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学伟先生商榷

　　刘学伟先生在选举网发表了一系列宏论，对中国民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笔者也是最早在《普世价值与中国改革》一文留言中与其辩论的人物之一。刘先生的文章包括《今天的中国，需要民主，也需要共和，两者的区别何在？》、《我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深层缺陷》、《民主制这东东也忒难玩了（概论民主制存在运行的条件）》、《一个法国人向中国人道歉》等，这些文章渗透了作者的几个别有生味的观点，乍听起来颇有振振有词、凿凿有据之感觉，细细体味之下深感刘文误人，其害非浅，当此关键时刻，焉有置身事外，听之任之之理？现总结和反驳如下：
        
　　一、关于“多数胁迫”问题
        
　　刘先生文中谈到西方民主运行到今天，已经形成多数胁迫少数、多数绑架少数之势，此一问题堪忧。
　　
　　“普选制度的第一个缺陷是它必会导致社会的下一半对社会的上一半的多数胁迫。既是普选，一人一票，所有人自然是无论贤愚贫富，政治权利平等。”
        
　　19世纪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对于“多数胁迫”问题早就有研究，200多年前就对法国人提出了警告。民主有很多弊端，由于多数对政府的绝对统治，多数拥有无限权威，而“无限权威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在贵族制国家中，人们巴结国王和权贵，在民主制国家中人们把巴结“大多数”。他认为，民主政体的缺点是如此之多，俯拾皆是，但是与其它政体相比，民主政体仍然是最为可取的一种政权形式。民主的国家，虽然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将不会革命，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过得不错。在民主的社会中，并非一切事物都尽善尽美，但社会至少具有使一切事物变得更加善美的条件。
        
　　谈到胁迫，不论少数胁迫多数，还是多数胁迫少数，都是不符合正义原则的。先生把民主理解为没有限制的多数原则，暴露了对西方民主理论的无知。美国学者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现在我坚持认为，民主也不是单纯的多数原则。‘多数原则’只是有限多数原则的简单说法，直到几十年前这一点还未被充分了解，而且我怀疑今天的情况是否依然如故。”阿克顿勋爵则说：“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萨氏接着论述说：“抱歉得很，民主就是多数统治这一口号是不正确的，只有尊重和保护少数的权利，才能维护民主的力量和机制。总之，少数的权利是民主过程本身的必要条件。”这说明，西方政治学家对多数胁迫问题已经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已经具有成功的理论指导。
        
　　民主是个动态的过程，承认民主，就得承认多数和少数始终是个相互变化和相互依存的两极，就得允许和保障人民在多数和少数之间自由地切换。骗子可以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人，可能在所有时刻欺骗少数人，但不能在所有时刻欺骗所有人，民主依靠自身的机制，凭借人们的良心和智慧，既能克服少数人对多数人的胁迫，也能克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胁迫。但是专制、独裁依靠自身的机制很难克服自己的错误，当它的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往往要通过非和平的、暴力的、甚至流血的手段才能解决，他们的多数是相对固定的，少数也是相对固定的，人们几乎不能在多数和少数之间自由地切换，这种封闭的体制导致了少数人长期绑架多数人，当这种绑架不能持续时，就会出现多数人绑架少数人，人们就会付出血的代价。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少数胁迫多数、多数胁迫少数不断转换的历史。
        
　　先生在法国看到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胁迫，这不是民主的缺陷，而是法国民主制度的缺陷。民主制度体现民主精神，但是民主制度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来体现更高的民主，民主是个没有尽头的过程。解决法国的民主缺陷问题恰恰是靠民主的进一步完善来解决，而不是走回头路。
        
　　二、关于穷人“过度”分割富人财产问题

　　“这个制度培养了人民的强悍，政府的软弱。现在他们吃到苦果了。无日无休的罢工、堵路，越是国营就越罢得起劲。这样的故事多多，我可以写一大篇。这里的福利制度实在是把人民给惯坏了。他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度假度假度假。到这里才明白为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上面一段话，主要是责备穷人过度分割了富人的财产，导致资本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受到打击，而穷人却变得懒惰。这一观点是不能受到赞同的，笔者以为理解这一问题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二是这种情况真的就是那么糟么？
        
　　十七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洛克提出了三项基本人权，即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是人类不可剥夺的权利。西方人信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早期的美国人把证明土地财产的地契等锁入保险柜，并用生命来捍卫，这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在财产中才能找到制衡政治权力的力量。惟有财产能在人与人之间建立统一的联系。财产能防止人们轻率地牺牲他人的幸福与安宁，因为他们自己的幸福与安宁也会面临那种牺牲，因而他们要为自己考虑。所以说，蔑视人们的财产将迅速导致蔑视人们的安全与生命。那时候的财产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它和今天资本家的财产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洛克之后的的垄断资本凭借资本优垄断地位和技术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种利润已经使无产阶级的生存权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诞生，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目标。西方人在饱受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经历了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绑架（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也经历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绑架（工人运动的洗礼）之后，开始了对国家资本主义（用国家权力在资本和工人之间平衡）、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部分地凭借着这一民主的体制，打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预言。60多年来，世界上再也没有爆发世界大战，实现了对劳动者的保护，也实现了对资产者的保护。而在此之前，工人没有“过度”地分割资本家的财产，资本家财产照样不能自保，在1929年开始爆发的“great depression”中，多少资本家因破产而丧生，观看泰坦尼克号影片时，我们看到女主人公的前夫就在大危机中自杀，这是多么残酷的结局！他逃过了那么惨烈的海难事故，却躲不过大萧条的危机！难道这也是工人“过度”分割富人财产的结果？！
        
　　从法理上讲，财产是有限度的，而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一个健康的社会要想在分配上满足所有人是不可能的。大多数富人不会有这种历史自觉性，自觉地去节制自己；同样穷人也不会离开自己为富人着想。民主的体制为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分割提供了一种机制，资方和工方可以谈判，谈判不成，工人可以罢工相要挟，资方也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走人，所以要想正常地维持下去，避免“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的结局，双方可以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方式最终达成妥协，因此“过度”分割一词不能成。刘先生的“过度”是参照资本家过去过度榨取了工人剩余价值这一事实来谈的，它的言外之意是资本家可以过度榨取工人，而工人不能“过度榨取”资本家。其实，即使今天资本家经过工人的“过度榨取”以后，其所占有的财富也已经远远超过洛克当时对财产权的限定（当时财产权是个人生命所必需，且大多通过劳动所获取），凭借着这种对财富的垄断和优势，资本家获得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优势也是普通工人望尘莫及的。
        
　　可见，这个“度”过与不过到底应该怎样界定？是由双方来把握？还是由我们来判定？或者由先生来指定？先生自称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什么不相信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实践的这个“度”，偏偏要说“过度”了呢？先生的屁股坐在哪里？据先生自称，他在法国办了一家公司或者企业，养活了好多人。因此由衷地感叹：“25年前，我来法国时，对西方民主真是充满了景仰。25年下来，我对这个制度依然充满了敬意，但我在其中看到的缺陷已是越来越多了。” 好一个“景仰”！好一个“敬意”！直白地说明了法国民主制度之好，您依靠着这个“景仰”和“敬意”的制度和社会，积累了不菲的家业，挤入了法国上流社会，现在开始抱怨这个制度和社会对您的“过度”分割了，这就是您抱怨其中的“缺陷”越来越多的原因！我想问，您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定居法国，据您对网友称没有花费中国多少钱，那您现在的钱一定是从法国社会得来的，您在西方几十年没有听说西方民主制度的奠基人洛克说过的格言么：“上帝把一切物赋予一切人”，您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可以支配的较多的一份，但是这些财产的最终来源却不是先生带来的，从终极价值上来说，您把来源于法国社会、受到法国民主制度保障的财产拿出一部分来回赠法国社会在道义上也是能够站得住脚的，何况，如果先生经营不慎，一不小心落到了法国社会的“多数胁迫”中去，法国社会一定会保障您的！
        
　　先生的论断得自法国，却直接指向中国，正像一个胃穿孔的病人，医生却要给他切除脾脏，这也是我决不接受的原因所在。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社会，私有财产的保护从来没有得到过像西方社会那样广泛的认同。“杀富济贫”、“均贫富、等贵贱”、“打土豪、分田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口号和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天经地义的，屡屡被革命者祭起来当作革命的法宝，但是每次革命胜利后，人民却不可能真的不分贫富、不分贵贱、一律平等，因为这些思想只是革命者使用的手段，目的是让自己成为贵者、富者、王者，富人和穷人在革命中搏杀、流血、甚至丢掉性命，得益的是掌权者，掌权者全部通吃。今日中国，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据说百分比超过73%，中国穷人没有“过度”分割富人，富人也没有“过度”分割穷人，而是权力持有者“过度”分割了穷人和富人，导致中国社会创造力低下，道德沦丧。我在基层乡镇工作时，曾经到一个农村帮助竞选支部书记，因为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刚刚被砍了三刀，已经不能做了，我在了解村情时，一位老伯告诉我，这个山区刚刚脱下开裆裤的孩子都想做村支书，可见权力的魔棒有多么害人！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是一个私营企业主，现在举步维艰，仍然要背负各种税务和摊派，今天修路，明日架桥，村里上项目无一不来要钱，乡镇领导、派出所都是爷爷，必须好生伺候，不得半点马虎。所以在中国现阶段先生所提出的穷人“过度”分割富人财产是用错了地方，给中国把错了脉，吃错了药。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要消灭、限制的是权贵资本主义，要让政府居于穷人和富人之间作平衡者，为达此目的，就要限制政府，使用民主手段，限制权力“过分”占有社会财富。先生把矛头指向穷人，挑起穷人和富人的矛盾，偏偏对中国现有体制和领导人大加赞扬，说什么赞同“偏向公正”的政策取向，这是为什么？西方的政治权力受到了严格的分权限制和社会限制，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占有社会财富，先生偏偏不谈这一点，却说什么穷人“过分”分割富人！
        
　　先生说道西方民主把人民惯坏了，人民一天到晚想的就是度假度假度假。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涉及到先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问题。先生把西方的工人和过去的工人相比较，西方的工人和中国的工人相比较，得出惯坏的结论，那么资本家有没有被惯坏呢？显然刘先生算了一笔帐，资本家受到了委屈，资本家本来就是主人，当然不会惯坏自己。这说明他完全是站在资本家一边来责备工人的，西方的资本家没有叫屈，刘先生为他们伸张正义了！其实，站在任何一方说明这个问题，确实谁也说服不了谁，关键要看社会总体的生产水平，像法国这样的西方国家早已经实现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已经超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人们包括资本家和工人都把追求更高的享受当作生活所必需，度假已经成为他们社会中的重要产业链，人们具备了更多、更大的自由度，这何尝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在这里莫名其妙的成为了缺点，我想不通为什么？如果有一天，西方人的基本生活出现了问题，西方人凭借自己的民主制度肯定会找到办法，这个就不是我们探讨的问题了。
        
　　小结：关于民主等普世价值的争论不只是义理之争，更关涉每个公民切身的权益，还关涉宏大现实问题的解决。刘先生的“多数胁迫”问题和穷人“过度”分割富人财产一说，在法国即使有一定市场，也远不能来比照中国。两个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问题正处于两极状态，而处于两极状态中间的英美等国在此问题上可能处理得较好，效率和福利相对均衡。秦晖先生在其演讲中已经说得比较明白，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可能是中国当下较好的选择。中国改革开放正处于攻坚阶段，民主的征程还是步履艰难，政府的行囊似乎还没有准备好，而先生把西方民主的缺陷拿来告诫国人，到底是要促进民主呢还是反对民主呢？正如网友所说：“我希望先有坐汽车的机会，然后再评论汽车的优缺点。在连汽车都没有坐上就大谈汽车的缺点，那就永远只骑毛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