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是当下道德哲学高度重视的主题，这不仅源于日常中存在诸多堪称羞辱的生活实践，也源于人们对自主的、理性的、有道德能力的人格的欣赏。在专业道德哲学中，对于尊重已有非常充分的研究。然而，尊重不只是道德哲学思考的主题，它还存在于前哲学反思亦即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个领域，我们深层次的生命意义得以展开。而这个领域又是当前狭义的强调义务的道德哲学所不能涵盖的。因而，如果不将其置于日常生活更宽广的现代文化视野中去审视和考察，我们可能会失去对尊重更全面的理解。
“日常生活”是我们非常熟悉，但同时又可能非常陌生的领域。熟悉是因为我们每天的行动和生活场域是司空见惯、反复重复的，我们甚至不需要耗费时间去思考和应对它；而陌生则是因为生活有光怪陆离的一面，确定性总是会偶尔被打乱。总之，日常生活是同质性和异质性交缠在一起的动态过程：在日复一日中，不熟悉的事物变得熟悉了；通常是秩序井然，偶有秩序被打破，我们会经历最初的惶恐和手足无措，但很快又会利用各种理性资源将失序重新纳入旧有秩序中。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日常生活”并非确定无疑的，我们需要有能力和心理准备去拥抱不确定性。
在韦伯看来，没有任何时代的文化像我们的时代那样完全以合理性原则为基础，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思考方式。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体现在，理性秩序已经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想象中。这种理性化可以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展示。历史学家亨尼格·艾克伯格在撰写足球运动的历史时指出，19世纪晚期之前，不仅足球运动的比赛地点和比赛时间普遍不固定，而且没有固定明确的规则，“然而现代足球中，相关的运动空间被缩减为标准化的……区域以服从于‘进球结果’（goal results）和现代性称之为‘张力’（tension）的时间导向”。足球运动的理性化是现代性强调合理性的一个缩影。
英格利斯（David Inglis）将日常生活的理性化简明地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现代社会的日常是以正式化的规则为基础的合理化文化。现代社会的规则体系是法理权威（legal-rational），这意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受制于规则与程序的体制化应用。这种统治的典型形式是官僚制（bureaucracy），这个词的确切含义是“通过运用规则来控制”。在官僚文化中，正是官僚角色如交通警察或税务官等拥有权威，而不是扮演此角色的个人。我们之所以尊重各种官僚角色，并不是因为这些角色承担者的个人特质，而是因为这些角色被赋予的一系列规则和程序。其次，货币心理的盛行。齐美尔指出，货币是非人格化的，它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群体，从地位最低的人到有最高特权的人都可以使用它。货币的非人格化带来一种特别的心理，它不是基于情操、习俗、道德或价值观。比如，当我和超市收银员打交道时，我们之间不存在私人亲属关系；相反，我们之间的交流完全基于货币交易之上。这种货币心理的好处是无须耗费大量的情绪和情感，而且能够减少摩擦。最后，情感的理性化。在某些工作情境中存在着设置好的、供工作人员遵循的专业化“情绪规则”（feeling rules），他们的情感性反应遵循着某种指定的、可预知的模式。典型的案例是航空乘务人员的情感管理，他们被训练向顾客展示友好及乐观的情绪。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理性化的规则已经渗透到我们内在机能的形式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我们的情感生活。
日常生活理性化的三个维度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互相交织在一起。每个层面都蕴含着尊重，但尊重的类型有所不同。
第一，就社会规则的理性化而言，尊重意味着人们运用理性批判、接受和遵守规则。现代官僚体系的一系列规则，并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任意施加的，它的权威与规范性来自人们认可和分享的理念。理性存在者运用理性反思批判能力，承认这些规则对自己的约束，并愿意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一起遵守。当然，人们也可以对既有规则体系产生质疑、抗辩，乃至修改甚至重新制定规则，但这是一个主体间性行为而非个人独断行为。所以，这种尊重可以视为康德意义上的理性为自己立法，它是内在于规则认同的，所以是构成性的。德拉蒙德（John Drummond）认为，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存在不同意义的尊重：第一种是对法本身的尊重，或者说意识到自己的义务。这是道德行动唯一值得赞扬的动机。第二种尊重是针对人的。这种尊重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评价性尊重，即对人的卓越成就尤其是道德品质表达欣赏。另一类是承认性尊重，或者说是对人本身的尊重，即将人的尊严和人性视为目的本身。社会规则体系蕴含的尊重显然属于对法本身的尊重，以及承认性尊重。
第二，在货币心理层面，不带个人偏见和情绪的非人格化交往实际上有很多优点。按照齐美尔的研究，现代都市生活文化的特点就是自我关注与消遣。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人们被迫卷入各种视觉、声音、体验和认知直觉的巨大旋涡中，这让人们陷入巨大的精神和认知内耗。所以，一定程度的自我关注和冷淡，是对城市生活条件的必然反应。所以，虽然非人格化的交往具有让思想家们忧虑的那些特质，却未必一无是处。这个层面的尊重又回到对规则自身的尊重，不管是明确的还是习俗默会的非正式规则，只要是共同体认可的，就可能要求人们的尊重。当然，这也意味着把人当作目的本身，尊重人的尊严和自由。因为，作为交往的双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计划与情绪性格如何是自己的事情，我们只需要彼此尊重，并且漠视与具体活动无关的品质就可以了。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曾经提到，佩戴面具是文明的本质。面具隔绝了那些佩戴面具者的心情，从而使得纯粹的社交成为可能。文明以避免使自我成为他人的负担为目标。如果把弗洛伊德的学说当真，认为人们的情感生活是一场内在战争，那么给自我戴上面具，以免别人被自己内心的负担拖累，明显是值得称赞的行为。
第三，在情感理性化层面，尊重涉及共同的活动或人际交往。以空乘人员的微笑服务为例。首先，旅客与服务人员之间存在一种短暂的商务契约关系。在短暂的时空内，彼此要默契配合完成一趟旅程。在这种关系中，旅客与服务人员作为合作者必须相互尊重。那么，这种尊重源自哪里呢？有些学者认为源自合作的目的。为了共同完成一项任务，最有效率的方法是避免严重的摩擦，而尊重有助于完成这项任务。也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种情景中的尊重是构成性的，就像游戏规则一样，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同样，没有尊重，活动就不成立。在活动中，合作者构成一种“我们”，尊重是确保“我们”完整性的因素。
综上所述，尊重是内在于日常活动中的，活动的类型不同，要求的尊重可能会有所差别。但是，理性对我们的至高权威决定了，对道德法的尊重是其他类型尊重的基础。换言之，因为我们尊重道德法，因而尊重那些立法者（承认性尊重）。我们尤其赞赏那些行为和选择完美体现了道德法则的人（评价性尊重）。现代性内在具有的理性化对日常文化的塑造已经根深蒂固。这决定了在文明社会中，尊重已然内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尊重密切相关于广义的伦理生活亦即个体深层次的人格塑造以及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理性化固然会导致社会批判理论家们忧虑的“异化”问题，但尊重根植于其中的社会生活，也可能像齐美尔所认为的那样，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解放。现代性将人们从传统道德需要耗费巨大心力的情绪和情感中解放出来，越来越重视个性和自由，允许人们专注于自己的成就和发展，从而解放了人的潜能，不断塑造着艺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前繁荣。总之，尊重是实现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根本价值观念，唯有珍视尊重，我们才可能无论是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还是面临混乱时刻，都能不失人之为人的高贵和尊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