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更加古老的半球上，人们可以在往日的建筑中窥察到它们所承载的国家的记忆；但是如何在美国，这个在二十世纪以其帝国性的扩张方式改变并且同化了全球城市景观的国家中，破解城市所隐匿的国家密码？如何以一张国家标签聚集那些如此不同的城市如波士顿、堪萨斯城、旧金山，它们的环境不同、起源各异，面积、人口、财富几乎不具可比性，然而它们都是“美国的城市”。与那些其他国家的城市相比，它们的美国性究竟何在？如欲回答这些问题，可能我们仍然需要回到历史当中—不仅回到城市的建筑历史当中，也回到城市的文化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当中。
在跨入历史之域时，一个鲜明的形象伴随历史之城浮现出来—城墙。在今日的城市世界中，曾经隔绝着敌人与危险，也守护着权力与权威的高墙已成断壁残垣，即使在那些依旧完整保留的地方，城墙也只是可供凭吊的遗迹，淹没在层叠的历史景观当中，或者仅仅成为历史的记忆。然而，就在不远的历史当中，城墙仍然鲜活地参与着城市的运转，是界定大部分旧大陆城市的基本形式，框定它们的边界，也框定它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白日敞开的城门令城市与外界进行人员、能量与思想的交换，但是一旦关闭，城墙明确地宣告既往城市的第一要务是安全：生命的安全，财产的安全，也是思想权威与等级秩序的安全。城墙所阻挡的敌人形形色色：危险的、混乱的、觊觎着人类繁衍和文明昌盛的自然世界，茹毛饮血、纹面左衽的“蛮族”，披坚执锐、人马喧腾的叛军，流离失所、易子而食的流民，赤头跣足、热诚执拗的异端之徒。在确定城墙安全之责牢不可破的同时，被高墙环绕的城市同样是封闭的、局促的、等级森严的，即使在市井文化最为繁华的城市，平等、自由、开放与增长也从来不是它们的主题。
正是城墙的有无，标志着现代与传统城市的边界。美国的城市没有拆除过城墙，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修筑过城墙，或者说从来没有修筑过有形的城墙。“无墙之城”是美国城市所具的核心意象。从波士顿到旧金山，从芝加哥到休斯敦，从殖民时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美国的城市铺陈、曝露在它们所处的腹地当中。的确，当荷兰人来到曼哈顿时，他们建筑了华尔街（Wall Street），然而在十七世纪新阿姆斯特丹的土地上，那堵低矮的木墙唯一能阻拦的只是放养的猪和羊。与之相比，哈德逊河与东河可能更具墙的功能，然而河流（river），同围绕古老城池的护城河（moat）不同，它们在隔绝的同时更连接了城市与外部的世界。彼时，殖民者便在期待成为修建现代桥梁、渡运，乃至运河的世界领袖，最终，在一八二五年，当新阿姆斯特丹早已更名为新约克（纽约），当这片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合众国，一条全长五百八十四公里的运河将这座大西洋沿岸勃兴的城市与中西部广阔的森林与草原连接成一体，伊利运河令五大湖与纽约相贯通，令中西部的辽阔土地成为纽约的新腹地，也令纽约超越波士顿和费城走上美国城市的巅峰。与历史上每每耗时千载的运河工程相比，伊利运河从开工到竣工不过八年时间。而曼哈顿，也不过在短短一个半世纪便成为进入一片广袤而未定的大陆的闸口。在这里，城市以一往无前的决心与史无前例的速度增长、扩张。如同艾米丽·狄金森的诗篇：“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江枫译）
“昨天已经古老”，对美国城市而言，这正是根本的信条。无论这些城市如何千姿百态，人们却几乎能够以一种直觉察知某些植根于其浅层纪年当中的共性。没有任何一个现存的美国城市在编年上早于一五○○年。十一至十四世纪，近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交汇处的沃地上曾经出现过的卡霍基亚（Cahokia）神秘地消失，仅留下土砌的祭坛矗立在荒凉的西风之中。在白人登上北美大陆时，这里不存在城市文明的遗产。从殖民地时代到美利坚立国，新建的城市是进行着一连串现代革命的世界的产物，一波波的移民从大洋彼岸涌来，伴随他们而来的是一波波更新的现代制度与精神。正是这片全新的大陆，赋予后者一种旧世界无法供给的新鲜生命力，令之得以繁衍、兴盛，令其城市从建立伊始，便昂扬着如此的现代气质：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它们彰显着民族国家的权力，也在勉力为民主的体制而抗争，而最终，它们诞生于对无极限的自然丰裕的梦想当中。新大陆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世界的发明，无墙之城是现代之城。
正因为如此，美国城市所分享的景观共性是新，不断地更新，让古老的一切留在昨日。对新的追求令美国城市的外观总是处于一种未完成的、变化的状态，它们所经历的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所言的“破坏性创造”。在其一九四二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写道：“国内国外新市场的开辟，从手工作坊到工场到像美国钢铁公司这样企业的组织发展，说明了产业突变（mutation）的同样过程——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生物学术语的话—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不会停留在僵化、固着的状态，是由于其社会与自然环境在不断地变动，资本主义必须对之进行适应，但是适应的手段不是简单的渐进性的调整，而是如他所言的“突变”，或者革命化其结构。值得注意的是，熊彼特在此处强调需要适应的环境并非仅是社会的，也是变动的自然环境。美国城市，作为贸易、投资、赢利的中心，无论从外观还是从结构上，都秉承“创造性破坏”的精髓。永恒与神圣鲜少定义美国的城市。无论是土地，还是祖先，或者是人们为了某种宗教、主义或者信仰竖立的纪念碑式建筑，一切都可以，也在不断地被破坏、摧毁，墓地为高速公路的修建而让路，著名的历史建筑如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随时可以被拆毁、取代，而不会遭到太多的公共舆论抗议。当然，有很多反例可以证明美国的城市也在以立法或者公民慈善的方式勉力保留其历史遗迹，但是与欧洲城市和社会相比，美国的城市，如同其社会一般，在形式与内涵上都处于高度的游移状态。它们不停歇地重造自身，总是上演着“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的戏码，换言之，它们以不安顿的热情改造这里，破坏那里，重新想象与规划整个城市，对之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时的过程。也许，这便是美国城市最普遍的可为肉眼所见的特性：它们总在追寻“新”，即使“新”可能拥有多重内涵。
虽然美国的城市在求新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但在其景观之中，认真的观察者仍然能检索到曲折往返，停顿凝滞，检索到其演化的错综历史。它们往往经历一段爆炸式的增长期，以迅疾的速度攫取新的领土，增加新的构造，而后，建筑大军和他们的机器减少、消失，城市景观开始趋于稳定，如此时刻往往伴随经济的萧条到来；在一段平衡期过后，起重机再次轰鸣，城市再次开始重建。凡此过程，都以某种方式留在城市的天际线上，映现着城市的波动，测量着城市的脉搏，诉说着某栋建筑的今昔，某个社区的变迁，移民的往来，种族的转换。创造城市复杂历史的主体之一正是这些不断加入美国城市生活的移民，他们在人种、地域、文化、信仰、习俗上的多元性为现代之城奠定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基调。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前现代城市可以像纽约、圣路易斯、洛杉矶这些美国城市那般彻底地为多元文化所定义。
与美国城市相比，欧洲城市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传统。贵族们并不仅仅认为自己是权力与财富的拥有者与消费者，更将自己化身为艺术的守护者、赞助者。甚至在他们的政治与经济权力衰退之后很久，欧洲城市的贵族色调仍未完全褪色。在那里，城市人群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共识，城市应当具有何样的形态，应当符合怎样的审美与趣味，应当由何人来决定、规范城市的品位。在美国，情形则大不相同。资本主义占据着统御地位，资产阶级却是一个流动的、变化的群体，在东海岸的城市中，形成了某些世家，但是新贵年年涌现，不懈地更替着金字塔顶端的颜色，也超越前者，接掌构建城市的权力。他们的需求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城市将其财富与建筑的天分和热情投入银行、商城、广厦耸立的大道的修建。那些哀叹其城市千城一面、毫无品位的美国人从欧洲复制城市的艺术，然而他们仰仗的赞助往往是不具持续性的新钱。
在美国的城市当中，并非没有与私人资本相抗衡的力量，特别在十九世纪后期，美国进入进步主义时代后，各层政府开始强调其管理社会的角色，承担城市公共事务的责任。中产市民阶层的壮大与为他们代言的公共舆论同样集合成制约私人资本肆意妄为的声音。但是无论是政府抑或中产阶级，他们从来未能彻底地取代私人资本，掌控城市的发展；更何况，在很多时候，他们与资本是合谋的同盟，而非对抗的仇敌。安全曾是旧大陆城市的基调，城墙的存在是对安全的物质与心理保障；而无墙的美国现代之城在其建立之初，思考与规划的核心都在于增长，而这正是美国城市的资本、政府与中产阶级所达成的真正共识：体积的增长、人口的增长、财富的增长、权力的增长。当城市一览无余地铺陈在其所坐落的土地之上，它们所响应的始终是奉无极限增长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的号召。
对无极限增长的信心与追逐定义了现代文明，自然世界的一切被资本化、商品化，以求得利益的最大化，而资本文化则要求包括国家与政府在内的一应制度与机构支持这种追求，并且将之道德化、合法化。但是要实现如此追求，仅仅仰赖人类的智慧与技术殊为不足，它需要真实的物质基础，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将之称为“第二地球”的发现。在《萎缩的地球》一书中，沃斯特写道：“在西方海洋之外，有着一片巨大横财，饱蕴未经开发的自然资源。……伴随物质现实的革命与人类生态和经济革命而来的，是观念、价值、制度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第二地球的发现带来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物质丰饶时代，最终它将以新的自然资源，以及这些资源使其成为可能的自由，淹没较为古老的文明。这一时代至今已延续了五百年。”一五○○年前后之所以成为现代世界的开端，正在于人类文明终于开始破解既往数千年旧大陆生态匮乏的魔咒，也开始解除在匮乏之下衍生出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束缚。由巨大的大陆与海洋构成的西半球允诺的是相当于第二个地球的物质丰饶，土壤、水、矿石、贵金属、能源、动植物，这一切令新的世界、新的价值、新的文化、新的城市皆成可能。美国的无墙之城所构筑的根基正是第二地球的丰饶自然。
征服第二地球，无极限地开发这里的丰裕以满足城市永无止境的增长需求是美国城市的统御信念。在城市如阿米巴虫一般的扩张过程中，农夫、种植园主、捕鲸者、金矿主、野牛猎人、农具销售商、煤矿与油田工人、铁路与电报的修建者，各色人等从城市出发，共同投身开发自然的事业，用一条长长的供给链将所有产品带回城市。在广袤的北美大陆，土著部落败落、消失，而城市周边，没有如欧洲那样世袭的贵族、绅士数百年居住在一片土地上，保护当地的文化，存续那里的景观，制约城市的蔓延。在大多情况下，对乡村与荒野而言，城市似乎成为一股所向披靡、毫不留情的破坏性力量。不过短短百年，美国从一撮局促于大西洋沿岸的英国殖民地扩张成一个大陆帝国，试图掌控两个大洋，北至北极圈，南抵墨西哥湾。到十九世纪末，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其环境触角也伸向整个地球。城市作为资本权力的中心，既是如此环境扩张的起点，也是它的终点。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美国那样，如此迅速且如此专注地任由城市聚敛自然的财富。
在自然丰饶滋养下的城市变得异常强大，以至于人们出现一种错觉，认为城市纯然是人类与其文化的创造，认为只是在城市初建之时，城市方同其周围的自然世界发生作用，第二地球之于美国城市的意义仅止于提供资源令其能够自由地、无节制地增长。而当我们走入城市历史的更深处，则会发现城市从来无法孤立于自然世界而存在，美国城市的历史也创造出独特的生态悖论，恰恰是如此悖论反过来重新定义了美国城市的文化、政治、经济、景观与生态。
在美国城市历史中发现的第一重生态悖论存在于自由与自然之间，无墙之城象征着对追寻自由的承诺。然而，一座座新的城市不断出现、崛起，以不建城墙的坦荡方式赋予所有人掠夺与征服自然的自由，告诉人们自由就在其中，予取予求。每个人都加入了这场对荒蛮危险的自然进行的战争。当自然屈服、文明欢庆之际，文化与自然之间最为吊诡的悲喜剧也因而上演—对自然的奴役必然意味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对大多数人的奴役。值二十世纪之交，当美国城市化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人们感到窒息，寻求新的自由，于是开始保留荒野，重返山林，或者自然化他们的城市，以求得城市许诺而无法兑现的自由，寻得审美与情感的救赎。
对于现代城市而言，这个自然化的过程弥足珍贵，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诞生，更为复杂的重审与自然关系的现代性，然而，它并没有阻止第二种生态悖论的发生，多元文化的繁荣与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之间的悖论。文化多元主义是美国城市文明最杰出、最迷人之所在，虽然种族、阶级、性别的权力倾轧从未完全消失，但是文化多元主义在一次次的创造性破坏中被强化、凸显，渗透于美国城市文化的血脉，为之不断注入新的生命力。与之相对照的，却是城市生态的不断简化，生物多样性的消失。人类面临着一场物种灭绝的危机，同既往的五次大灭绝相比，第六次大灭绝是地球历史上第一次由一个生物物种的行为造成的其他物种的灭绝，这不仅是一个关系地球生态圈的安全与健康的生态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质疑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是否有权力为其私利谋杀其他物种。造成物种灭绝的原因繁多，不同的研究者针对不同的物种与历史时期可能会强调不同的原因，但是一个共识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物种栖息地的消失与破坏，而城市以及为了支撑其运转的工业化农业的扩张奏响了沼泽、森林、湖泊、草原的挽歌。
城市化带来的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绝非仅仅发生在城市所坐落的土地之上，在全球化的今日，城市的生态腹地扩张至整个星球。文化多元主义的高涨与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的悖论在全球生态腹地的重构中有了新的意涵。前者对异质文化的兴趣与好奇带来的不只是宽容、活力，也带来了全球消费的热情，异域的食物、服饰、器物，包括那些地方本身都在多元文化的刺激下成为大众消费的新时尚。约翰·麦克尼尔在与其父威廉合作的世界史《人类之网》的结论中写道：“人类历史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的演进过程。”新的同质性过程恰与城市化同步。反讽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既是地球生态圈为了迎合全球消费而出现的简化与同质化，也可能带来全球文化本身的同质化与简化，情形一如高度一致的全球城市景观。
由此，也必然引发第三个也是最根本的生态悖论，不断膨胀的城市与持续萎缩的星球之间的悖论。美国现代城市的物质根基在于第二地球的丰饶，基于此，发生了一应现代意义的革命、创新与破坏。伴随全球经济、政治与生态的重构，第二地球彻底与第一地球融合，换言之，第二地球的丰饶所激发的想象、激情与自信已经疲倦、退却，那个在鲜活而丰盈的自然中创造的现代世界已然走向终结。人类文明现在面对的仅有一个地球，一个不断萎缩的地球。而美国城市仍然在扩张，或许不尽是地理与人口的扩张，城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对增长的野心与对创新的期冀以思想之流的方式在整个星球蔓延，城市变得更加拥挤、饥饿、罹毒。在现代世界诞生之后，城市不再需要围墙去抵挡有形的敌人与异端的思想，但是，不论在其历史还是现实之中，城市是否当真如我们所假想的那般安全、坚固？自然是否已经被城市所驯化，剔除所有的危险，如病毒与“害虫”、洪水与地震？满足所有的需求，如能源与食物、健康与美丽？抑或无论在城市的诞生之初，还是在城市演化至今，我们始终在小心翼翼地维持着与自然，这一不为人类文化所创造的力量之间脆弱而必需的平衡？
惠特曼最忠实的继承者，美国城市热情的讴歌者卡尔·桑德伯格在一九一八年，美国在全球历史中第一个高光时刻来临之际写道：“我谈论新的城市，新的人民/我告诉你过去是一桶灰/我告诉你昨天是已停息的风/是落下西天的夕阳/我告诉你世上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个充满明天的海洋/一个充满明天的天空。”（赵毅衡译）没有人确切地知道那将会是怎样的光景，但是，历史并未过去，在明日的海洋与天空中重新呼吸的城市必须直面它所创造的生态悖论。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