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至少在哲学，好汉们大体分为三拨：“高端前沿派”，“梁山草根派”和“低端人口派”。

高端前沿派大都自带欧美名校光环，或师从业界大咖，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各种语言兼容并包，读学术文章如秋风落叶，对问题的理解力和穿透力常人不及，摘花飞叶即可伤人，发顶级期刊，打国际麻将，在中西学术圈优游从容地穿梭，席丰履厚，圆颅方趾，施施然睥睨同侪。好不羡煞人也么哥！

梁山草根派则一般是相对名校毕业，囿于土壤和环境，尽管也许曾天赋异禀，但是无奈在“化粪池”里熏染太久，被各种学术泰斗忽悠了干了半辈子没啥意义的或者不在点上的工作，所以终究在外文写作和学术前沿研究上和前一派还是差了一截，对外搞不了扩张主义。但是敝帚自珍，在自己地盘上承下接，深根细作，门生子弟遍布江湖要津，“登高而招，顺风而呼”，也自有其埳井之乐。

最悲催的就应该是“两不沾派”，先天不足、后天失养，也许出过国门，算是睁眼看了世界，但是终归没有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面被三昧真火炼化过，武艺低微，上不得台盘，又左右不沾，没啥资源，爹不亲娘不爱，身欲奋飞病在床，改变命运比改变性别还难。 夙兴夜寐，不甘坐以待毙，听到“发文章”这三字如恶虎扑食，恨不得卖儿嫁女，以表深情，但无奈本钱太小，格不了铜轮，又无昭君潘安貌，“折尽柔条过千尺”，皆付流水。

当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也有梁山草根砥砺摩挲，“苦心人天不负”，往生高端前沿；也有高端前沿被 “桀骜的马”曳落在地，折断翅膀委身尘土；也有两不沾派动心忍性，练得一手屠龙技，“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啧啧，这是谁家翩翩美少年？！

好汉不读“书”，好汉不写书

按照当今的学术体制和评价标准，矢志学术的同志们想出头，一句话：发文章。

我读博士的时候，除了申请奖学金会落榜之外，还体会不到不发文章的坏处，而今工作，才深刻的体会到“存在还是不存在”其实就是文章的问题。

当你发现工作、待遇、尊严体面，存在感与重要性，以及个人生存状态都完全和文章挂钩。于是“为了时代而放弃了永恒，为了生存而放弃了生活”，你会感觉到身心慢慢都开始被发文章所浸染和扭曲，“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康拉德《黑暗的心》中有一段精彩的文字，形容那些身在非洲的外来拓荒者对“象牙”的渴望。如果把那段话中的“象牙”换成“文章”，同样恰如其分：

“‘文章’这个词儿在空气中，在人的耳语和叹息中震响，你简直觉得他们是向它祈祷。到处都可以闻到一种愚蠢的贪婪气息，完全像从尸体上发出的臭味。”

你可能以为我在嘲笑别人，不，我是在揶揄自己。如果不在局中，你是体会不到发一篇顶刊那种“鸡犬升天”的飘然，那种“扭转乾坤”伟力，那种范进中举的吐气扬眉。”噫！好了！我中了！“，“You can’t understand. How could you?”。甚至我恍惚觉得大家其实并不在乎你写的是什么东西。有实质地贡献，还是纯粹生拼硬凑，是否阅读它有愉悦和收获。期刊的名号才是重点，因缘福报即在其中。

有了文章才能申到项目，老一辈的人还拒绝项目，或者保持一定的距离，年轻一辈就不再会有这种障碍了，申项目发文章成了他们脖子上的枷锁，无能挣脱，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需要挣脱。 每当国家社科项目发榜时，那些“高高的中了”的幸运儿会立刻在各种学术群里面被传播，如果事主恰好也在这个群，少不得会被恭喜、艳羡、膜拜，掌声此起彼伏，鲜花四溅飞舞。要出头做人，当“手把红旗旗不湿”的弄潮儿，项目是基本要素之一。有了项目文章才能谋教职、当教授，生活有着落，不然凄风苦雨，四顾萧然，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出人头地，当“铜锣湾扛把子”，就要以“母猪下崽”的效率来生产文章，而且要是核心顶级期刊。外文顶刊最佳，《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亦好，再则就是C刊，万万不得已也要发个北大核心。只有当文章和项目的雪球越滚越大，你的江湖中地位才能最终奠定，各种荣誉、光环、献媚接踵而至，当年的青涩少年终于脱去青衫、洗掉羞怯，“绯袍金带，何等辉煌”。

十年前嘉映老师出了一本书《维特根斯坦读本》，我买了一本求签名题字，他施施然写道：“据说哲学家见面第一句话是‘慢慢来’”。我深有促动，誓言沉下身子，深根细作，假以时日做出“漂亮的”工作。而今时移世易，几度风雨。深感老师那一套思路还是古典学派，“阎王做得，小鬼做不得”， 他们那一代人历经浩劫重回学校，尽管也错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学习时光，但是也留给他们一片可以大展身手的文化真空，头顶之上没有大树，随便研究一个领域即成专家，血食千年。 如果我们也像他们那一辈人一样细嚼慢咽，为读书而读书，以写一本像《人性论》，《利维坦》那样典雅的书为职志，在当今的评价体制下，是不会活着看到翌日凌晨的那一缕阳光的。

而且今天也不是像贺麟、嘉映老师那样，拿出老黄牛的勤勤恳恳来翻译一本书即可成名。在新时代，这都是耗时费力的无用功，何苦为之。在业界高手眼中，具备良好的外语能力是上场打麻将的基本素养，如果你不能，那就属于“上不得台盘”，得回炉再造。当然你可以翻译、可以写一些“为大众所喜的”文章和书，那就不是学术了，是学术普及。在学术启蒙期，这两者可能也没啥特别大区别，随着浑水即可摸鱼的时代过去，正规军和杂牌草寇早已泾渭分明。前者剑履鲜明，威仪棣棣，“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灰不溜秋的野狐禅已不能与之同日而语，若真短兵相接，同场较量，“强弩灰飞烟灭”。

从基础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读经典、读基础文献在老辈的眼中视为当然，而今则是一种很低效的研究方式。混江湖拼的是“刀快”（“太慢了，太慢了！就你这么慢的刀法怎么出来混饭吃…”），进入一个领域，快速地吸收和消化别人的成果并化归己用，然后机关枪般“突突”把它们发表出来是成为学术界“肉食者”的必要条件，那容得下一直“站架、踢腿、四两拨千斤”的传统武术呢？！

所以，出于一种“效率”的要求，一个理性的动物是不应该读书的，因为书一般都卷帙浩繁，观点丛杂，又事无巨细，过于啰嗦，读起来费时耗神，不易把握。而且我们这个时代害了一种狂躁病，对创新进步的过度强调，使得我们阅读就是为了批判，甚至来不及细想推敲就已经开始批评，有批判猛批判，没有批判找批判。一切为了进步。人文社科也被这股子狂潮所裹挟，一个劲的创新和解决问题。 一本书从写出来到出版旷日持久，等排版装帧完，体体面面摆到书店里任君选择，所谓idea 和 point 基本也都 “已为陈迹”，只留下被鞭尸的份了。

所以在这个效率优先、paper为王的时代，读paper 、 写paper 才是“根深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根据一些大学评估体制，一本书的权重和一篇C刊的权重齐平，劳心费力写一本书才只抵一篇文章，何苦趟这浑水呢？！且出于生产的需要，杂志文章一般都问题集中，观点明确，阐述精炼，能让人一下子就能把住文章命门所在，并能把相关的解决和重要的文献一撸到底，之后，不管是反驳还是延伸，总之煎炒烹炸一番，一篇事关前沿研究的生猛时鲜也就轰然出炉。

既然领域的相关研究者都不怎么读书的时候，那么写书的动力自然就不在圈子以内了，而是希望就是把这本书卖给对相关专题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显然，这也是很困难的。大众一般不太可能对严肃学术书会有兴趣，毕竟多数人的生活已经一地鸡毛，读点“净化心灵”的鸡汤“便是晴天”，读学术书无异自寻烦恼。且休谟，霍布斯那个时代，有文化的普通读者还可以读读哲学家的书，“提层次、惹风雅”。而今的学术专业化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各种生僻的术语喷涌飞溅，或者自得其乐的数学符号在字里行间穿梭，无不昭示着高冷很异常，生人勿进。且做学术，写“黑话”文章容易，要让普罗大众喜闻乐见，可不是低下身段那么简单了。

为什么又要写书和读书

既然读文章就够了，为什么还需要写书和读书？ 笔者不敏，认为书有文章所不能替代的好处。文章限于篇幅，需要“少说废话”，极尽简练直抵问题的核心，而书则从容多了，可以恣情肆意地发挥，把一个领域的相关问题和困难，林林总总的罗列出来，慢丝条理地剖析。它的优势并不是对一个小的问题的“创新”和“推进”，或者援引新的方法来解决旧有的难题，它的优势在于把一个小的问题置于大的语境之下，或者就一个话题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能让别人跳出自己的窠臼（其实大部分人的研究都是囿于自己的一角，但困而不知，还自以为得天地之美），总瞻全局，“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别是一番视域和体验；更在于希求以一种循循善诱，生动活泼的形式把概念的前生今世，思想观念的蛹化蝴蝶，斗争、彷徨、历史的偶然与必然、“海边玩耍的孩子，偶然拾到一块美丽的石子”，娓娓道来，引人思考。

读好的书就是一种享受。还有一个潜在的收益在于，如果你的阐述兴趣盎然，让人读得”深解义趣“、就会在读者心中播下皈依和学习的种子，“信解受持，不足为难”，十年生聚，他年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比如，几年之前，国内因果研究还在萌发阶段，但当 Judea Pearl，因果研究的最大吹鼓手和拓荒者，他的一些书 比如“Causal Inference in Statistics, a Primer”(16年)，“The Book of Why”（18年，大陆翻译“为什么”，唉，这个名字实在是没有中国气派，台湾版译为“因果革命”，倒给人奔腾之感）热销之后，对于因果的热度俨然就上去了，不管在计算机领域，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哲学领域，因果已成热谈。

某妹子感慨：“我要集齐多少渣男，才可以召唤神龙？！”其实，遇到糟糕的书并不比遇到渣男的几率更低。有些书纯粹是剪刀加浆糊的拼接，没有体系，没有总体的规划和构思，没有一以贯之的主题，在一个差不多的框架之下，“万物皆备于我”，赤裸裸的拿来主义，短短时间大告而成；或者只是把自己曾经写过的文章的堆垒，对很多概念没有起码的耐心来铺陈和解释，读来磕磕绊绊，晕晕乎乎；最可怕的，作者对这个领域的掌握和领会可能也只是一知半解，却强以不知为知，为写书而写书，下笔千言言之无物。写到问题紧要处就戛然而止，或者阐述某个问题，各种摘章引句，拐弯抹角，但就是说不尽然，说不通透。但更坏的是，一般初学者是没有判断力的，不会怀疑作者，反倒对自己的智力灰心丧气。

16年我新手上路学因果研究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能力弱，读什么都很费劲，概念和术语理解起来磕磕绊绊，泥牛入海，很长时间皆是无助萧然。当时真希望有一本详尽厚实的中文专著可以参考。因为任何一个领域的文献都是浩如烟海，任何一个重要的业内大牛的工作都是多年的堆垒，其中的演进改变，“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更是筋骨丛生，初学者要去伪存真，找准方向属实不易。如果摆开架子从头一点点学起，那真是不知要伊于胡底？百转千回，常常不得要领，至于通经致用，更是猴年马月。一本好的书就像遇到这个领域的高手一样，他在这个领域浸淫日久，“望尽天涯路”，由他娓娓道来领域的经纬脉络，前生今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有他的助力，对于这个领域的重点难点，症结关窍，一览无余。少走弯路，累积信心，可以早日站在领域前沿，做点实实在在的非重复工作。

只可惜那时候我只找到了很少的中文文献，而且这些文献对我的帮助很小，要不就太旧了，尽管对 Hume 的因果理论有很好的研究和总结，但是Hume 之后，Lewis 的因果的反事实理论，结构因果模型完全不涉及（但是如果今天想做条件句和因果相关的研究，掌握和理解 Pearl 的基本工作已成必需）；要不就是文章写得太泛了，林林总总无所不谈，够写一本书的内容，用一篇文章来说，凝练太过，挂一漏万。

一奇老师的书

因为读到王文方老师的长文“虛擬條件句理論評述”，有感于台湾学术界有这么扎实 的工作，尝试性地给王文方老师写一封信询问台湾相关领域的进展，因而才知道王一奇老师一直在做因果模型相关的工作，于是冒昧给一奇老师写了一封信。一奇老师长者如风，谦冲和雅，在《另类时空图书馆 — 假设性思考的难题及其解决》出版之后，立刻给我寄了一本。“受宠若惊”，仔仔细细地阅读了这部大作。

正如之前所说，要写出一本好的书并不容易，必须大量的阅读相关文献和书籍，需要经年的辛苦才能把对于一个行当的感觉和方方面面细节的掌握积累起来，写出的东西才能言必有据，精准到位。当我在阅读一奇老师的《另类时空图书馆》，深感他对于因果文献阅读之广泛（哲学、计算机领域艰深的文献和重要的文章皆有所涉及），掌握之全面，阐述问题之细腻清晰，看完，拊膺长叹又怅然所失。

很好地阅读和理解文献，这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体现；清晰细腻的表述则是一种责任与品质的彰显，合二为一，“双取骊龙颔下珠”，写出一本好书自然不在话下。而且一奇老师和大多数的学术写作不同，他并不只是在简单的复述前辈学人的工作，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诸多的材料捏合在一起，最后再在这个基础之下再做总结归纳。他本人对于因果的理解和思考贯穿于写作之中。

尽管这是一本亲切可读且读完之后“所得福报甚多”的好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路读来滩险壑幽、树古藤苍，尖叫欢笑不止，酣畅淋漓间“轻舟已过万重山”。叶嘉莹谈诗词，认为中国传统的诗词以直接传达的感发取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质朴有真切，但是这不尽然是全部，南宋的周邦彦，姜夔等人则走了另外一途：以思力安排的精美工致取胜。“隋堤上，曾见几番”，就不是感发了，而是如同绘画的勾勒，需要靠思力来认识。只有读武侠和侦探小说，才能希求有那种不太费劲的直接快乐。这毕竟是一本有着学术底色的讨论因果模型的书，它的美要深沉和凝重很多，在阅读的时候， 你要停下来自己想一想，拿出笔算一算，才能get 到点。

我个人算是熟悉相关的领域，但是许多熟悉的问题一经作者的阐述却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举重若轻，有节奏有计划地把一个问题困难与有趣之处慢慢展露出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匕鬯不惊中引领着求知者趟沟过壑，山川幽险之美展露无余，愉悦身心，促进思考。且叙述也生动活泼，有趣的故事和对白穿插其间，让人不觉沉闷。一个人，就算天纵奇才，要写出一本好书也需要经年累月的打磨思量，徐明老师的《符号逻辑讲义》和一奇老师的《另类时空图书馆》是不多的，让我读来身心愉悦的书。

国外也有很多关于反事实因果理论的通俗专著，比如 Morgan, Stephen L.和 Christopher Winship的 “Counterfactuals and causal inference”，比如 Pearl自己“The Book of Why”和“causal inferecne in statistics: A Primer”皆是值得阅读的佳作。但也许是出于文化的共生性，我还是偏爱一奇老师的这本书。也许是因为英语太差，老外耍机灵抖包袱的有趣之处我体会不到，但是一奇老师散布在书中的各种诙谐调侃，读来却心领神受，莞尔不绝。而且，这本书纸张精良，装帧不俗，阅读摩挲间自有一种愉悦。这些远不是一些“外在表象”，这是从业者的职业精神伟大体现，一叶知秋。

哲学，存在还是不存在

当今之世哲学的衰落似乎已是必然，当然这也不是啥新鲜事了，康德早在1871年出版《纯粹理性批评》的时候就感慨：“曾经… 形而上学被称为一切科学的女王， 今天，时代的时髦风气导致她明显地遭到完全的鄙视… ”

我曾经去过美国几个著名哲学系，比如伯克利，号称在全美排名前十，但也只是蜗居于那硕大无朋大学之一隅，在Moses Hall 占了寥寥两层，著名哲学家 John Searle 的办公室小到让人觉得辜负了他的盛名。

嘉映老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流的人会选择哲学，二流的人才会去学经济，那个时代思想是奢侈品，人人仰望希冀，但是文化的热潮过后是经济的洪流翻滚。那些二流选手们大学毕业被赶鸭子上架去“当老大，做专家，指导经济建设”，在国内、国际舞台上久经历练，苦心自励，终于蛹化蝴蝶，蜕变为一流人物。而曾经的一流人物，在时代的洪潮中，枯守一隅，半死不活地经营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温水青蛙，大梦醒来，才发现沧海桑田，“景物早已经不是旧时模样”。而今各行各业精英迭出，”羽扇纶巾“，一个个都爱大谈其理念，文化和哲学，反而是真正搞哲学的人却显得灰溜溜，鲜有人愿意耐心倾听其“意义与指称”。 精英们所谈的哲学和学院里大佬们所念兹在兹的哲学南辕北辙，正如人人都爱扯逻辑，和真正学院中所研究讨论的逻辑是完全不搭的。

尽管哲学家们还念念不忘“哲人王”的初心，但是当这个行当所产生的论文和大众的阅读彻底绝缘，而又不能像计算机，物理和数学一样产生令人望而生畏、又搅动现实的力量，不能像经济学、心理学、环境工程一样所处理的问题与生活息息相关，还不能像宗教典籍一样帮助苦寂仿徨的人“净化心灵，完美人生”，甚至没有恢诡谲怪的符号公式昭示其高深难懂，单靠情怀和吃老本是无法挽回这个行当曾经的尊严的。

“如何做哲学？” ，“存在还是毁灭”是横亘在这个行当的从业者面前的疑惑和抉择。尽管整个行当面临生存的危机，但行当内部却各种鄙视链横行。学术圈的政治才是最残酷的，因为代价太低。甲批评乙做学问“太简”，乙批评甲做学问“支离”；甲批评乙过于偏狭、没有格局，乙批评甲数典忘祖，拾洋人牙慧；甲宣称某马、某孔、某柏和德是宇宙真理，亘古不易，皓首半生也难窥其堂庑，乙宣称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和神仙皇帝，一切以问题为导向，万物皆备于我。

一奇老师的书似乎为哲学的突围指出了一种可能。他的书中没有所谓“计算机、统计和哲学”研究分野， 没有“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激愤之言，一切研究皆服从于问题本身。思想性和技术性兼具，谈技术的时候用技术，比如他对反事实和直陈条件句的分析涉及到逻辑、统计和概率的许多知识；但又不纯粹是定义定理的堆垒，涉及哲学也饶有深度，见解精微，比如他对于刘易斯因果方向和反事实依赖的讨论，关于休谟式随附性的阐述。更多的时候是技术和思想的交相辉映。

唐朝的鼎盛我们一直引以为傲，但唐朝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拿来主义”的文化，一种“熔炉”文化，玄奘西行游学，取回佛教典籍，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不远万里来长安朝拜学习，对流激荡中自有光辉灿烂。做哲学的人也应该是一样，不应该有太多的挂碍，在心中设定那些不必要的泾渭分野，而是应当“兼容并包”，左右互搏，才能别开生面，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大道之行，教书育人

一奇老师不只是自己近些年一直做因果的研究，他还指导了一批硕士博士毕业做条件句和因果的论文毕业：蕭銘源，劉吉宴和樊達的硕博士论文都体现出来相当了水准，让人赞叹。

我有点感慨，哪怕在十年之前，找一篇文章或者找一本英文书，都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为了找J. L. Austin 的那本“Philosophical Papers” ，我曾数次跑到北大外哲所，管理员老太太每次都叫等一等，走进去查看之后告诉我，那本书已经借出去了，可以留下电话号码，书还了给我打电话，记忆中登记了至少两次，但是从未接到一个电话；一次想找 Otto Weininger 那本“Sex and character”，整个北京只有国家图书馆有，但是不准借出去，可以复印在国图里复印，当然费用高昂；还有一次想看怀特海那本“Modes of Thought”，首师大有，在外语系分馆，兴冲冲过去，管理员却铁颜告知只对本院师生开放借阅，其他院系的学生只能在馆内阅读且不得复印。而今想得到一本书实在是太容易了。之前需要奔突大半个北京城，现在只要点几个按钮就唾手可得。 在这个学术信息扁平化的时代，想从心所欲，做一点真学问，搞出点好东西还是有条件的（我的手头就有读不完的必读文献，看不完的重要文章）。

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一个罗汉都甚为稀有的时代，自己却要变成一个菩萨，几乎没有可能。荒漠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我们需要更多像一奇老师这样的学者，真心热爱学术，用心写一本书，倾心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所耕耘的领域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少年强则国强”，当孩子们成长起来，台风横扫，草木皆兵，中国学术想来必是另一番辉煌景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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