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奈德著/辛本健译
（译自美国《国家利益》2003年春季号）
作者简介
斯奈德（Jack Snyder），哥伦比亚大学战争与和平研究所国际关系学教授。
当今的美国处于独霸全球与脆弱无力的悖论之中。美国的年度国防预算比紧随其后的14个国家的年度国防预算总和还要多，美国的经济总量高于紧随其后的3个国家的经济总量之和。然而，美国人面临的因恐怖袭击而死亡的风险，却要比以前大得多。这种形势造就了一种脆弱心理，它促使美国人对外部威胁极度警惕，并且倾向于动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来消除内心的恐惧感。
布什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略，为预防性战争提供了表面看来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反映了美国人的上述脆弱心理。在开放的美国社会中，反恐方面的所有的防御性战略都无法保证美国的绝对安全。同理，以报复性威胁来阻遏恐怖主义袭击的战略，对于那些不惜自杀的潜在恐怖分子而言，也不可能会奏效。对于可能拥有核武器的无赖国家的非理性或残忍的领导人而言，威慑是无效的。如果现实情况确实如此，在那些潜在威胁发动攻击之前就对它们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似乎成为唯一的安全选择。这种先发制人战略对于能够把独步天下的军事力量投送到全球各个角落的强大无比的美国产生了极大的诱惑。
然而，由于采取这种先发制人战略，美国可能会步几乎所有的现代帝国最终走向衰亡的后尘。美国不是一个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也不会寻求殖民地，但是，如同过去200年的其他大国一样，美国有时寻求在混乱地区实现和平。相应地，美国也面临与那些已经灭亡的帝国相同的战略困境。然而，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并没有冷静客观地美国面临的挑战与困境，而是在重复以前的那些帝国的灾难性的战略思想。
一、帝国的过度扩张
与美国一样，19世纪和20世纪的那些帝国拥有比它们的周边国家超强的、不对称的实力。但是，它们也害怕来自于帝国的动荡的边疆地区的分裂活动。出于对这些分裂活动可能引发连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帝国的统治者们认为如果不理会这些挑战，它们就会蔓延到帝国的心脏地区。他们不断采取预防性战争以便把各类挑战消灭于萌芽状态，阻止它们的蔓延。
大体而言，预防性战争对于这些帝国的安全只会起反作用，因为预防性战争不但经常会在帝国的边疆地区引发连绵不断的小规模战争或内部叛乱，而且无法征服其他国家。从历史的实践来看，使用预防性战争平定一处边疆地区的叛乱，常常引发邻近地区的另一场叛乱。例如，大英帝国征服了巴基斯坦之后，动荡的边疆地区就移至邻近的阿富汗。征服所有的边疆地区是不可能的，因此总有一些边疆地区处于动荡之中。
即使在那些帝国控制牢固的区域，对反对派动用镇压性军队的做法，也经常会导致被压迫者重估反抗的危险与屈服的益处孰轻孰重，进而可能选择对抗。例如，1919年的阿姆利则大屠杀，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敲响了丧钟，因为这场大屠杀迅速激起了正式而组织严密的反抗运动。另外，帝国在其内部和边疆地区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行为，常常导致该帝国之外的独立国家采取对抗性行动，它们害怕不受限制的、残忍的帝国军队在不久之后就将会把它们视为猎物。换句话说就是，均势开始发挥作用。由于上述原因，各个帝国最终通常会发现，预防性战争不但不能减少它们所面临的安全难题，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安全难题。
随着帝国的过度扩张程度的升级，许多大国决定发动更多的预防性战争以解决它们面临的安全困境。它们的努力从未获得过成功。为巩固其欧洲占领地，拿破仑和希特勒都进军莫斯科，却双双被俄罗斯的冬天吞噬。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试图通过无限制潜艇战来突破包围圈，却导致工业大国美国的参战。日本帝国在面临中国战场的泥沼与美国的石油禁运的双重困境时，采取了侵略印度尼西亚的油田和偷袭珍珠港的行动，最终却遭到惨败。所有上述国家都企图通过扩张来寻求安全，但最终都以帝国的灭亡而告终。
而另外一些民主大国，如英国和美国，一直力图避免过度扩张，并且为未来积蓄力量。在20世纪初，英国的领导人发现“光荣孤立”战略――我们现在称之为单边主义――正在为大英帝国带来麻烦。在南非的布尔人独立起义使英国人不堪重负的同时，欧洲大陆的各个大国也开始挑战英国的海军主宰地位，以及窥伺夺取英国在全球殖民地。英国迅速改善与法国和俄国等往昔敌国的关系，并与它们建立联盟，以对抗当时的首要敌人――德国。当今的美国也能够效仿英国，预估进攻性政策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并且减少它们所造成的危害。
通过扩张来实现国家安全的神话
帝国过度扩张的每一历史实例，都受到“帝国通过进一步的扩张能够更好地实现安全”的观点的驱使。我把这些观点称为“帝国神话”。由于许多此类观点都出现在布什政府的战略思想中，我们有必要列举其中的八个观点加以分析。
（1）主动进攻的优势
“帝国神话”中最为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主动进攻者将拥有先天的优势。有时它被解释为突然袭击的优势。该观点认为，抓住最初的主动权，将使主动进攻者能够自由选择有利的时间和形势，对被动的敌人实施预定的计划。依照这种观点，即使以自卫为政治目标，主动进攻仍然是最好的战略。正如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所言，“我们最好的防御就是适时的进攻。”
纵观历史，那些犯下帝国过度扩张的错误的战略家，都支持主动进攻的观点。例如，德国将军阿尔佛雷德·施利仑在1914年鼓吹对法国发动一场迅速的、决定性的主动进攻时表示，“如果一方无力向另一方军队发动全面攻击，就应该选取一个突破点进行攻击”。这种思想有悖于基本的军事常识。在战争中，较弱的一方保持防御的态势，恰恰是因为防御其本土，要比主动攻击对方的要塞容易得多。
“主动进攻者将拥有先天的优势”的观点也与威慑和胁迫的常识背道而驰。一次军事行动的目标，有时并非占领或夺取领土，而是通过击中敌人的痛处来影响敌人。这在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尤其如此。防御者通常拥有优势，因为防御本土和维持政权生存的一方，比主动进攻者更关心战争可能造成的风险。例如，北朝鲜首先对韩国首都汉城发动核武器或大炮轰炸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如果美国对北朝鲜政权的核心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北朝鲜就可能被迫铤而走险地攻击汉城。由于布什政府深知这种报复性攻击既可行又可信，当北朝鲜在2002年12月份重新启动了一个核反应堆时，布什政府就不敢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实际上，威慑某个国家以便使其不敢采取挑衅行动，肯定要比（使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迫使它解除武装、割让领土或改变政权容易得多。这种常理是人皆共知的，但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逻辑却与之背道而驰。
（2）力量转移
帝国热衷于进攻性战略的一大原因是它们一直依靠先发制人的攻击来阻止均势状态下不利于自身的力量转移。例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领导人对俄国发动战争，因为他们认为俄国军队在长期内可能变得比德军强大。但是，德国的进攻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先发制人的进攻不但使俄国这个可能的敌人变成确定的死敌，而且在长期内导致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以防止德国获取霸主地位。这折射出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中的一条根本原则：在国际体系中，各国倾向于组建联盟来对抗那个对它们的威胁最大的扩张性国家。主动攻击国的威胁迫使可能的受害国联合起来。
老谋深算的战略家洞悉了这类合作，并试图使之服务于他们的利益。例如，欧洲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家之一――俾斯麦一直借助尽可能地刺激别的国家首先发动攻击，然后把错误归于敌国一方的手段，实现了德国的统一。其结果是，普鲁士在扩张的过程中，并没有激起其他国家的担心或联手抵抗。在将领们敦促俾斯麦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进攻时，俾斯麦表示，预防性战争就如同因为害怕死亡而自杀，是自取灭亡的举动；它“将使我们即将进攻的敌人获得不可估量的优势。”俾斯麦要求德国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我在射杀猎物之前，总是先伪装好自己，并且在遭到袭击后才动手。”德国在俾斯麦的继任者手中被惨淡经营，因为他们具备了俾斯麦的英勇果断，却缺乏他那种对均势的深刻理解。
由于萨达姆攻击了科威特，老布什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拥有外交优势。这也是打击伊拉克的联盟是自愿组成并且成员广泛的原因所在。这种优势在一项先发制人的战略中极难获取，小布什在过去数年来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尤其在均势状态不会迅速被破坏或根本不会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注定会引发实质性外交劣势的先发制人的战争，是相当不明智的。
（3）敌人是纸老虎
帝国在视其敌国为纸老虎时，也会陷入过度扩张。这些帝国认为，如果对敌国采取绥靖政策，就可能养虎为患，但是，如果对敌国首先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根除威胁。这些想法不但错误，而且不能自圆其说。例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认为，只有击败强大的美国帝国，才能保证足够的资源供应不受威胁；与此同时，他们侥幸地认为，美国也脆弱而优柔寡断的，对珍珠港发动先发制人的袭击，将会把美国吓得不敢回击。
相似地，布什政府有关对伊拉克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观点，认为美国根本无法阻止萨达姆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又表示他希望伊拉克在被攻击时不要使用它们，因为“明智的伊拉克人不会听从萨达姆有关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命令”。布什政府的战略家一方面认为，威慑在萨达姆缺乏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动机时无法起作用，同时又认为当美国攻击向伊拉克提供了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可能的动机时，威慑却能够起作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威胁越大，坐而待毙的风险就越大”；只有在我们接受了“敌人是纸老虎”的观点后，才会赞同先发制人的攻击是理性的。
（4）“追随”帝国
关于帝国的另一个神话是“追随”（bandwagon）威胁性或强大的帝国，对它们言听计从。例如，在冷战期间，苏联认为在柏林、古巴和发展中世界的强制性行动，将展示其政治和军事实力，鼓励所谓的“进步力量”积极主动地与莫斯科结盟，进而把均势状态向有利于共产主义阵营的方向倾斜。苏联人把这称为“力量的相互关联”理论。实际上，均势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并侵蚀了“追随”的作用。由于苏联竭力寻求单边优势，它最终在许多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正如邱吉尔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时所说的那样，“他们（苏联人）为何故意用漫长的三年时间来促成自由世界联合起来对抗他们？”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老布什政府认为，击退萨达姆对科威特的征服对于阻止整个中东地区的国家追随伊拉克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小布什政府希望通过伊拉克战争，使中东国家都追随美国。尽管布什政府无法在入侵伊拉克时获得多少支持，它还是断言其先发制人的战略将会使其他国家都追随自己。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直宣称“如果我们的领导人决策正确，其他国家就会追随和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它们在美国领导的全球性反恐战争就是这么做的。”
与此同时，布什政府中的一些自以为是的现实主义者也认为，他们的政策是与均势理论相一致的。但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却是这样表述的：“通过表达在防御我们自身和防御盟国时使用武力的强烈意愿，美国显示出其维持一个有利于自由的均势的决心”。这种表里不一的言论的实质含义，似乎是预防性战争将会使其他国家追随和支持美国，以便形成一种有利于美国的非均势状态。美国的这种逻辑与丧失理智的前苏联的“力量的相互关联”理论如出一辙。布什政府的战略家喜欢使用均势这一术语，却曲解了它的真实含义。
（5）“大棒”外交
与“追随”理论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帝国神话”是“大棒”外交理论，即借助威胁别国来使它们成为朋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德国发现其日益膨胀的力量和频繁发动战争的外交，已经促成法国、俄国和英国建立了一个对抗它的松散联盟。德国人进行反思之后，试图从法国入手打破对德国的包围圈。德国错误地决定挑起一场宣布摩洛哥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的危机，威胁对法国实施攻击，希望能够使法国领导人相信，其盟国不会向它提供帮助。但结果是，英国确实向法国提供了支持，德国脖子上的绞索越套越紧。
当今的美国如何在海外赢得朋友？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多次提到需要与盟国合作。与克林顿总统不同，布什总统努力争取使联合国授权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然而，在伊拉克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上，布什政府主要依靠频频威胁要单独采取行动，来逼迫其他国家与美国合作，而不是依靠说服或妥协的手段。俄罗斯在“要么接受，要么不签”的苛刻条件下，被迫与美国签署了新的战略军备控制条约。欧盟成员国也被迫接受了美国官员拒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的事实。德国因为反对伊拉克战争而遭到美国的斥责。有关保护环境的《京都议定书》被美国无理拒绝。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表述其对战略的个人评价时，已经总结出一句格言，即美国应该“避免以妥协我们的目标为代价来过分努力地说服别国加入美国领导的联盟。”或者是布什政府相信盟国是可有可无，或者是本届政府的一帮势力强大的人相信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外交理念。
（6）“多米诺骨牌”理论
另一个“帝国神话”是著名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帝国边疆地区的小动荡将会像滚雪球一样演变为一系列势不可挡的失败，这最终会威胁到帝国的核心地区的稳定。因此，帝国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即使最不起眼的动荡。据信奉“多米诺骨牌”理论者估计，许多偶然的机制可能会引发逐步升级的动荡：反抗者会从连续的胜利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改变与帝国的力量对比，使进一步的攻占帝国领地的行动变得更为容易。脆弱无力的防御者（帝国）将丧失信心。帝国的盟国和敌国将置疑帝国为自己的承诺而战的决心。帝国的国内政治支持将被破坏。总之，帝国可信度的丧失是“多米诺骨牌”所带来的最终后果。
对于许多过度扩张的帝国而言，“多米诺骨牌”理论几乎被它们全盘接受。例如，在1898年，英国和法国都相信，如果法国在尼罗河上游建立一个附庸国，法国就能够在那里建立一座大坝，截断尼罗河的水流，在埃及引发混乱，这将迫使英国退出苏伊士运河，斩断英国通往印度的战略生命线，进而导致依赖于印度的财富和人力的大英帝国走向崩溃。由于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英国和法国几乎兵戎相见。相似地，冷战时期的美国坚信，如果越南落入共产主义阵营之手，那么，美国对防御台湾、日本和柏林的承诺的可信度就会被大打折扣。不插手越南事物就会使美国的威慑能力的可信度大大降低的观点的出现，仅仅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这样认为。
相似的观点，尤其是强调“不这样做”就会损害美国的可信度的观点，也出现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有关必须对伊拉克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言论中。
因为遭受美国攻击的威胁的可能性太大，北朝鲜撕毁1994年的核框架协议的主要动机，显而易见是在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和不愿与北朝鲜进行谈判的事实面前，北朝鲜倍感需要核武器来吓阻美国。
“多米诺骨牌”理论鼓吹的一个流行观点是尽早地阻止攻击者的挑衅，代价将会相当微小。拉姆斯菲尔德就是利用这种观点来论证对伊拉克发动预防性战争的正当性。他宣称，由于人们没有对希特勒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全球牺牲了3500—6000万人的生命，“如果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领导人当时不认定采取行动的风险大于坐以待毙的风险，希特勒就会早一点被阻止，人类的伤亡数目也会最小化。”即使姑且不管把希特勒与伊拉克的萨达姆相提并论是否合适，历史的事实是：在慕尼黑危机发生时，法国和英国并未为对希特勒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做好准备；即使它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它们也只能在没有苏联和美国的援助下孤立作战。正如俾斯麦指出的那样，预防性战争是一项糟糕的战略，部分是因为它经常导致采取该战略的国家陷入外交孤立。
（7）理想中的黄金国与“天定命运”
大部分的“帝国神话”专注于主动进攻性战略与防御性战略两者的代价对比上。而且，过分夸大帝国扩张所带来的收益的“帝国神话”，通常在战略辩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在一战前夕，德国的帝国扩张热望，部分是由那种认为中部非洲将是一个“理想中的黄金国”，能够发挥如同强化了大英帝国的战略地位的印度一样的作用的错误思想所激发的。在有关是否对伊拉克发动预防性战争的辩论中，一些评论家就是把伊拉克描绘成一个能够为美国带来无尽的石油财富的“理想中的黄金国”。当然，布什政府没有发表类似的言论，因为它意识到这样做是不必要的，并可能发挥反作用。这种鼓吹美国将大发石油横财的观点如果变为现实，确实会成为许多国家的梦魇。例如，大量开采伊拉克的石油来支付美军的占领费用，会降低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收入，并动摇该国的政治体系的稳定性。
帝国扩张所能够带来的益处，也时常被披上意识形态的光环――如有关使世界成为民主的乐土的法国文明使命论或美国文明使命论。10年前，在尚未成为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写道，所有的帝国“都怀有 ‘天定命运’和‘白人的负担’的信仰。”我们美国人“需要一种信仰”，杜勒斯表示，“它将使我们变得强大，将使我们感到自己需要负担起向全世界传播这些信仰的使命。”这种言论的目的，就是动员人们支持美国帝国的建立与扩张。
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不例外。该文件到处充斥着要求实现把民主扩展至伊拉克和其它专制国家的“崇高”目标的言论。布什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前言中断言，“美国拥有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这提供了“把自由的好处向全球扩展的历史性机遇。我们将竭尽全力地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扩展至全球的各个角落。”这听起来与布什在竞选总统时所发出的要抵制在海外负担国家重建工作的言论一样虚伪。推广民主的论调在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言论中相当罕见，但这可能是布什政府的真实观点。
（8）没有其它能够替代的战略
最后一个“帝国神话”是“没有其它能够替代的战略”。帝国扩张的支持者们倾向于把有关“帝国神话” 的所有观点都堆积在一起，证明除了他们所鼓吹的战略之外，“没有其它能够替代的战略”。预防性战争的支持者不仅认为与帝国对抗的国家是纸老虎，或者“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定奏效，或者“大棒”外交将带来更多的盟友，或者一场预防性战争将有助于相关国家的文明化，他们相信这些观点放在一起也都是正确的，因此导向同一个结论：先发制人的战略是美国帝国的必需品。
在2002年末，布什政府针对伊拉克的战略思维与上述结论是一致的。萨达姆被描绘为一个无法威慑的危险人物；他正在获得核武器并可能把它们交给恐怖分子，针对他的战争的代价将会比较小，而且容易获胜；对美国抱怨不停的盟国最终会追随美国；伊拉克将变成一个民主国家，阿拉伯人将会走向街头欢呼和感谢美国解放了伊拉克。正如上文的分析那样，现实情况与所有的“帝国神话”都是大相径庭的。“帝国神话”和预防性战争的支持者们从主观意愿出发，他们所鼓吹的观点仅仅是感情用事，而远非严肃客观的战略评估。
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时期，康多莉扎·赖斯对伊拉克问题进行了如下分析，“抵御萨达姆的最好方法是清晰而正统的威慑――如果伊拉克人获得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不敢使用这些武器，因为使用它们将给他们带来毁灭性后果。”然而，短短两年之后，随着布什政府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决心越来越大，赖斯却排除了推行威慑政策的可能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由赖斯担任主笔）指出，“通过对无赖国家的目标和威慑一个潜在攻击者可能性的考察，我们不能让敌人首先发动攻击。”先发制人战略在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中的主导地位，没有为对于伊拉克问题的其它评估留下丝毫的空间。
二、这些“帝国神话”为何如此流行？
当今的美国充斥着大量的战略专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是现实主义者，他们都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使用武力在保护国家利益时常常是必要的。但是，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却认为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实施预防性战争的战略是错误的。实际上，32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大部分是现实主义者）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个付费广告，宣称他们反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他们当中包括“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倡导者――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
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的支持者们批判说，米尔斯海默等现实主义者已经与时代脱节，在当今的世界上，组建联盟来平衡超强的美国力量不具有可行性。诚然，弱小的无赖国家及其同党无力使用传统手段来对抗美国力量；这些国家的潜在支持者――俄罗斯和中国的大国，也不再轻易公开反对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行动。但是，即使美国的史无前例的力量减少了其它国家通过结盟来平衡美国的可能性，美国仍会发现，它所采取的主动进攻行动，仍然导致了与组建联盟相类似的对抗它的行动。早期采取扩张政策的一些帝国发现，它们因过度扩张而被敌人团团包围，虽然公开对抗它们的联盟迟迟未采取行动。例如，拿破仑和希特勒发现，其它国家要想组建有效的对抗他们的帝国的联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由于他们同时攻击了太多的国家，这些受害国已经组建了对抗他们的实质上的联盟。目前，美国可能陷入过度扩张――无论在政治上或在军事上――由于阻止核扩散的需要而被迫在多条战线上同时采取军事行动，或者依靠武力在众多的穆斯林国家推广民主的奢望过于强烈。
即使不会出现高度协调的平衡美国的联盟，一些麻烦制造国和恐怖主义团体，也将对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构成严峻挑战。意志坚定的小国或反抗组织为保护它们的家园或切实利益，常常会在对抗那些实力远远超出它们的国家时获胜，因为那些强国缺乏付出高昂代价的持久动机，这方面的实例包括越南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抗击法国的运动。即使它们最终无法获胜，如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样，但它们会坚持反抗，让敌人在长期内付出高昂的代价。
正因为美国过于强大，被列入美国打击黑名单的弱小国家可能越来越易于得出下述结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战术的结合是对抗美国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尽管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力量优势，其弱小的对抗者会寻求外部资源来支撑这种需要付出代价的反抗。即使像北朝鲜这样弱小而与世隔绝的国家，也能够对美国进行可信的威慑，部分是由于它与巴基斯坦和其它中东国家进行了战略物资交换。布什政府强调伊拉克从市场上购买了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原料，并担心禁运和制裁措施无法阻止这类行为。伊朗正着手从俄罗斯购买一个核反应堆，美国认为这将会造成核扩散。巴勒斯坦的自杀炸弹手用最少的资源使以色列付出了最严重的代价。在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使用美国的飞机向美国发动了骇人的袭击。
简而言之，无论依照历史或当今世界的事实来看，所有的“帝国神话”都经不住客观的战略分析的检验。那么，如何解释“帝国神话”在当今世界却如此流行？
在一些历史时期，那些从帝国扩张或军备扩充中获得巨额利益的狭隘的利益集团，借助控制媒体或者向支持帝国扩张的压力团体提供资金，主导了战略辩论的方向。例如，在二战前夕的日本，当一个民间战略规划委员会向政府指出军国主义分子的世界观的不可行性和矛盾性之后，它的专家受到感谢，但不久就被解雇。在一战前夕的德国，国内的档案显示，陆军和海军的扩张性战略一直不对外公开，民间根本无法得到批判军队的不切实际的战略计划的信息。在1914年以前，克虏伯军火公司一直向鼓吹战争的德国海军学会提供资金；在20世纪20年代，克虏伯公司垄断了向德国的小城市和乡镇提供有线广播服务的新闻机构。这些地区的选民后来大都把选票投给了希特勒。
在其它历史实例中，“帝国神话”是由那些希望借助找出真正或想像的敌人来赢得支持率的领导人所提出的。例如，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依次出现的几个政权发现，它们能够依靠夸大邻近的君主国家和国内的贵族叛乱者的威胁，在短期内增加它们的支持率。拿破仑善于使用这种策略，把强调共和国民权的法国人转变为支持帝国扩张的民族主义者。
这些“帝国神话”一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人们就会忘记追究它们是出于何种利益集团的政治私利。“帝国神话”的鼓吹者的下一代人就会对“多米诺骨牌”理论、“大棒”外交和文明使命论深信不疑。威廉二世的大臣们自身知道“帝国神话”是假造的，但他们的听众，包括形成纳粹运动的那一代人，相信德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性。“帝国神话”最终可能植根于民众的内心并在他们的国家机制化。
许多对发动伊拉克战争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也是来自于与上述情况相似的国内政治机制。他们指出，布什政府内部的许多官员从多年以前就要求对伊拉克动武，这是美国鹰派的一贯目标。
这些“帝国神话”在当今的美国的战略辩论中相当流行的深层原因，是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美国战略思维。拉姆斯菲尔德这代人成长于“慕尼黑阴谋”（绥靖政策带来重大损失）和“多米诺骨牌”理论十分盛行的时期。由于越南战争的失败，当时还并存着避免陷入越南这样的“泥沼”的告诫。但是，在“9·11”恐怖袭击和美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阿富汗战争的胜利之后，美国民众更易接受“慕尼黑阴谋”和预防性战争，而非陷入“泥沼”的告诫。实际上，令人吃惊的是，最近的无数个参议院证词都强调授权对伊拉克动武的民意基础，指出“9·11”事件对美国民众心理的根本性震撼。这些证词并不认为萨达姆政权与“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一样属于同党，它们仅仅指出，恐怖分子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导致美国民众陷入恐惧之中，并支持对各种威胁主动回击的强烈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民众从心理上更易于接受“帝国神话”的观点。他们认为这是“正确的”；但这对美国大战略而言，却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民众更易于接受“帝国神话”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帝国的诱惑。路德维格·戴黑欧是这样描述德国试图在欧洲获取霸主地位的，“既然至高无上的力量存在于获取独步天下的主宰地位，它必须经受恶魔般的特殊诱惑。”不久之前，克里斯托夫·莱恩撰文详述了自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以来，单极霸权国被过度扩张的诱惑吞噬，并导致对抗性联盟的组建的相同悲惨命运。目前，美国确实强大得鹤立鸡群，它希望达到的几乎所有的军事目标都能够实现。在这种环境中，再加上“帝国神话”的渲染，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诱惑似乎无法抵抗。
三、美国帝国的未来
历史表明，国家的安全不能通过帝国扩张和预防性战争来获取。我们最好找出一条自由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都能够接受的中间道路。自由主义者最近可能读了约翰·伊肯伯瑞的《胜利之后：机制、战略限制及在主要战争后如何重建秩序》一书，它叙述了处于全球权力之争之中的战胜国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战后国际秩序。伊肯伯瑞指出，大国的民主政体尤其有利于这一秩序的建立，因为在弱小国家的眼中，这些民主大国的政治机制的透明度使其成为可信的能够讨价还价的伙伴国。其结果是，强国和弱国能够共同遵守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国际法。现实主义者也应该学习这本书，因为它解释了最强大的国家也应该依靠协商一致来充当领导者，而不是依靠赤裸裸的胁迫手段的原因。
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最近对强调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与强调民主的自由主义的相互影响进行了评价，她认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并非水火不相容：对权力政治的理解应该为自由主义服务。但是，布什和赖斯在总统竞选期间所宣称的“美国外交必须谦逊和节制自己的力量”的观点，与布什政府上台后的外交政策实践大相径庭。当今的赖斯相信美国超强的军事力量应该被用于预防性战争，以便推广民主。她在2002年10月表示，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是“吓阻任何潜在的对手试图建立超过、与美国及其盟友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的企图。”目前，美国的对手以及它们组建的联盟无论在任何方面都无力与美国对抗。然而，出于对美国可能为所欲为地使用它的超强力量的担心，这些国家可能千方百计地谋求借助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阻止美国的先发制人战略和主动进攻的战术。实际上，所有的“帝国神话”的历史实践都表明，先发制人战略恰恰会带来布什和赖斯不愿看到的结局――美国的绝对不安全和美国帝国因过度扩张而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