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百多年前无线电报全球网络控制与英、美两国权力转移的重要历史时刻。自一八五○年首条海底电缆横跨英吉利海峡以来，英国就一直牢牢占据着全球通信及海洋贸易的霸主地位，但其对全球通信网络的掌控在二十世纪初渐次滑落。无线电技术的兴起，使得对于全球通信控制非常关心的竞争国家（美国、德国等），意欲用此技术来实现弯道超车，而最有可能成为英国对手的便是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二○一九年出版的《迟疑的权力：二十世纪初的网络、公司与全球治理斗争》（ReluctantPower:Networks,Corpora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一书中，作者丽塔·扎亚茨（Rita Zajácz）展现了一八九九至一九三四年对于美国作为大国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段无线电网络控制史，强调了美国在二十世纪初是如何通过政策制定，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技术优势，来实现对无线电网络的控制，以全力提升美国的全球地位。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美国在面对华为5G通信技术优势时所炮制出的断供制裁、孟晚舟事件、贸易战等一系列外交政策手段，无非是故技重施，以确保其对于全球互联网的绝对控制，而非简单地为了贸易平衡或国家安全；这段历史所呈现的美国对于马可尼公司的打压与今日封禁Tik Tok（字节跳动旗下短视频社交平台）之手段与逻辑近乎一致。因此，不同于以往从“电波”角度所进行的研究，扎亚茨用“网络控制”（network control）这一理论概念对这段作为广播前史的无线电史进行媒介考古，本身即携带或预示着互联网语境下的这些问题意识和旨趣。她将“网络控制”定义为确保己方信息不间断流动、不让对手获得同样信息而在技术、领土和资本方面展现的决策能力，并借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理论将其划分为策略性和结构性两个面向。新的理论视角为我们重新打开历史、认识当下提供了契机。不过略显遗憾的是，该书以政策制定史作为研究手法，琐碎繁杂的历史枝节常令人难以卒读；但悖论之处在于，恰是这些细节所钩沉出的动态图景构成再度认识历史的起点。为此，我试图结合著作中“楠塔基特岛”“南威弗利特”“塞维尔”事件及其所促成的“互联”“许可”“国家所有”政策原则，以及与《柏林公约》、一九一二年《无线电法案》、一九二七年《无线电法案》和一九三四年《传播法案》的关联，从技术、领土、资本三个维度，重新廓清美国作为通信大国崛起前的三个关键步骤，以期能够拨云见日，当然这种努力也必然会遗落著作自身更加丰富的见地。
首先是技术。一八九五年，意大利人马可尼成功实现无线电信号传输并在英国申请专利。与互联网一样，在大规模社会应用之前，无线电也拥有一段技术乌托邦时期：大量无线电爱好者自制装置，实验各种可能的社会连接。在被全面应用于一对多的大众商业广播体系之前，无线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沿着有线电报点对点的技术路径被想象和使用的。一八九七年，马可尼公司在英国注册成立，开始沿袭点对点技术路线拓展无线电报业务；两年后，美国马可尼公司宣告成立。由于挤不进被邮局垄断的有线信息传送市场，马可尼公司被迫开拓为海上船只提供发送信号及电报服务的业务，并建立了一套封闭的技术系统，使得只有配备马可尼装置的船只和岸上电台才可以互相发送信息。马可尼这一排他性技术策略导致德皇威廉二世弟弟亨利王子的航船由于配备的是德产无线电装置而无法在美国麻省楠塔基特岛靠岸、发送信息。这一让德国颜面尽失的事件迫使其联合美国等海洋国家坚决打破马可尼对于无线电通信的垄断。一九○三和一九○六年在德国柏林召开的两次国际无线电大会主要针对的都是马可尼的“不相互通信”（non-intercommunication)公司战略。虽然马可尼公司在两次会议上均表示对无线电作为国际公共事业地位的拒绝，但其母国英国在布尔战争后衰落的霸权未能协助其赢得抗争。会议最终达成《柏林公约》，“互联”（interconnection）成为管理海上无线电运行的原则，这成为美国实现通信产业崛起前的第一个必要条件—通信网络的全球互联性成为技术标准。
其次是领土。促使美国加入德国打压马可尼的重要原因还在于美国对其领土控制及地缘政治的担忧。一九○一年秋，美国海军部一名军官前往麻省南威弗利特的美国马可尼电台例行检查时遭到拒绝，马可尼的总工程师告诉该军官，根据公司规定，他不能向来自“非伦敦马可尼公司”的人解释或展示该电台设备。马可尼公司反对美军军官检查的理由是按照十九世纪个人财产的法律框架，即无线电专利拥有者确保公司对于电台的绝对控制。该电台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即将被用于长距离无线电信号传输。就在该年十二月，马可尼成功实现跨越大西洋的远距离无线电信号传输，这不仅意味着无线电具备了取代海底电缆的可能，也预示着其连接全球的潜力。因此，南威弗利特事件开启了美国长达十年将位于本国领土电台纳入其管辖范围的努力。一九一二年，美国政府颁布《无线电法案》，要求运行无线电台必须依照美国宪法的商业条款，除了施行《柏林公约》中的“互联”原则外，还要获得“许可”（licensing）。许可证制度成功打压了马可尼对美国领土及其电台的控制，美国在无线电报方面的地位得以改善，开始走向通信自主并实现通信崛起前的第二步。但是，许可制度下的无线电商业运营方式并不能保证美国对于通信权力的绝对掌控，尤其是在远距离无线电通信技术背景下。
故最后论及资本。“一战”前夕，由德国公司运营的位于美国长岛塞维尔的大功率商业电台能把美国的情报直接传到德国，引起美国海军对于间谍活动、国家安全的担忧，并对无线电“国家所有”（government ownership）投入极大的关注。一九一五年，开往纽约的英国远洋客轮被德国潜艇击沉，传说是德国海军通过塞维尔电台收到该船航行信息。该事件及随后马可尼试图在巴拿马、菲律宾等美国战略空间建立大功率电台的要求促使美国对无线电台的立场从商业运营转向国家所有。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条件下，怎样的公司可被称为是一个纯粹的“美国公司”成为难题。美国全面卷入“一战”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军方在战时全面接管了领土内的无线电台，并于战后归还，但美国马可尼却未能再获其原有无线电台，而是被整合进新的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of America，简称RCA）。RCA的成立在商业层面体现了“国家所有”原则，并且与互联、许可共同成为美国对无线电网络控制实现自主后进行扩张的结构性力量，令其步入通信崛起前的第三步。美国自美西战争获得殖民地后即推行“无线电门罗主义”，试图通过对西半球无线电通信的控制来实现扩张。RCA及后继成立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nternationalTelephone and Telegraph，简称ITT)作为扩张模式获得政府认可，但奉行扩张主义的国务院与保守的海军之间存在分歧，争论焦点集中反映在“国家所有”原则中的外国资本问题。国务院沿袭英国重商主义传统意欲成为世界领导者，海军则从地缘政治安全方面考虑显得甚为保守。一九二七年颁布的《无线电法案》对于外国投资进行了限制，以确保公司的忠诚度；而海军着力将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捆绑的意图，最终促成一九三四年《传播法案》颁布了间接外国所有权规定。
当然，技术、领土、资本三者之间是相互交织，而非彼此割裂。作为三者汇合之处的跨国公司因而在网络控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充当了主权国家利益冲突的缓冲区，是控制基础设施的中介力量，既可提升国家对外控制能力，也常会形成超国家力量而令其难以被驾驭。在二十世纪初，美国通过压制马可尼、扶植RCA和ITT作为无线电网络管理角色之新型跨国公司，一方面助其确立作为通信大国崛起前的关键步骤，另一方面也为其是否足够“美国化”而感到迟疑。但到了世纪末，在历经“二战”、冷战并成为全球霸主后，美国借助熟稔的跨国公司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肆意扩张和控制，使得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虽然当下美国对华为、Tik Tok等的持续打压正在引发知识界对于“新冷战”的讨论，但是回看一百多年前美国作为崛起大国之于大英帝国跨国公司和通信网络秩序的挑战，我们似乎更能认清美国把握网络控制绝对权力诉求背后的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新崛起。
(Rita Zajácz,Reluctant Power:Networks,Corporations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9)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