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三兄弟毗黎沙漫盘陀（Vrēshmanvandak）、射勿盘陀（Zhematvandak）、拂卤吐盘陀（Parōtvandak），在长安为父母建造石墓，并刻写了汉文、粟特文双语“墓志”：北周大象二年（五七九），其父凉州萨保史君，“在胡姆丹（Khumdan=长安）这里去世”。吉田丰的考释说明粟特文书写的历史信息更详尽、准确（《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二○○五年版）。不仅如此，这块“墓志”实际是一块石板，镶嵌在一套图像丰富的石椁上，墓内还出土金戒指、金币、金耳坠等文物，“带有明显西方特色”（《文物》二○○五年第三期）。
如何理解在中古中国发现的西方特色文物？显然，若要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明，除汉文史料和传统中国史的观察，还要以欧亚视野，一并关照非汉文史料、非汉人群、外来文明，从欧亚看中国，在中国发现欧亚。葛承雍五卷本专题文集恰好为此提供了大量“素材”，在《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这一双主语并置的书名之下，作者对于“外来文明”如何随非汉人群进入中原影响汉地文化，做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英译名Han and Hu:China in Contact with Foreign Civilizations似在提示本书线索：胡汉人群的交错、冲突、融合，中外文明的相遇、碰撞、交融。
“绵亘万里长”卷，关照丝绸之路贯通欧亚的交流全景。星散中国的文物、遗迹，域外文献关于中国的知识，表明丝绸之路已将古代中国与欧亚世界联结为一体。近年关于丝绸之路的著译可谓指不胜偻，但是聚焦汉唐遗迹遗物，串联起欧亚东西方交流通道者却寥若晨星。作者将考古遗迹、珍贵文物分作商道与驿站、商人贡使、运输工具、丝绸织物、金银钱币、玻璃器皿、宗教信仰、胡语文书、歌舞艺术、天文医药、动植物等门类，全面总结西方文物对中古中国的影响，勾画中国历史记忆中的丝绸之路。提醒我们，如果从丝路上的长安放眼世界，欧亚一体的联通感将更为强烈。域外的中国知识，醒目地标识出这座位于农牧交叉地带的古都（妹尾達彦《長安の都市計画》，講談社二○○一年版）：从拜占庭史家提奥菲拉克特·西莫卡塔（Theophylacte Simocatta）的《历史》（Historiae），到唐人《梵语杂名》、含有叙利亚文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食人所写《中国印度见闻录》，再到斯坦因一九○七年在长城烽燧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二○○三年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诸多中外文本中的Khoubdan/Khumdan/xwmt’n（胡姆丹），就是欧亚诸多人群对“长安”异口同声的称呼。长安，何止大唐缩影？它联通东西方道路，网罗四方人群，海纳欧亚文明。
“胡马度阴山”“绿眼紫髯胡”两卷，映照入唐胡人个体生命镜像，反映胡汉相容的中古社会面貌。非汉人群迁移到唐都长安的个人命运，又同中心—边地互动的大历史交织在一起，互相映现。这些人群涵盖的范围从西域到辽东，从草原到南海，举凡粟特、天竺、突骑施、葛逻禄、东突厥、契丹、奚各族人物悉数登场，蔚为壮观。其中，两位女性形象惹人注目：唐玄宗的嫔妃曹野那姬，与罗香林推断她为景教徒不同，作者综合传世与新出史料，认为曹野那姬是曹国进贡的胡女；元稹《莺莺传》女主角的现实原型（兼恋人），作者赓续陈寅恪关于崔莺莺原型系酒家胡姬曹九九的判断（《元白诗笺证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五年版，120页），从她的居地蒲州切入，补苴粟特移民渊源和粟特元素新证。通过新出唐代蕃族贵胄墓志，追索唐廷与各族关系也是一大研究特色。他们的墓志铭文可以说是一篇篇获得官方认可的独特传记，虽然生命轨迹不同，但“入唐”是共同主题。作者不落窠臼，将人物墓志信息嵌入唐蕃关系大背景，激活了单个文物所承载的历史功能。此外还有域外人群的入唐史。从文献源头厘清唐代“昆仑”“昆仑奴”不是非洲黑人，而是南海人种。北朝隋唐时期胡俑大量出现，提醒人们“反思小人物背后的大历史”。各种各样的胡俑造型，皇家胡人猎师、胡人乐工、驾车胡夫、驼载“穹庐”、胡汉马球、负囊胡商、袒腹胡人等，囊括中古社会方方面面，立体而直观地展现非汉人群融入汉地社会的原貌。域外胡人移民流布四方，胡人俑见证了人群流动书写的欧亚交流史。
“拂菻花乱彩”“蕃僧入华来”两卷，展现欧亚艺术和宗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图景。希腊罗马—拜占庭文化与艺术，伊朗—印度的知识、思想和信仰，突厥的习俗，欧亚文明古国的洗浴文化、建筑与造型艺术，不同程度地渗透进中原内地的日常文化生活。二○一一年底，在西安出土两件负有“醉拂菻”图案驼囊的隋代陶俑，醉态可掬的古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和他的随从萨梯尔（Satyr）、迈那得斯（Maenads），加上安法拉罐、“来通”角杯、科林斯式柱、常青藤装饰等元素，不仅昭示着这件艺术品的西方渊源，还表明希腊化的辐射范围也包括对中国有直接影响的粟特人或景教徒。无独有偶，二○一○年从美国追索回国的武惠妃石椁，其精美的线刻画有西方源头，希腊罗马式画法和人物构成、面容展现等细节，将这件文物与秉承希腊文化的拜占庭艺术风格联系在一起。拂菻画样由景教传教士直接携来中国则表明，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希腊文化，其来华途径并非都经过波斯、粟特及突厥的转手。而据作者对唐玄宗和杨贵妃浪漫爱情故事的重要舞台华清宫的研究，华清池是中国古代沐浴建筑的异数，却和从古罗马到阿拉伯帝国及中亚、南亚的欧亚大浴场和洗浴文化存在纽带。由此，中外文明畅通、频仍的交流之于伟大帝国的重要性亦得以强调。
实际上，北亚草原的艺术传统也流行于长安、洛阳等地。例如，昭陵六骏属突厥系马种，名号也来自突厥语：拳毛（Khowar Kho），指拘卫国；什伐（?ad，也作设发、设、杀、沙、厢察）、特勤（tegin，也作特勒），皆是突厥高级官号；白蹄（bata），本意马驹、幼驼，引申为少汗；青骓之“青”（sin），即大秦；飒露（i?bara）或为沙钵略/始波罗，“勇健者”。以山为陵、陵前骏马并非唐太宗葬俗中仅见的突厥元素，隋唐人浸染草原习俗不止一处。唐陵蕃人石像与遍布欧亚草原的突厥石人的联系，也勾画出隋唐帝国统合胡汉的雄伟气魄。
唐代景教、摩尼教、祆教合称三夷教。在帝国境内特别是在两京相对发展自由，虽然局限于特定人群传播，但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信仰冲突和宗教迫害相比，唐朝不仅为这些西亚宗教提供唯一避难所，还使三夷教与佛教、道教长期共存，这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宽容气度。本书的景教研究尽显特色。譬如，昭武九姓米国王室成员米继芬的墓志出土以来，学界一直缺乏精准研究，作者从粟特诸城邦的国际关系视野考察米国与唐朝交往，复原焦米氏家族身份及在长安的生活状态，作为粟特人他们虔信景教而非祆教。这突破了传统对于粟特普遍流行祆教的一致记载，揭出另一种历史真实。作者还通过大量图像资料，揭橥洛阳景教经幢上的天使与佛教飞天有共同的希腊罗马艺术源头，唐代景教经幢天使形象是对希腊天使、印度神灵、道教飞仙、佛教飞天的综合吸收。欧亚文明融入中国文明。唐两京摩尼教寺院、克孜尔石窟摩尼教艺术品，以及祆教文物和艺术的具体考察，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印象。这些源自波斯的宗教，随人群移动途经中亚进入中国，裹挟着欧亚文明因子，久经年代磨砺而顽强存续。
欧亚文明多元而分散，中古欧亚范围内人群、政治体、文明之间的冲突也并非全不存在，但重要的是，这些文明在中国得以共存，中国能够找到欧亚世界的多元文明要素。这也是我在阅读葛承雍这部作品时最大的启示。汉民族是以华夏为主体不断吸收周边人群融合而成，同时中国巨型政治体亦不断受容欧亚各文明的诸多要素。中华文明主体的洪大潮流之下还有不少支流、潜流甚至四散的浪花，又仿佛是众声合唱中“执拗的低音”，这是“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在中古时期曾出现的微妙平衡。辩证地看中国境内的文物，欧亚文明的基因多可辨认，有些要素一直遗留在今日中国的文化机体之中；中华文明主体性异常坚强，不断博采众文明之长，熔冶于一炉而不致丧失自我。在欧亚交流的视野下，中华文明因此而能独树一帜，历久弥新。
放眼欧亚（Eurasia），它原本就是一整块大陆，欧亚大分流虽是西欧崛起的思维产物，但是“欧洲”“亚洲”从始创就带有他者—自我的区隔。欧亚原本一体，人类命运相连。中古时期，欧亚各地人群加速联系，文明交流互鉴增强，欧亚世界因为客观上的联系而日益成为难以孤立的共同体。时间越往上溯，人类彼此间的差异越少。人类分化，建立国家，只是近一万年的事，这对于人类三百万年史不过是转瞬之间。另外，在体质人类学框架下区分人种也遭到批评，所谓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只是人类适应环境的表象特征（MichaelKeevak,Becoming Yellow: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与强调“分野”的史观相反的是重视“共通”史观，人类古早的文明实际上共享着更多后来似乎已经失传的内容。譬如，在中古中国与欧亚世界共通性方面，斯加夫（J.K.Skaff）论述了隋唐与欧亚诸政治体共享一套彼此认可的外交礼仪（Sui-Tang China and Its TurkoMongol Neighbors,Culture,Power,and Connections,580-800,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同时，中古的特定时段里，欧亚世界因巨型帝国的扩张而凝聚力量，从而实现远距离交通，进入彼此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时代。这一历史进程，按照杉山正明的说法，最迟是在蒙古人于欧亚大陆扩张形成空前辽阔版图的“蒙古帝国时代”（杉山正明：《蒙古颠覆世界史》，周俊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六年版）。而据唐史研究，唐朝南北兼跨农牧两大经济带，东西贯通东部欧亚世界的陆地和海洋，一度抟成一个多元并包的复合帝国，而且唐帝国借助陆海丝绸之路，广泛联系沟通欧亚诸文明。近年日本学界从东洋史、东亚世界史到东部欧亚史学术话语的转换，也恰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历史始终是东部欧亚的主脉。又如，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民族语言几乎囊括了汉藏、阿尔泰、印欧、南岛、南亚等各种语系的语言。中国民族语言这一跨欧亚特点，一向为人忽视。
中国地理的特点亦是如此。中国常被作为东亚一员，实际上中国超越并包含着东亚（冯立君：《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二○一九年版，32页）。中国位居太平洋西岸，地跨东部欧亚，不仅有亚洲内陆边疆，中国的边疆还分别与东亚、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相邻或接壤，连这些地区的命名也与其相对中国的那个方向完全一致。或正因此，中国超大规模政治体的边疆区域，有时甚至也被视为一种更大的跨国际区域的地理中心：云南，位于东部欧亚海域的“脐带”（上田信：《东欧亚海域史列传》，寇舒婷译，厦门大学出版社二○一八年版）；新疆，被公认为欧亚文明陆上交流的“十字路口”；内蒙古草原和东北森林，则是从匈奴到满洲等内亚游牧和渔猎人群崛兴递嬗的“贮水池”（Thomas Barfield,The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221 B.C.to AD 1757,WileyBlackwell,1992）。当然还有广阔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核心腹地，复杂起伏的地形地貌、南北迥异的气候物产、内涵多样的风土人情，共同凝聚为一体的农耕文明和巨型“中央之国”。如是观之，广袤中国，又岂非浓缩之欧亚？
经由狭义的历史文物，推及涵盖人群、语言、政治传统、地理疆域、文明形态等广义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皆可发现欧亚交流的痕迹。不知是欧亚塑造了中国，还是中国界定了欧亚？抑或如庄子所言，“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秋水篇》）？
[《胡汉中国与外来文明》（五卷本），葛承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二○年版]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