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而复杂的孔子形象，是阅读《庄子》时经常困扰读者的问题之一。与《论语》中相对单纯的师者形象相比，《庄子》书中的孔子呈现出多重面孔，其中，既有一定的历史真实，又有明显的虚构嫁接，还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描述，让人读来捉摸不定。杨儒宾先生曾说，孔子在内七篇的大量出现是需要高度诠释的公案（笔者按：事实上，孔子在《外篇》《杂篇》也同样大量出现），孔子话语被庄子高频度地引用费人猜疑。这种猜疑，连同庄子与孔子的关系，一直是庄学史上众说纷纭的话题。方勇先生总结了学术史上庄子对孔子态度的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诋訿”说，司马迁《史记》最早提出；第二种是“助孔”说，苏轼《庄子祠堂记》批评司马迁是“知庄之粗者”，认为“庄子是助孔子者”；第三种是“尊孔”说，清代刘鸿典、吴世尚持此说，刘鸿典《庄子约解》认为“庄子之尊孔子，其功不在孟子之下也”。方勇指出，“助孔”“尊孔”二说，或片面武断，或违背情理，咸非庄子当日著笔本意，司马迁的“诋訿”说大致可取。笔者认为，要想弄清《庄子》中孔子的多面，我们需要辨别并区分庄子本人、《庄子》文本、孔子本人以及儒家学派之间的关系。《庄子》文本对孔子的记载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具有黏连、挣脱、共谋、抵制等多重关系，导致了孔子呈现出被肯定、被批评、被安排为道家代言等多重面孔。
一、北方贤者：被肯定的儒者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经由弟子后学鼓吹，孔子在战国知识界的地位很高。《庄子》书中随处可见孔子的身影。笔者统计，《内篇》出现十次，《外篇》出现二十三次，《杂篇》出现十三次。即使我们不去分析孔子的具体言行，仅从孔子出现的高频率来看，也可感受到孔子对《庄子》的笼罩。这种笼罩，体现了孔子在战国文化圈的巨大影响力。《庄子》书中也多次出现对孔子的肯定与推崇，即使有时伴随着批评。《天运》载孔子往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可见，尽管儒道思想有异，但孔子作为“北方贤者”的形象，也为老子所接受。
如果说《庄子》从方外的高度超越了孔子的方内事业，那么，对孔子自觉的“游于方之内”的追求，《庄子》一书也表现出了积极的肯定。这种肯定体现在人格、好学、精神等多个层面，有时完全肯定，有时部分肯定，有时则在批评中带点同情。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庄子》书中多次出现的孔子遭难经历来看。
孔子周游列国，屡遭困厄，这在《庄子》书中至少出现了六次相关记载：《外篇》五次，《杂篇》一次，《内篇》没有。《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山木》载“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山木》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让王》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糁，颜色甚惫，而弦歌于室”等。《天运》还提及孔子“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让王》也说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渔父》通过孔子之口自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等等。《庄子》记载孔子遭难经历直观地再现了孔子作为儒者求“道”之执著，同时也为批判孔子埋下了伏笔。《秋水》载：“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如娱也？’”于是，孔子阐发了“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的见解。孔子在这里表现出的对于命与时的感慨，对于渔父之勇、猎夫之勇、烈士之勇和圣人之勇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孔子以道自任的勇气。《让王》记载，孔子认为：“君子通于道谓之通，穷于道谓之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作者随后也发出了“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道德于此，则穷通为寒暑风雨之序矣”的评价。这里提到的“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与庄子所说的“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山木》）有一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
《盗跖》篇说“仲尼、墨翟，穷为匹夫，今谓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则变容易色，称不足者，士诚贵也”，透露着庄子对孔、墨的肯定。杨儒宾也认为：“《庄子》文本本身即孕育了孔庄相继的内涵，庄子对孔子很可能有些特别的情怀。”这一观点承袭晚明思想家方以智、王夫之而来，自有其学理依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杂篇·寓言第二十七》中庄子对孔子的直接评价，当惠子提出孔子“勤志服知”时，庄子则说“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正面表达了庄子对孔子的推崇，最后一句“吾且不得及彼”明言自己不如孔子。这是《庄子》一书中关于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及孔子形象问题值得留意的线索。
二、“巧伪人”：被批评的儒者
孔子有被尊为儒者甚至圣贤的一面，也有被批评的声音。战国时期，孔子当世之时，就有“回应孔子”的学术争鸣，这些言论中不乏批评的声音。《论语·子张》就记载“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明确表示，“仲尼不可毁也”，认为批评孔子的人“多见其不知量也”。作为孔子的私淑弟子，孟子好辩之名甚盛，而其辩论的目的在于捍卫孔子的思想学说。《庄子》中孔子的多种面孔，特别是被批评的形象，反映了“后孔子时代”的不同学派或者说道家学派不同学者对孔子的看法。
贬儒、驳儒是《庄子》乃至道家学派最突出的观点，《庄子》贬驳的是儒家“仁”“礼”“名”等思想主张，这是《庄子》驳儒的第一个层面，通过驳斥名礼的主张实现对孔子的全盘否定，带有强烈的极端主义色彩。而《庄子》驳儒还有第二个层面，那就是对儒家思想的历史性否定，主要表现为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超越，对于孔子陷于方内而不明方外大道还怀有一丝同情。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层面的批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司马迁是“诋訿说”的最早提出者，其所举三篇文章位于《外篇》与《杂篇》，且都带有极端性。特别是《盗跖》，对孔子的批评火力全开、完全否定，走向极端。盗跖是柳下季之弟，“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万民苦之”。孔子是柳下季的朋友，他很希望帮助教育、劝说盗跖改邪归正，没想到自己却被盗跖狂批了一通。在盗跖看来，孔子就是“鲁国之巧伪人”。盗跖批孔并不只对孔子本人，更是针对儒家学说。他认为，“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而孔子以文武之道迷惑天下之主，以求富贵，“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盗跖对于孔子遭厄的经历没有任何同情，反倒认为是其道不足贵的证据。“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子之道岂足贵邪？”在如此凌厉的语言攻势下，“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并发出“几不免虎口哉”的感慨。此外，《天地》批评孔子“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渔父》篇中指斥孔子擅饰礼乐、选人伦，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列御寇》篇中批评孔子喜欢雕琢文饰，以支节为主旨，矫饰性情以夸示于民。所有批孔驳儒的焦点无外乎“仁义”与“道”孰为第一孰为第二。
其次，我们看第二个层面的批评。《庄子》书中对孔子的批评建立在儒道思想的根本分歧之上。《庄子》除了将孔子作为其尊道贬儒的标靶之外，儒家所推崇的圣人尧舜，甚至颜回、曾参、孟子、田子方等人都不例外，也都是贯彻其尊道贬儒主旨的思想利器。陈鼓应说：“舜为儒家构想的圣王天子，《庄子》则有意创造出另一种形态的人物，以破除世俗的政治观。”《庄子》一书，我们有时可以感到庄子对孔子其人带有温情的敬意，相比之下，对其仁义学说的批评则激烈得多、严苛得多。儒道之争的根本在于对一些思想主张的体认截然相反，比如“仁、义、知、德”等。像《天道》篇写孔子往见老聃，讨论仁义。孔子认为“仁义，真人之性也”。老聃却认为：“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乱人之性也。”《庚桑楚》提出“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胠箧》“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在宥》“绝圣弃知而天下大治”。除了思想主张上不可调和的分歧，《庄子》对孔子的批评还有一个关乎方内与方外，在行为层面的指摘。道家主张“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但是，孔子出于方内，相比之下，庄子出于方外，实现了对方内儒家的超越。《大宗师》载，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贡辅助丧事，有人临尸而歌，子贡诧异，被人笑话不知礼的意义。子贡将此事告诉孔子。孔子说：“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天地》则批评孔子：“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方内与方外的评价通常遵循这样一种逻辑，即从“治身”延伸到“治天下”。方外为“全德之人”，方内为“风波之民”。方内是世俗的，方外是超越世俗的。在道家看来，人在万物中渺小极了，孔子自多，贻笑大方。
《庄子》书中对孔子的批评，还表现为对儒家学说不能适应现实的不满。老子批评：“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鲁太师金批评孔子学说是“先王已陈刍狗”（《天运》），认为“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行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老子是南方学者，鲁太师是北方学者。南北方学者同时对孔子与儒学的批评，似乎说明战国时期有一股强烈的“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的思想，主张不泥于古而切于今，能对旧有思想学说进行转化。而这一点上，孔子坚定而执著地不随时流，也正因此，孔子一生困厄不顺，而这恰恰又为批评者提供了证据。就像孟子提倡“仁政”，被司马迁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
《庄子》对孔子的评价与对儒家学说的批评是有界别的，所以，我们读《庄子》，要把孔子与当时的儒家区别开。孔子逝后，儒分为八，鱼龙混杂，不少人徒有儒者之名而无儒者之实，这也是《庄子》批评儒家的一个把柄。《田子方》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批评，《外物》虚构的大小儒者掘墓的故事，都是对儒家学派走向虚伪、不真诚的严厉批评。
三、问道与论道：道家的代言者
（一）问道者
作为问道者，孔子问道的对象主要是老子，至少出现了六次。每一次，孔子都处于“求问”的角色。《天运》记载“孔子行年五十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谓老聃曰”，《田子方》“孔子见老聃”，《知北游》“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等。此外，《达生》写孔子问道于痀偻者、问道于吕梁丈夫，《田子方》写孔子见温伯雪子而不言，目击而道存。孔子一则问“道”，一则由道的体悟转向自我命运的反思。《山木》记载：“孔子问子桑雽曰：‘吾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之间。吾犯此数患，亲交益疏，徒友益散，何与？’”《渔父》也写道：“孔子愀然而叹，再拜而起，曰：‘丘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围于陈蔡。丘不知所失，而离此四谤者，何也？’”
在庄子的有意设定下，孔子问道的结果往往是对自我的否定，孔子自认“丘则陋矣”，“丘，天之戮民也”，“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甚至出现了孔子“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泽，衣裘褐，食杼栗，入兽不乱群，入鸟不乱行。鸟兽不恶，而况人乎”，“徐行翔佯而归，绝学捐书，弟子无挹于前，其爱益加进”种种的反常行为。
（二）论道者
《庄子》书中通过孔子之口宣扬道家学说，比比皆是。从形式上看，《庄子》一书经常是采用孔门师徒问答、讨论的形式，借鉴了《论语》语录体，只是内容上摆脱了简单的语录而走向相对长篇的讨论。从内容上看，则与《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话完全不同。《山木》篇载孔子穷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却与颜回讨论无受天损易、无受人益难、无始而非卒的问题。这种场景化的描述，似乎还原了历史现场，但所说的话，却很值得怀疑。而《庄子》一书的很多重要观点就是这样借孔子之口说出来的。这种借孔子之口宣扬道家思想的论说方式是寓言。
寓言是《庄子》文本中最常见的一种话语形式。《庄子·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所谓“藉外论之”就是借助非原有的人、物和事来说理。如《人间世》记载了一段颜回请教孔子如何为政卫国的对话，孔子的回答是：“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显然不是儒家的观点。《庄子集释》“颜回见仲尼，请行”解释说：“其根由事迹，遍在儒史，今既解释庄子，意在玄虚，故不复委碎载之耳。然人间事绪，纠纷实难，接物利他，理在不易，故寄颜孔以显化导之方，托此圣贤以明心斋之术也。”所谓“寄颜孔以显化导之方，托此圣贤以明心斋之术”者是也。
孔颜论说的情节为虚，其实是从思想观点上进行的反推，谁也无从正面证明孔子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毕竟孔颜在生活年代上是有交集的。而《徐无鬼》写的这则故事清清楚楚是故事，是寓言，因为故事中的几位与谈者根本不在一个年代。故事写孔子到楚国，与孙叔敖、市南宜僚交谈。《庄子集解》道：“《左传》，孙叔敖是楚庄王相，孔子未生。哀公十六年仲尼卒后，白公为乱，宜僚未尝仕楚。又宣十二年传，楚有熊相宜僚，与叔敖同时，去孔子甚远。盖寄言也。”这都是假托孔子以表达道家思想的书写策略。《庄子》中的孔子参与论道，但他的论道立场要么一边倒地倾向于道家，要么诚恳地进行自我否定，显然，孔子已经由儒家权威被塑造为道家代言者。
余论
《庄子》书中孔子的多重面孔，既与《庄子》复杂的成书过程有关，也与孔门后学对儒学的多样发展有关，表现为“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庄子·天下》）的语言风格。《庄子》中的孔子，经常被塑造为道家思想的追随者、信奉者，有时又成为被批评、被嘲讽的“佞人”“天戮之民”“风波之民”甚至“巧伪人”，有时又显示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君子贤者的精神风骨，体现了《庄子》人物形象的多面性与矛盾性。这种多面性与矛盾性，一方面反映了“后孔子时代”孔子思想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庄子学派对儒家思想的取舍。
综观战国后期的诸子学术，庄子代表的道家学派以批判他者的姿态进入百家争鸣。“辩”与“驳”是包括庄子在内的诸子普遍采取的论说策略。在重构形象、批判他者、观点驳斥的文本表征的背后，庄子试图证明道家学说相较于他者的高明与正确，以确立道家学说在诸子学派中的话语地位。整部《庄子》，在阐发与宣扬道家思想的过程中，既采用了寓言的“虚构”叙述，亦不乏使用“真实”的原型为依据。在其所建构的表层文本与隐含的潜在文本的二维空间中，虚与实、显与隐的对立反差越显著，越是能够彰显新的人物形象及其所承载的思想观点之特立与醒目。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