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之东的海岸线、翻涌的碧波、星罗棋布的岛屿，其历史意蕴复杂多变。岛是海中之山，是渔民的航标，是军事的前哨堡垒，也是水上流民来去自如的站点。相应地，从中原王朝和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受限于治理和技术手段等各种因素，海岛往往具有某种不可控的危险的意味。随着时代的变化，海岛这一曾经游离的角色，从明清开始却总有机会扮演历史舞台上最激烈的戏份。在明清以降的全球化趋势下，想从既往的海岛治理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当然要先深刻理解东南海疆治理的历史和海岛社会的运转。中山大学历史学系谢湜教授的新著《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就是这一领域的一部融合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的学术著作。虽然有专业门槛存在，但全书总体保持了学术散文写作的从容亲切，非常照顾一般知识群体的阅读，将原本藏在公文、方志、谱牒、地方歌谣中的事体前后讲得条理清晰，也把耳闻目睹的海岛生活讲得别有兴味。
这部书的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岛链”的观察从作者少时在故乡澄海县的直接生活经验出发，随着求学、研究的经历而拓展，从南澳、鸡山，到乐清湾，到东海上的南麂岛、舟山岛，从不可复见的渔汛期的敲罟作业，到菲律宾博物馆的华人事迹遥想，从实地考察的颠簸风浪，到一百年前海上生民以山为坐标的航海地图。事实上，如果读完全书再看第一章会发现，作者将后面出现的三个个案的调研、访学、道途闻见等部分饶有趣味地串讲于此，近似电影拍摄的幕后花絮，引人入胜。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南宋光宗绍熙二年至五年间在浙东定海县担任地方官的陈造（一一三三至一二○三）。陈造字唐卿，高邮人。读他的《江湖长翁集》中这一时期的作品，既能看到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地方官如何开展工作，也能看到一个外来人对沿海百姓生活的好奇观察。其中，“官廨盐烟外，居人杂贾胡。听言须画字，讨海倚输租”（《定海四首》其四），提到当地产盐，中外杂处，在语言不通时要靠笔画来沟通，大家都是向大海讨生活。作者特别拈出“讨海”二字，展开对沿海岛链人群生活、足迹、经济、组织等方面的观察和思考。
第二章“舟山”、第三章“玉环”、第四章“南田”，则以个案方式讨论浙闽近海岛屿在明清的管理和建制情况。其中，舟山和南田二岛属于浙江杭州湾东南方向海域的舟山群岛，玉环岛位于浙江东南温州附近乐清湾。这三章讨论的岛屿虽然不一样，但思考进路和讲述结构较为相近，大致围绕着迁界和展复两种政策在海岛地带的实施及其结果，非常适合放在一起来对照着看。如果以关键的时间先后而论，则分别涉及康熙二十五年舟山设县，雍正六年玉环设厅，光绪元年南田开禁。作者在其《高乡与低乡：十一至十六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中曾提到谭其骧先生所提示的对县一级政区的增设及其序列的政区历史地理的思考进路对他的启发，所谓“地区开发—政区增设”的分析逻辑，在作者以往的文章，例如《明代太仓州的设置》等，也不乏对这一研究思路的熟练运用和展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同样的历史进程在不同的岛上演绎了三回。恰恰相反，陈春声教授在是书序中提到：“虽然舟山群岛、南田岛、玉环岛与陆地的距离均只有数里之遥，传统时代各岛屿之间的水路交往也算便捷，但以其与王朝关系为坐标的历史进程，却呈现出差异巨大的路向与面相。”（2页）舟山岛在明亡之后成为南明的重要据点，各种军事力量林立出没，到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重回王朝版图。玉环岛则以生齿繁多、寇盗横行等既成事实，借助乐清、太平等周遭地域行政建制的综合规划之机而归入王朝管理，获得一个合法身份。南田岛则自明初放弃，在清代又因一度作为抗清基地而被岸上的象山县石浦镇驻防清军严密监视，到了清中叶以后虽有复界的呼声，但由于地方官员前后认识不一等原因，迁延了两百年才落实。
作者对三个岛纳入行政体制的不同轨迹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舟山和玉环的秩序重建，关键不在于展复决策的下达，也不在于定海县、玉环厅这两个标志性海岛厅县的建置；更重要的是，定海县与玉环厅设立伊始，厅县官员逐步顺应了海岛占垦、闽粤势强的人地格局，采取了比较务实和温和的认垦政策，实现了州县的顺利施政，逐渐将海岛土地领土化，海上人群在地化，并进一步稳固海域汛防、巡哨的军事秩序。”相比之下，南田岛“虽然近邻陆地，与陆上社会嬗变、海上内外战事唇齿相依，却因缺乏稳定州县的行政，屡屡成为群雄割据的角斗场”（234页）。
在个案的展开中，作者一方面对王朝具有的编户齐民的行政力量和号令制度由此出的政治威权十分重视，但对千姿百态的地方情况、对不同于内地农耕社会的海上人家的生活也有平等甚至不失温情的注视。例如作者一再强调东南近海岛链是浙、闽、粤渔民共同作业、充满流动性的海上社会，其往来流动受季候潮流影响，其居所、社群不能直接和陆地户籍管理制度对接，也无法真正做到自给自足，生活高度依靠商业交换等，而海上行商风险高，必然要依赖武装保护等。但是，这些关于渔民和海岛生活的陈述并没有成为一种殊方奇谈，没有成为需要改变、拯救抑或文明化的对象，只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一种。明廷或清廷的想法、地方区划的界线这些都重要，但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不仅如此，作者还能随时对彼时的历史情势保持一种充满柔性与灵活度的洞察。例如根据《（康熙）定海县志》等记载重新以现代眼光来梳理定海知县缪燧有效联合地方士绅推行的各项行政措施；根据李卫、张坦熊等大臣的题本讨论地方官在推行展复政策过程中对上和对下的策略；根据朱桂桢、帅承瀛、赵慎畛等督抚大员在南田开禁问题的意见分歧讨论行政立场越来越保守、政策越来越严苛这一结果。总而言之，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除了他采用各种文献与田野的方法走向山海的历史现场，也包括在这个过程中，他真的“看见”了那里的人们。
第五章“新港”较为独特。二○一五年夏末，作者在耶鲁大学访学，镜头从位于港口城市纽黑文（New Haven，意即新港）的城市角[City Point，旧名牡蛎角(Oyster Point）]的历史进入，切换至珠海唐家湾的养蚝名地鸡山村的历史，以牡蛎角蚝田的权益分割图带出对鸡山离岸蛇洲岛的“海界碑”礁石上文字的思考，又由城市角小吃店的美味煎蚝、鸡山的百年蚝塘，切换到巴西的海滨城市弗洛里亚诺波利斯的牡蛎养殖业。这些走出中国之外所看到的景象和事例，帮助他更深地思考和印证海岛生活的某种共通特性。“海上的权力、权利和权限有着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从（中山大学所在之）新港到（耶鲁大学所在之）‘新港’，我对海岛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新的想法，这部书的基本框架，也是在那个时候萌生的。一方面，我有兴趣从国家的视角看待海疆治理的政策理念发展史，追溯内陆治理思维如何施诸海疆，从迁弃海岛乃至沿海地带，最终走向内地化治理的政治地理过程。另一方面，我试图追寻东南近海岛屿人群的足迹，追溯聚落生长的社会地理机制。”（271页）随后的“就渔卫商”和“化私为公”两节基本上在国家治理和海岛生活两条脉络上做进一步的学术梳理。关于本章第五节和后记部分，沿用北京大学陆扬教授发表于《文汇报》（二○二一年一月十八日）的《我的二○二○推荐阅读》中对此书的推荐语：“我特别欣赏谢湜在史学方法上的自觉，无论对史料的叙述还是问题的分析，都可以看出他对于哪一部分应该归属于哪种史学模式和方法，是相当清楚的。尽管他不会去机械地标明，但稍稍熟悉当下史学方法和取向，便会时刻感觉到种种方法层面的考量。部分答案正可以在第五章第三节和后记里找到。这些部分详细说明作者身处的学术圈对他的启示和帮助。”
相比起专业的考据和对地方在长时段内曲折演进的描述，这本书埋伏了一个充满温情的童年与家庭的线索：小时候他的父亲讲述邻居“弟仔伯”家的春联写着“世界和平好，清迈任往来”，以祈祷自己在越南谋生的儿子阿五能够安全地从战乱的越南避祸到泰国清迈。二○一七年八月，作者来到清迈参加学术会议，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此交流、度假、经商的和谐场景，不经意想起童年种种，默念“世界和平好，清迈任往来”，“心中不由涌起一阵暖意”（361页）。全书在这种纤细动人的暖意中结束。
正如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所说的，“裤子的文化史与研究裤子的经济史就不相同”，即使面对同样的海岛，不同领域所关注的点可能完全不同。一开始读到明清东南海岛的字样，我脑中出现的是黄宗羲跟随鲁王政权在舟山流亡的《舟山兴废》等印象，宗庙倾覆的惶恐，棺材一样逼仄的船舱，大鱼吃小鱼的豪强武装。借用王德威教授为台静农《亡明讲史》刊印所写的文章标题，“亡明作为隐喻”，包括陈寅恪先生晚年的《柳如是别传》，都寄托着各种国家的、个人的隐喻，读文学的人特别容易被这种隐喻击中。然而在这部书中，我看到非常不一样的景象，老百姓打鱼的打鱼，煎盐的煎盐，垦田的垦田，他们讨论航线，讨论季风，讨论船只的性能和鱼群的种类，即使在国变之际，海上武装的纵横穿梭也带着几分热闹。想想施于海岛之上的种种文学隐喻，再读这部书，颇有点“闭门推出窗前月，投石冲开水底天”的震撼，那是生活本身的巨大力量。
（《山海故人：明清浙江的海疆历史与海岛社会》，谢湜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二○年版）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