全的思想自由。它的否定性表达是：任何对思想自由的压制都是不正当的。

       所谓思想自由，是人运用大脑这一最杰出器官的自由。它意味着人自己去感知事物，自己去作判断、去决定相信什么，并且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来的权利。就此而论，思想自由实际上完整包含了信仰的自由和表达（言论、出版）的自由。而且就思想价值的实现而言，正如伯里所强调的，任何人思想的价值必须通过思想对个人生活方式、行为举止的影响以及通过思想的交流和传递才能实现。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思想自由也必须包含信仰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伯里为思想自由辩护，也就同时是在为信仰和表达的自由辩护。

       思想自由的重要性，可以从个人基本权利和社会功利价值两个方面看。从个人权利角度考虑，应当说这一自由直接引伸自人的类本质。就人类现今对其他物种的了解来看，理性能力也许是最能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性了。思想、信仰和表达的过程，是人展开和运用自己本质力量的过程。对这些自由的任何干涉和否定，都意味着对人的本质最粗暴最野蛮的否定。但伯里辩护的侧重点不在此，他主要从思想自由的公共价值即从社会功利角度提出了“思想自由的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条件”的重要论断。在对这个论断进行阐释时，他发挥了作为一个杰出史学家的特殊优势：通过回溯欧洲文化史，展开了自由思考从发端、然后经压制与反压制、直至自由思考权利重新确立的历史，并得出一系列发人深思的结论。

       首先，通过对古希腊（主要是爱奥尼亚和雅典）这个思想、言论自由发源地的社会特征的回顾，伯里总结了思想、言论自由的几个重要条件。一是希腊人幸而无圣书；二是希腊人虽有僧侣却无僧侣制度；三是在希腊推动了自由思考的那一部分人几乎都曾到处游历过。无圣书使希腊人在精神上可以不受一套自诩为绝对正确的教条的禁锢，愿意思考的人可以在一个宽容的环境下去形成和发展自己的思想。无僧侣制度，是指希腊神职人员没能像后来的基督教那样形成一个有势力的阶级，因而不能对反宗教信仰的言论进行有组织的迫害。实际上，这个结论可以扩大到希腊的整个社会格局。在这个最早创造并实施了民主制度的地方，不仅神职人员，其他人，无论社会职务还是财富，都不能使之形成有着自身特殊利益要谋求并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权势集团。这样的社会格局下不可能针对某种思想或言论进行有组织的迫害。诚然，苏格拉底在民主制的雅典因言论被定了罪。但正如伯里所说，以苏格拉底对民主制的一贯尖锐批评，他能长期幸免，本身就证明当时思想通常是自由的，他的被控乃是人民受他人鼓动所致。其实，更可以说这一悲剧性事件在民主制的雅典是一个反常事件。它不同于专制社会对思想、言论的压制是制度性的，以思想、言论定罪杀人是经常性的，谁批评它、反抗它，谁就会粉身碎骨。至于希腊人可以自由游历的条件则使人见多识广，眼界不囿于一国一族。通过对他国他族的观察发现道德、宗教因时因地而易的一面，这是一种“足以摧毁权威，引起不安定的深思”的发现。

       其次，借助于自由思考时代与自由受压制时代人类在知识、道德、精神等各方面状况的对比，伯里证明了思想自由程度与社会进步的正相关关系。欧洲文化史上，希腊思想自由时期也是公认的知识的黄金时代。然而随着中世纪教权主义对思想自由的防范和遏制，宗教裁判所和书刊检查制度这种专门为着践踏人类理性、搜索和绞杀人类理性最优秀代表的罪恶机构和制度被发明出来；为了让这些专管人们信仰什么和怎样思想、专把持异见的人和书扔进火堆的机构高效运行，一大批专事窃听、窥探和打秘密报告的专职特务和业余密告员也应运而生，而且由于《信仰令》之类文件把告密封为高尚的宗教义务，这就给最卑劣的行径抹上了一层道德的油彩，从而在人类道德生活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页；还由于利用法律来谋杀异己，加之“宁错一百不漏一人”的偏执，又在司法史上写下最黑暗最血腥的一页。所有镇压思想自由的举措不仅败坏道德和法律，还窒息人的创造力因而导致欧洲科学的长期衰落。作为一个思想严谨的学者，伯里当然不会回避错误言论也会借思想自由得到传播的问题。但他雄辩地证明了惟有自由论辩才是消除错误思想影响的最佳途径，证明了真理无须凭借暴力，它只从论争中显现。

       第三，通过揭示各种宗教之间的斗争乃为着使自己的教条居于至尊地位的历史事实，伯里提出，任何基于宗派立场（或说党派立场）的反不宽容都没能带来宽容的结果。无论那方获胜，都同样把压制施于失败的一方。宗教战争中的双方便是如此，因为不管是新教还是旧教都一样的敌视自由。

       思想自由原则的重新确立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古代文化的再生以及十七世纪以来思想界和科学界杰出人物为理性的伸张而与教权主义的反复较量。这是一场理性与权威、光明与黑暗之间历时数世纪的艰巨斗争。如今，思想自由原则已经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公理，几乎已经没有谁可以公开声称对思想、言论的压制是正当的。然而，这并不表明思想自由原则的胜利就一劳永逸了。相反，这是一个需要人们以持续的斗争来保卫的胜利。为此，在已经真正实现思想自由的地方，有必要如伯里所提醒的，把这个人类公则无遗漏地揭示给青年，使之成为每一代人教育的一部分。至于在思想自由还是一纸空文的地方，为争取思想自由所要走的路还漫长而艰巨。而在这个过程中，伯里关于思想自由所需社会条件的总结极富启迪性，他关于真理只能通过自由论辩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论断和基于宗派立场的斗争不能带来自由结果的忠告更是重要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