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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永升:“皮凯蒂式乌托邦”再次迷失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2-12-12 09:35  点击:331

曾经以一千页的经济学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成名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于二○一九年九月由法国门槛出版社出版了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Capital et Idéologie)法文版。

笔者对皮凯蒂有所了解,一是笔者在巴黎读书和工作时,在一些学术活动上与皮凯蒂有过接触;二是皮凯蒂的《不平等经济学》(L’Economie des Inégalités),是由笔者译成中文并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是笔者曾采访过皮凯蒂。因此,笔者对皮凯蒂格外关注,他的著作多数也已拜读。

《资本与意识形态》这本巨著的主要内容,简而言之,皮凯蒂还是继续其专长“不平等”主题的研究。不过,此次皮凯蒂将他在《不平等经济学》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里已经详细分析过的不平等现象,置于更加宽泛的环境之中,进而在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和知识等多方面加以探讨—分析了“三级”社会(贵族、僧侣与劳动者阶层)、所有者社会以及奴隶制、殖民地社会,研究了共产主义、美国社会民主制、印度种姓制度等。借此,皮凯蒂归纳出各种不平等社会的命运和特征:以往数百年来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根本动力在于追求平等权和教育权的斗争,而非如诸多学者所述的对财产权和稳定社会的追求。

皮凯蒂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极端不平等已使社会的进步脱轨,很大部分要归咎于无知、知识专门化和身份政治的日益猖狂。最终,皮凯蒂构思了一种二十一世纪的“参与型社会主义”:这将是建立在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一种重视平等、社会所有制、教育、知识和权力共享且更积极也更乐观的意识形态。

其实,从出道时的《不平等经济学》到成名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再到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皮凯蒂尽管一直在勤奋地书写,但遗憾的是始终未能走出他固有的局限—笔者将其称为“皮凯蒂式乌托邦”。“皮凯蒂式乌托邦”再次迷失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之中:迷失源于对“平等”与“平均”的混淆,迷失源于“新瓶装旧酒”的不现实、对资本主义变革的不彻底、对统计数据的过度迷恋、对真实世界未能足够重视以及解决方案的虎头蛇尾。

随着“不平等”的研究在一些国家逐渐热起来,笔者不禁先提一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花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研究“不平等”现象,但究竟何为“不平等”?笔者遍寻诸多著作与文献,未能找到对“不平等”的定义。

既然在《资本与意识形态》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里搜寻未果,只能追溯到皮凯蒂的早年著作《不平等经济学》。在这本书中,也是从头到尾只字未提何为“不平等”。尽管如此,还是可以从该书开篇的关于二○○○年法国收入不平等的表格中一见端倪。表中数据的计算方法是按照年收入除以十二得出月均收入,包含工资、独立工作者收入、退休金、财产转移收入。所有收入均为缴纳社保费与普遍社摊金/社偿金之后的纯收入,但不扣除其他直接税。可以看出:最贫困的10%家庭每月收入低于七百九十欧元,平均月收入五百四十欧元;最富有的5%家庭月收入高于五千一百欧元,平均月收入七千三百欧元。

其实,描述与分析的无非只是法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不同”,即“不平均”的现象而已。可见,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纵使是皮凯蒂也将“不平等”与“不平均”混为一谈。尽管仅有一字之别,二者含义却相差甚远。倘若将一个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所获取的收入“不相同”就视为“不平等”,那么这种理论就如同“平均主义”或“大锅饭”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皮凯蒂的不同著作及其初衷,才能领会在其三本专著中,针对“不平等”现象所开出的“秘方”—征收“资本税”“累进税”,发放“全民普遍收入”等主张。

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中经过冗长的数据分析之后,让读者了解到不平等背后政治意识形态的种种变迁,最后开出他的“秘方”—提出逆转世界财富“不平等”的激进解决之道:公司董事会应有一半席位由雇员组成、股份持有者最多不能拥有超过公司10%的投票权,对最昂贵的房地产征收高达90%的税收,每个人到二十五岁即可分配到一笔十二万欧元的资本等。

一看这些措施,便可知是“乌托邦”再世。尽管皮凯蒂做了一些数字上的修改,但也难逃“新瓶装旧酒”之嫌。迷失源于“新瓶装旧酒”的不现实有两层含义:皮凯蒂提出针对“不平等”现象的解决之道,不仅并非原创,而且并不现实。

首先,对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大股东最高持股额的限制,算不上是首创性的建议。在之前早已有人提出“劳资共管”,这实际上是将“私有财产”转变为“社会财产”的一种尝试。德国和瑞典后来尝试了这种做法:德国的部分大企业将一半的表决权归雇员、另一半表决权归董事会,瑞典则将大企业三分之一的表决权归董事会。

尽管世界上最早的“乌托邦”以及随后的左翼主张几乎都是在法国诞生,却为何没能在法国付诸实施呢?这与法国的社会环境相关。瑞典是一个小规模经济体,不具有代表性。而日耳曼的族群构成以及族群特征则与法兰西相差甚远:日耳曼的集体主义精神与法兰西的个人主义精神,二者恰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至于为何是“一半”和“10%”而非其他数字,笔者遍查《资本与意识形态》未果,表明皮凯蒂也是凭感觉设置一个数字而已,未曾有计算上的依据。这与他在这本巨著中用了大量数据去分析历史上各种社会制度下的不平等现象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对最昂贵的房地产楼盘征收高达90%的税收,实际上又回到了他在《不平等经济学》和《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提出的“财产累进税”的主张。此次不同的是,皮凯蒂直接设置了一个90%的税率。倘若说皮凯蒂“劳资共管”的主张是“抄袭”德国的话,那么这累进税则是直接“抄袭”美国—“一战”后世界上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高收入税阶税,在“光荣三十年”期间更是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例如美国就高达90%。

与在“劳资共管”上效仿德国一样,在“财产累进税”上效仿美国也行不通,更何况还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美国。在法国其实早有对此的称谓叫“财富税”或“巨富税”。笔者曾在巴黎旅居十五载,经历了当年奥朗德总统从竞选时的信誓旦旦要征收“巨富税”,到他上台后不了了之,再到后来马克龙总统上台后彻底取缔“巨富税”的整个过程。

奥朗德总统只得改弦更张,将竞选时说的百万欧元解释成针对个人年收入而非家庭年收入。法国雇主组织法国企业运动主席皮埃尔·加塔兹明确要求政府取消“巨富税”,由于“‘巨富税’抑制法国的企业增长,导致法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75%的“巨富税”措施尚已在法国行不通,更何况皮凯蒂现在提出的90%的“巨富税”呢?

另外,关于每个人到二十五岁即可分配到一笔十二万欧元的资本,皮凯蒂的构思甚好:目前法国有一半人口没有遗产可继承,于是他构思了“所有人的遗产”,让所有满二十五岁的法国人都可以拿这笔钱去购买房子。其实,早年就有左翼学者提出类似的主张,例如“无条件基本收入”或“全民基本收入”。瑞士在二○一六年六月曾经就一项基本保障收入提案进行公投,以决定未来是否向每位公民无条件发放两千五百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一万六千八百元)月薪。经过公投,此项提案最终被否决。这个提案尽管已有十万人签名,为何最终还是被否决了呢?根本原因在于此类“全民基本收入”会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为了填补这项财政支出,国家不得不削减其他部门的财政开支或大幅提高税率,而这又会导致物价上涨,最终损及国家经济。瑞士是与法国构架相对接近的一个经济体,瑞士的做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这种“均贫富”思想在欧陆文化的法国难以实现,在英美文化的美国则更不可能。

当然,皮凯蒂的这本新书也有一定的贡献。皮凯蒂在《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继续充分表达他对数据的酷爱与痴迷。他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至今的选举后民调数据,构建了各国长时段、多维度选民构成的变迁,包括收入、财富、教育、年龄、性别、宗教、国别等。因而,皮凯蒂在实证上有所贡献。同时,皮凯蒂提出一个关于不平等、信念和再分配的二维模型,尝试用来解释垂直再分配与身份的冲突,即“内部和外部不平等”,以及教育精英笃信与教育相关的努力,而商业精英则笃信与商业相关的努力,即“教育与财富不平等”。因而,皮凯蒂在理论上亦有所贡献,尽管笔者并不认同他的二维模型,因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二者兼具。

其实,现在世界上已经存有两大模式:欧洲大陆(欧陆)国家经济模式,以及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英美文化)国家经济模式;前者是“高福利、不平等程度低”,而后者则是“低福利、不平等程度高”。至于中国,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政体,因而比资本主义法国或美国更有可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或用皮凯蒂的说法—“全民平等富裕”的目标。换言之,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可能实现“高福利、不平等程度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而探索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发展模式。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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