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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古板和梗顽”的鲁迅守望者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3-09-14 21:10  点击:5325

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对王得后的鲁迅研究进行一次认真的学术讨论的计划,也很想编选他的研究论著,以做历史的总结。但我的设想却一再被得后所拒绝:他认为自己的研究十分有限,只是做了想做、该做的事,不值得总结与研究。得后是我的兄长,面对他的固执己见,我也无可奈何。但二○二一年却突然有了机会。首先是明年年初,正值得后的“米寿”,这就有了为他编书做纪念的充分理由。更重要的是,今年正是鲁迅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于是,就不断有出版社找到我们这些“老家伙”组稿,就为我们的研究论著重新出版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我就应约编选了《钱理群讲鲁迅》和《鲁迅当代读本》两本书)。当年得后和我合作编选的《鲁迅散文全编》和《鲁迅杂文全编》也列入了再版的计划。这样,在我和赵园再三建议下,得后终于松了口;于是,就有了这本王得后著、钱理群评点《鲁迅研究笔记》的编选与出版。

正在我准备写这篇《前言》时,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寄来了由李怡和宫立编选的《王富仁学术文集》,其中最有分量的自然是富仁的《论鲁迅》(上、下编):这样,得后、富仁和我,三位从事鲁迅研究的老友的论著,居然得以同时再现于读者面前,真的别有一番意味。特别是我打开书,读到富仁在《〈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初版后记》里的一段肺腑之言—“我”之所以能够走向鲁迅研究之路,除了导师李何林先生的指引外,主要仰赖“我的博士生副导师杨占升先生”“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文学评论》编辑部的王信先生”,以及鲁迅博物馆的“王得后先生”,“他们四人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的”后,我的心为之一动:它唤起了我同样的历史记忆。我不也正是在王瑶先生的引领,李何林先生的影响(我曾专门写有《高举“鲁迅‘五四’”旗帜的学者—李何林先生的学术贡献》一文),以及严家炎、樊骏、王信和得后的扶植、启发下,才步入鲁迅研究界的大门的吗?这里,实际上有三代鲁迅研究者的历史性相遇:李何林、王瑶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一代鲁迅研究者;樊骏、严家炎、杨占升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的中年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以及王信这样的资深编辑;王富仁和我这样的八十年代的相对年轻的一代鲁迅研究者。而得后则有些特别:就进入鲁迅研究界的时间而言,得后和富仁与我都属于改革开放一代的研究者,但他的年龄与资历、修养,都属于樊骏、严家炎中年一代;我就多次谈道,“当代鲁迅研究者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得后。他所提出的‘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的立人思想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的命题,他对‘左翼鲁迅’的思考,都成为我的鲁迅研究的重要出发点”,我们是“相互影响与呼应”的。而富仁特别提到的“樊骏、王信、杨占升、王得后”这样的中年一代,对富仁(也包括我)“一生的影响”,就不只是学术道路,更是人生道路的精神影响。今年王信远行以后,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鲁迅研究界和现代文学研究界当年曾经有过的“纯粹的学术精神”:“没有半点讲究人事关系的世俗气,不存丝毫私心,没有任何个人学术地位、利益的考虑,一心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创新与平等”,同时“律己极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在我心目中,具备这样的“学术的公心和正气”的代表,就是樊骏、王信、杨占升和得后他们四位。现在,杨占升、樊骏、王信都已先后离世,得后也退出了学术界:“这样的‘纯粹的人’不会再有了。”

因此,我在编选、评点得后的《鲁迅研究笔记》时,最为动心的,还是得后“这个人”。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现代文学研究、鲁迅研究领域的“学人”研究;这里谈到的李何林、王瑶、樊骏、王信、王富仁诸位,我都写有专文,现在又写了得后,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的讨论和总结,最后就要归结到“学人”身上。

富仁曾经谈道,“我们这些搞鲁迅研究的人”,都免不了有些“古板和梗顽”(《我和鲁迅研究》)。在我的心目中,得后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古板和梗顽”已经渗透于他的鲁迅研究之中,成为一个鲜明特色:他“认定”鲁迅的四大特点,由此决定了他的四大选择,而且“古板”到毫不变通,“梗顽”到底的程度。

其一,他认定:鲁迅是一位独立的思想家,具有“以立人为出发点、归宿与中心”的自己独有的思想体系;鲁迅更是一位在现当代中国少见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当下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问题不在于对鲁迅的“神化”,而是对鲁迅思想的原创性、前瞻性,其对中国与世界的现实与未来的作用与影响,远远估计不足;而一个“养育了鲁迅的中国”,迟早会“愈来愈承认鲁迅,信服鲁迅,接受鲁迅”。由此决定了“王得后式的选择”:“以鲁迅思想作为基本信念,以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而且如果再有“来世”,也还要研究和传播鲁迅思想。

其二,他认定:作为一个“看透了大众灵魂”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自己的灵魂、内心世界也是极其“复杂,丰富”,极具“个性”,而且具有某种“隐蔽性”和“矛盾性”。这也就决定了研究鲁迅,不能只停留在鲁迅外在思想的简单概括,而要通过鲁迅的各种文本(不仅是公开发表的论著,也包括私人通信和日记)探索鲁迅的内心,他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他的独特个性,内在矛盾,最隐蔽的方面,并且和鲁迅进行情感、心理交流,灵魂的对话:这对于鲁迅研究,学术研究,是更为根本的。

正是出于对鲁迅的思想的超前性,思想和内心的丰富性、复杂性、隐蔽性、矛盾性的充分体认,也是对自己和自己这一代知识准备、修养的严重不足的清醒认识,得后把自己定位为“讲述鲁迅的人”:“以如实全面梳理鲁迅的原文原意为追求”,并且选择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基本方法,就是“从鲁迅著作中搜索、汇集鲁迅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尽可能读懂鲁迅的原意;注意揭示其多层面、多层次的结构与系统”。而且“不懂就是不懂,自我存疑;绝不断章取义,用摘句来构建所谓‘一家之言’”。得后因此对自己的鲁迅研究的局限,有高度自觉意识,反复强调自己并不真正、全面懂鲁迅,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体认而已。他拒绝过度宣扬所谓“学术成就”,把相关论著命名为《鲁迅研究笔记》,并非一般的谦虚,而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学术清醒。

其三,他认定:批判性和独立性是鲁迅最基本的精神。鲁迅对一切文明形态,对现实社会的现存形态,对他自己,都坚持肯定中的否定,进行无情批判。这就决定了他在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领域里,都是独异的存在,是另一种可能:他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此。

得后也因此选择了要以鲁迅的批判精神进行独立的鲁迅研究。他反复强调,并且追求鲁迅研究者应有的“特操”:“不唯上,不阿世,不讲情面,不为流行时尚观点所左右。”他最感欣慰的是,尽管自己前半生曾屈服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压力,但在进入鲁迅研究领域以后,就再也没有成为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理想奴才”;尽管自己的学术成果有限,但也从未人云亦云,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说自己的话,“并不平庸”。

其四,他认定:鲁迅是一位“以其独特思想认识人生,并从事改良这人生的实践型的思想家”,鲁迅选择杂文作为主要文体,就是为了使自己与现实人生,与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得后因此要求自己的鲁迅研究也要“具有某种实践性的品格,以改造中国人和社会为指归”。他给自己定的研究目标是:“讲鲁迅,接着鲁迅往下讲,往下做”,而且主动创作“鲁迅式的杂文”,作为“往下讲,往下做”的具体实践方式。

面对得后的这四大认定与选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也可以说,这就是我和得后,或许还有富仁,共同的或相接近的认识与选择。但得后更有自己的特点:他的九十年代的杂文家的身份,是我和富仁所不具备的;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逐渐转移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史、精神史的研究,富仁也开拓了“新国学”的新领域,而得后始终心无旁骛地坚守在鲁迅研究岗位上。尽管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以来,不断有人回避、远离鲁迅,甚至以批判鲁迅为时髦,得后依然毫不动摇地以自己的新研究回应一切对鲁迅的诋毁与攻击。这样,得后就成了“新时代”少有的鲁迅的“守望者”。

但得后也没有把自己的选择绝对化。正像富仁所说的那样,“我喜欢鲁迅,我不能要求别人都喜欢鲁迅”,知道自己对鲁迅的看法不可能为许多人所接受,但也要维护自己研究、言说鲁迅的权利,“我们都是在中国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知识分子,我们不会相同,但我们之间得有更多的理解与同情”(《我和鲁迅研究》)。用我习惯的说法,就是—

“我(我们)存在着,我(我们)努力着,我们又相互搀扶着——这就够了。”

(《鲁迅研究笔记》,王得后著,钱理群编选、评点,商务印书馆即出)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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