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高等教育通过讲授公民课程而不是种族，阶级，性别解决面临的问题。

　　大学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没有别的机构能够担负起教育年轻一代的重任。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恢复美国高等教育的完整，庄严和严格的标准，尤其是公民教育方面。

　　我可能是第一个承认问题严重性的人。我同情那些绝望的举手投降的批评家。我有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本来有学术光明的地方却一片黑暗。我常常和朋友安默斯特学院杰出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哈德里阿克斯（Hadley Arkes）相互诉说让人恐怖的故事。有一次，我解释说威尔逊公共学院，和普林斯顿国际关系中心举办恶毒攻击天主教的艺术展览，其中甚至不允许出现的是一些信仰或者主张，比如伊斯兰或者同性恋权利及其目标。每年的这类暴行好像证明反对天主教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反对犹太人主义，任何熟悉当今学界情况的人都知道反犹主义本身是冲着犹太知识分子的。

　　阿克斯充满同情的听完我的话，说“在安默斯特，情况同样很糟糕。我们给予一个人政治学的教授岗位，他提出理论解释布什的外交政策是对罗纳德里根的同性恋吸引。”我回答说“普林斯顿更厉害。我们授予一个人生物伦理学杰出教授头衔，此人坚持吃动物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但是杀死刚出生的人类婴儿却是完全道德的选择。”（这位教授还进一步说受孕，生产，并在小孩子的时候杀死获得可以移植的器官的社会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这样来来往往谈论胜人一筹的死亡游戏。

　　当然，在普林斯顿教书还是有很多乐趣的。我给那些竟然知道美国内战什么时候爆发的学生上课。他们来到普林斯顿之前就知道李将军在阿波麦托克斯县府（Appomattox Court House）向格兰特投降，而不是向艾森豪威尔投降的。许多人知道宪法会议是在费城而不是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很少有人会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因为他们知道他没有当过总统。有些人辨认出他担任的内阁职务，甚至能够详细描述他和杰斐逊的区别。说到杰斐逊，我的学生都知道他拥有奴隶，既是对他其他情况一无所知的学生也知道他拥有奴隶。我的学生还知道实行新政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不是他的叔叔泰迪（Teddy）（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或者杜鲁门，或者肯尼迪。有些人甚至告诉你最高法院否决了新政中的某些早期条款，罗斯福则通过增加大法官数目充塞法院（pack the Court）做出回应。是的，我的学生以及全国顶尖高校里的学生对美国历史非常熟悉，希望了解得更多。

　　许多人珍视历史知识不仅为了历史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想成为好公民。而且他们真诚地希望为同胞服务。许多人希望将来成为议员，法官，甚至总统。他们知道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对成为好公民和进入政界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们也需要了解美国的公民原则，尤其是宪法中的原则。尽管他们学习成就杰出，普林斯顿，耶鲁，斯坦福，哈佛等吸引美国最聪明年轻人的学校的学生入校的时候对美国宪法管理的哲学并不了解。共和国的缔造者怎么通过宪法会议寻求创建和保持有秩序的自由的政体。甚至我们最有学识的学生都认为是这样的线路：缔造者们在《人权法案》中列出几条基本的自由，设立一个免受政治起落影响的独立司法系统以保护这些自由。

　　进入大学课堂的时候已经知道开国元勋们相信真正的自由堡垒是有限的管理的学生少而又少。很少有学生理解联邦政府中被宪法授予的权力和宪法中列举的特别权力和州政府，执行政策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和道德，推进社会福利的一般管辖权的关键区别。有些则观点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不了解为什么宪法的主要支持者反对《人权法案》，担心它会削弱宪法授权原则，因而破坏真正的有限政府的确保自由的原则。

　　如今的好学生可能听说过联邦主义，但是他们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开国元勋们认为这非常关键。他们听说过三权分离的观点，而且往往能勾勒出监督制衡的框架。但是如果问比如‘谁来监督司法？”他们就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了。

　　学生们不了解流程部分因为这个观念认为他们享受的美国公民秩序，把法院当作政府的一部分，这个观点认为法官是“非政治的”人物，其职责就是确保政治人物不出格，被精英圈子称为开明的观点。杰斐逊和林肯强烈批评的司法至上被公认为是合理的宪法原则。比如法院本身可能违反宪法，脱离雷达监控的屏幕，篡夺宪法的权威和赋予政府部门的权利。

　　对美国缔造者的政治哲学和宪法中的原则缺乏基本的了解，学生们很容易相信这个观念即我们的宪法是“活的宪法”，具体的字面没有多大关系。按照活的宪法理论，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宪法委员会的常任委员，该委员会就是以跟上时代发展需要修改宪法的名义决定废除进步人士认为过时或者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法律。

　　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指出这个理论的荒谬。宪法中规定的原则的目的就是确保国家的根本价值得到尊重，即使它们过时了。至于根据时代要求修改国家的法律，立法者可以而且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法院履行司法审议的正当权利基本上是个稳重甚至可以说保守的观点。不是要改变什么，而是设定改革不能超出的界限。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宪法是死了呢？不能。宪法的原则是活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应用在缔造者们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上。比如，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原则的最初理解保护个人免受无理由的搜查和财产被没收的条款就可以延伸到今天关于电脑文件，电脑保存和电子监控等争议性内容。

　　如果要取消，活的宪法和基本上不受限制的司法权力的反宪法主张决不是可以把宪法当作摆设，而是把宪法当作法律，结合并限制政府和国家任何一个机构包括法院权利的最高的法律。

　　当今教育断层的根源是什么呢？问题不在学生，他们聪明好学。是因为给学生讲解开国元勋哲学的老师太少了，更不用说介绍造成他们之间分歧的重大问题，有些至今仍然存在。

　　如果老师不教这些原则，学生到哪里去学呢？他们不大可能分别出联邦政府的宪法授权代表权利和州政府的一般管辖权对任何报纸，全国性杂志，电视台等。纽约时报的编辑，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各位听说过这个区别吗？新闻传播是比较慢，但是也不需要218年呀。

　　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是简单明了的，我们需要在各级学校在公共媒体中宣传推动美国宪法原则的认识。有人肯定提出反对意见，为什么教育学生古典主义？确实18世纪确立的原则对21世纪的关系不大，但是独立宣言中集中体现出来的美国的理想是普遍性的，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力量，也有错误（确实如缔造者指出的弱点）但是拥有理性和自由的上帝形象的人，如独立宣言中说“被造物主赋予了一些不能剥夺的权利。”

　　美国缔造者为合法管理人们，确保他们的神圣权利而计的宪法框架是世界政治学的最大成就。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的宪法是十全十美的，实际上，美国缔造者提供了宪法修改的可能性。真正的公民教育不是思想灌输。开国元勋们观点并不一致，从他们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来。善良理性的人当然对宪法解释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给学生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如果我们邀请他们讨论在任何一个有争议的案子中牵涉的根本法律意义的辩论，要做到这些，我们就要用历史知识和必要的哲学理解武装他们，如果他们想深入评价各方观点的话。

　　我们不必要说我们的宪法是唯一公正的，任何要尊重人们权利确保人们自由的社会都要严格复制这个宪法。但是任何人真诚寻求真理就会看出我们的宪法确实很好地为美国人服务了。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的人民或者领袖表现出聪明，鼓起勇气尊重它们，以宪法为依归。事实上，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即使在被迅速蔓延的反美阴云笼罩下的时代，从美国理想中寻找灵感，把美国宪法作为共和国政府的标准。即使批评美国政策的人也觉得有必要头口上称赞我们的理想----民主，有限的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经济自由化，依法治国等。

　　麦迪逊（Madison）没有怀疑这点，“我们建立的自由管理制度与理性，与常识，与普遍的感情一致，所以得到别人的赞许并产生模仿的冲动，就像国家通向真理的林荫大道（truth to the knowledge of nations）。东欧，拉美，南亚，非洲，中东已经找到真理。但是同时，在美国本土，人们对麦迪逊和其他元老们留下的自由管理体制产生破坏。我们必须扭转这个趋势。不然的话，国家和公民的质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伤害。

　　麦迪逊注意到“只有收到良好教育的人才能永远成为自由的人。”但是现在有些人认为相反。他们不去怀疑民权理解得缺失削弱公民权利和政府管理水平，反而纳闷为什么如今这么多问题。美国毕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我们在高峰上，虽然有来自中国，印度新型经济的挑战，我们很可能地位牢固，这还不够吗？

　　对此有个双重的回答。首先，历史显示基本的自由是辛辛苦苦得来的，但是一不小心就失去了。确保自由的机制甚至可能在看似强大的时候出现问题残缺和破败。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别的严峻挑战都可能诱惑人们妥协甚至牺牲最基本的自由。正如麦迪逊指出的，正是源于知识的信念我们对民权的理解才是我们面临诱惑的时候的保障我们真正安全的堡垒。

　　另外，正如柏拉图（虽然不是民主的崇拜者）注意到的，政治命令的目标不是建立安全，而是提供一个条件，公民可以过上美好体面的生活，配得上有理性有道德的人的生活。我们的缔造者看到了这个基本的哲学观点。杰斐逊去世前不久在文章中写道《独立宣言》及其公民生活的原则的目的就是“不是要发现从来没有想过的新的原则新的观点，也不是要说我们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而是把每个人都知道的常识摆在人们面前。它的权威力量来自当时人们的理想和谐的情感，体现在日常的谈话中，书信中，印刷的文章中，或者公民权利的初级课本中，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希德尼（Sydney）等。”

　　这些初级课本告诉我们政府管理尤其是公民自由虽然是通向别的目的的手段，具有比工具更大的价值。在信息公开的社会履行公民责任，我们发现自己作为个人还是作为社区一分子的神圣。即使国家高高在上，为了军事和经济优越地位在全世界竞争，即使其基本的政治框架能够或许永久存在下去，如果其国民对这个制度得到的基础一无所知，这个国家也会衰落下去。

　　不管人们对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怎么看，人们不能不发现深层的渴望大部分的伊拉克人成为民主社会的公民。这个愿望不能单纯解释注意到民主的趋势经过时间的推移超越繁荣和稳定的渴望。而且，伊拉克人骄傲的展示粘上墨水的手指说有时候美国人欣赏的话：民主社会的公民权满足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这个本能的愿望让伊拉克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就像１８世纪的美国人发誓用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应对国王的绞刑架的绳索。

　　我们决不能沾沾自喜，必须决心改革和自新---不管有什么障碍，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继续我们的事业。我们不能被陷入既得利益或者难以对付的意识形态力量的漩涡，不能被来自学术界，拨款机构,或任何别的威胁所吓倒。让我们抓住任何机会，动员一切力量和智慧推动我们的进步。不管在哪里发现问题和障碍，我们国家的公民教育改革和复兴是神圣的，必须把它作为紧迫的优先课题。

　　【译自：“What Colleges Forget to Teach”by Robert P. George http://www.city-journal.org/html/16_1_higher_educat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