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百万志愿者于第一时间闻风而动，赶赴现场，为此次救灾抢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公共事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头一遭。他们挺身而出于危难之际，汇聚自祖国的四面八方，虽阶层有别，行当不同，有老有少，却冒险犯难、齐心协力于救灾抢险，演绎了一幕感天动地的人性活剧。
具体而言，“志愿者”这一特定身份表现了人性的普遍之善，展现了基于同种同族的同胞之爱，实践着基于国民身份的道义担当与基于公民身份的公义担当，彰显出当代中国人性的多元复杂内涵，以及对于这些多元复杂内涵的强烈自我实现愿望。
首先，百万志愿者展示了人性的普遍之善。对于遭临不幸的人类的同情和怜悯，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楚和哀伤，是人性的自然流露，也是人类彼此之间得以沟通的基本禀性。举凡战争、自然灾害、疾病和滥用权力、不公不义所造成的种种人间苦难与伤痛，不管它们发生于何方，也不管承受者是谁，都会让我们感同身受，而为我们所属的这个物种的不幸而深感同情，兀自神伤。志愿者们奔赴救灾抢险前线，一如服伺艾滋病患者于榻前、照料孤寡老人起居、为环境保护而身体力行，都是此种无私人性的光辉展现。此次救灾现场还有美国志愿者的身影，缘由在此。正是这份奉献所昭显的人类利他之心，安放了我们无处安放的哀恸，给生活以生命的意义，让挣扎于俗世纠结中的灵魂获得了丝丝慰藉，也使我们对于“中国人”具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
其次，百万志愿者行动展现了命运共同体的同胞之爱。虽然所有的苦难都是人类的共同苦难，恰如一切战争均为人类的内战，都让我们感同身受，备受煎熬，但是此次大震让我们更加挂念，更为揪心，也更感哀伤。汶川大震，震痛了中国的每一根神经，亿万国人于慷慨解囊的同时，为遇难同胞洒下了滚滚热泪。特别是校舍垮塌致使成千花朵般的青春学子刹那间殒命，更是深深灼伤了亿万同胞的心。其间缘由，就在于所有遇难、受灾同胞均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灾难将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涣然激醒，彰显无遗，让亿万同胞体悟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生命纽带原来是如此坚固。台湾“慈济会”等慈善团体积极募捐的同时，派出义工赶赴灾区展开救助活动，不仅是基于人类的普遍之爱，更兼有一份同胞骨肉之情在内，一本于此。
再次，百万志愿者行动体现了国民担当。当今之世，每个人必定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在以国民身份换得国家的照拂的同时，向国家奉献出自己的政治文化忠诚，尽一份国民的责任。志愿者们于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既是同胞之爱的天然表达，也是在恪尽患难与共的国民身份的要求。如果说人性的普遍之善和基于命运共同体体认的同胞之爱，构成了志愿行动的心性动力，那么，国民担当则为此心性的法律之维，叙说着当代中国人对于自家身份的道义充当、多元诉求与自觉践履。在此，作为志愿者的“中国人”不仅是一种族群与文化标定，而且意味着组成“中国”这一法律共同体的全体成员法律承诺，即以服务社会、救助同胞向国族输诚，以对自己的国民身份作出人身响应。
最后，志愿者行动凸显了公民身份的行动权能。修桥补路，乐善好施，古已有之，历来传为佳话。但这并非等同于现今的志愿者行动。志愿者行动既可能是单独个体的利他参予，但更多地属于一种非体制性的、非功利性的、组织化的公民行动。在此，“组织化”最为重要，它不仅表明公民经由此种行动实现自己的联合权能，从而将自己纳入到某个特定公民社团之中，而且，正是经由此种联合，以对于自我身份的再体认再定位，具体坐实、丰富和实现公民身份内涵。换言之，我们不仅是孤独的个体，秉承着基于伦理关系天然而来的父亲或者母亲、妻子或者女儿、丈夫或者兄弟这些社会标定，而且，我们同时一定是特定民族国家的国民与公民，而凡此国民与公民身份，除开体现在、落实于公务员或者教师、军人或者农人等等职业承担之外，还更为重要的体现在通过加入特定的公民社群而实现的自我组织，并于此获得更为具体的归属感的志业担当之中。此时此刻，公民身份才是真实、丰满而具有行动权能的自我政治法律规定。说得绝对一点，如果你不曾隶属于特定的公民社团，如各种公民组织或者政党，你就不能算是公民，至少，是单薄化乃至于虚无化的公民，也是无力量的存在，一种私性存在。人有社会归属感，将人性落实为特定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心性之中，于此复杂的身份认同中起居，并藉此复杂身份认同来应对不同的社会、政治与法律要求，作为抽象一体性法权身份的“公民”二字才能够坐实和实现，也才能够获得表达，否则就是假的，至少是空洞的。此次大震后虽有不少具有一定组织化程度的志愿者行动，但多半还是单独个体的义举，因而，其行动权能必受相当限制，将中国社会自主空间不足的尴尬展露无遗。
总之，凡此普遍之善、同胞之爱、国民担当与公民行动，展示了当代中国人性的复杂性，特别是志愿者行动对于国民身份的体认和公民身份的担承，实际上彰显了今天全体中国人对于人性的多重性、丰富性的日益强烈的呼求和自我实现的自觉。一句“我是中国人，这是我的同胞，我当扶助”，在让我们潸然泪下的同时，竟然蕴涵了如此丰富内含。因而，换言之，包括百万志愿者在内，今日的“中国人”不仅是指种族、民族意义上的华夏儿女，而且意味着中国这一历史文化命运共同体的国民，更且是具有自觉和能动的自由行动权能的公民，一种既安享家政生活的私性幸福的市民与国民，更具有社会关怀和政治成熟的公民。这是中国正在走向成熟民族的这个节骨眼上，公民关于自我身份建构的自觉实践，既构成了当下中国人性的不同向度，也是建构性地理解现代人性的不同维度。
有鉴于此，在国家与社会、公民与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牵连互动的意义上，为了满足上述人性的现代要求，以下五端，允值考量。
第一，国家应当构建刚健、深刻、博大而充溢人性关怀的国家目的，养育充盈的国家德性与道德理想，并责无旁贷地负起伦理担当，即担负起增进社会德性、营造良善生活环境的责任，以善养吾国家民族的浩然之气，以涵育吾国民大众的仁爱之心，从而建设健全的国家理性和雄健的民族精神。此于经历百年革命伤痛，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种种冲击，好不容易才积攒起来的国民善意和国家元气而言，尤显珍贵，特别迫切。相反，如若摧残，则悖民意，伤国本，一起玩完。
第二，政治国家在恪尽自己的担当之际，不妨以更为宽和之心，将社会松绑，容忍各种利益团体的成长并提供它们以充足的利益博弈机制。社会的自我发育和自我组织，反过来辅助国家，调理自身，而这也就是在为国家减负，替政府分忧，尽国民和公民的责任。也只有如此，才能造就强大的国家。想一想吧，倘若不止是“唐山十三义士”，而是“唐山三千义士”，各种“义士”们冲向救灾现场，则社会自主空间扩大之时，民间的自我组织能力与救济能力更强，国家也就会更强。只有强大公权力的国家，不算真正的强国，只有国家与社会一齐发育壮大，于各有分际中彼此照应，适当联手，才能造就强大国族。
第三，政体对于国民的照拂，是国民尽责的前提。此次国家领导人和整个体制迅疾动员，以人为本，以苍生为念，极大地激发了全体国民对于政体的认同。北京市民自发悬挂国旗，亿万人与总理泪眼相向，实为此种认同的表征。此为近年来少见，正为积攒体制合法性，实现国民与体制的双向承认，形成上下一心、国家和社会同忾、民众与政府合德的绝好时机，而这才是最大的软实力，是使我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所在。硬、软实力的协调发展，齐头并进，乃是大国之道，也是当下中国自求多福的必修课业。如果说“守法源于爱国”，那么，爱国是因为国家爱我，也只有到了此刻，国民才会向国家奉献出忠诚、节制、勇敢和爱，爱国主义才会如同自由一样，成为国民的美德，公民的良心，其理显而易见。此种照拂，自外而言，需要秉持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意识，捍卫国族的安全、福利和集体尊严，将中国的国家利益边界最大化；自内而言，必须坚守自由主义理念和以人为本的国策，落实民生和民权要求，彰显对于惬意生活的安排能力。二者合一，以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立世与立国，向世界展示负责任、有德行的中国国家形象。也只有以其立国，才是长治久安之道，也才能实现我们的人性。
第四，让个人成为公民，使私性幸福之苗绽放为公共幸福之花，是国家与社会的双重福祉。使个人成为公民，意味着让渡和创造各种社会政治条件，使个人在认同国民身份的同时，经由各种公民联合行动实现公民身份的本质规定，自国民进境于公民，包括其各种应有的政治、社会权能，譬如结社、集会和抗议的权利，表达关切和同情的社会性机制的创制权力，接受扶助和免于恐惧的权利，以及最为核心的代议权能等等。一句话，让国民进入政治领域，成为政治存在。只有进入政治领域，经由彼此承认和公民联合行动组成政治共同体，赋予自己分享公共权力的公民地位，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才是政治进程中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由此，人世获得了世界性，即大家和平共处、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意义状态。每一个编织进此种联合行动之中，真正成为公民的国民，都是建构健全社会、造就幸福生活的细胞，而强大的国家，一种真正惬意和理想的人间秩序，正仰赖于亿万细胞的发育成长。没有这种具有公共相关性的民众之福，哪里会有凌空存在的国家利益？！
第五，藏富于民，让利于民，才能造就真正强大的中国。地震发生后，仅仅一个月，各种善款聚达450多亿，迅速流向灾区，不仅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提高了国家的硬实力，而且，民众参与分红，也同时充实了百姓的钱袋子，危难时刻才有此种实力。凡此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藏富于民的国策，于遭遇危急事件时的规模效用。中国是我们生来就不可须臾离别的家园，可要宜于居住，却非要居住者精心营造不可。由此，如何善用捐款，如何改革税制和完善慈善捐赠制度，以及如何将二者结合起来，特别是实现税负的公正分摊等等，既是刻下即应思考的问题，更是造就优良政体这一百年奋斗所不得不面对的根本课题。
2008年6月23日 于清华荷清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