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主外女主内”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性别角色设定。时至今日，选举平等、同工同酬，女性已然合法地走入公共世界，却仍时刻需要回应这种社会期待。女性依然在努力冲破这个设定，更有甚者，会将所有相关问题上升为性别战争，社会对女性主义的认知也随之走向极端，谈“女权”而变色。同时，在女性群体内部，“职业女性和全职太太是友是敌”的发问，令人对女性是否能够作为整体去寻求处境的改善而深感忧虑。
尽管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上，中西社会差别巨大，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意识上却不难找到共鸣。事实上，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和运动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爱尔斯坦的《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一书（以下简称《公》）讨论的正是上述困境。
一、公共—私人边界的划定和逾越
“公共—私人”这组概念是西方性别研究的一个关键入口，在西方思想源头处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二元的世界：公共领域是言说的空间，而私人领域则寂寂无声。大部分时间里，女性被限定在沉默的区域，公共的话语则由男性公民垄断。
在爱尔斯坦看来，柏拉图算是密尔之前对女性最友好的思想家，在他由言辞构建的城邦里，少数优秀女性能够成为护卫者。只是，女性成为护卫者，多大程度是出于护卫者群体再生产的需要呢？或许女性能否统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柏拉图构想的前提——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分别对应着理性和爱欲，公共世界至高无上，私人世界则对公共世界构成了威胁。因此，理想国实际上建立在对私人生活、私人目标严防死守的基础上，正义秩序的代价是取消私人领域，铲除家庭和婚姻，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公私之间的冲突。
真正把女性限定在私人领域的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假设在公—私界定中至关重要，在他看来，男性统治、女性服从都是天性使然。女性仅有不完全的理性，因而只能在家庭这个“必然王国”中度过一生。不过，爱尔斯坦认为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古希腊“厌女症”的批评上，会忽视亚里士多德带来的重要启发：“……什么才是可行的政治、政治共同体以及公民身份”（《公》，57页）。这对女性主义或许意味着：要开锁首先需要弄清锁的结构。
爱尔斯坦指出基督教的兴起将一场道德革命引入，带来了公—私界限的松动。其中，语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奥古斯丁是古希腊“厌女症”的破坏者，他用被压迫者的语言发出了声音，因而作为被压迫者的女性也得以打破沉默。随后，路德不仅肯定个体的信仰不依赖于任何制度或共同的生活，还支持教徒使用本地的、普通人世俗的语言去探讨重大问题。女性的日常语言就是方言，这使她们得以跨越过去由特定语言和学识构成的藩篱，改变因为普遍缺乏教育而造成的“失语”。
不过，基督教革命之后，短暂的转机消失了。马基雅维里对德性概念的重塑再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公—私领域划定的界限，同时，他将“善/恶”等评判私人德性的语汇踢出了公共领域。由此，不止重新划定了公—私界限，而且扩大了二者之间的裂痕。爱尔斯坦指出：“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学可视为对软绵绵的、女里女气的基督教德性的一种防御。”（《公》，106页）不过，新的德性概念与体力及武装的公民相联系，对于身体上处于劣势的女性来说，公共领域再次变得遥不可及。
二、家庭价值的曲折发展
当亚里士多德在公—私之间画上泾渭分明的分割线时，女性的目标与价值只能在家庭中实现，在家中劳作、生育，为城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却不能进入公共世界。不过，爱尔斯坦后来在《安提戈涅的姐妹》（Democracy 2,April 1982）一文中修正了她先前的看法，她开始注意到希腊悲剧中向公共世界发声并采取行动的女性形象。家庭并不是疏离于公共世界的所在，当它与政治世界的原则发生冲突时，安提戈涅誓死捍卫家庭的价值，此时，女性绝不是已有公—私界限的被动接受者。
或许，父权制思想的出现是对家庭价值的“降维”打击，也是对政治的“降维”打击。家庭不过是更小规模的国家，国家是更大规模的家庭，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女性在政治中就是服从者。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批评父权制思想忽略了家庭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亦可看到洛克对父权制摧枯拉朽的批判和理论上的终结。可是，爱尔斯坦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菲尔默之后的契约论者、宪政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并没有用条理分明的方式处理过家庭，而且“当这些思想家为了从政治中去掉家庭以及从家庭中去掉政治，重新塑造公共与私人之间的差别时，他们发现父权制的参与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消除掉”（《公》，119页）。父权制的思想和逻辑有着简单而持久的诱惑，成为当代女性主义在方法论上的一种选择，因为在改变现实的途径中最直接的莫过于把支配者和被支配者调换位置。由此，两性关系可以轻易地简化为主奴关系或敌我关系，所有问题都将在“非此即彼”的框架下给出答案。
与父权制思想的“简单粗暴”相比，自由主义思想似乎为家庭和女性留出了一定空间。霍布斯和洛克不约而同地将家庭置于自然状态之中。霍布斯要为政治生活赋予秩序，清除可能扰乱秩序的障碍，人就要使用理性的语言，避免引发贪欲和暴乱的语言。而理性语言的内核是“计算”。不过，爱尔斯坦提醒读者注意“冷静的、中立的和科学的语言”在公—私两个维度上分别丢掉了什么。公共维度上，正义、自由、反抗、合法性等公共道德的语汇消失了；私人维度上，爱、怜悯、正派、仁慈等个人道德的语汇也被剔除了。不过，囿于家庭的女性仍无法在政治世界发声，此时的世界只有一种声音—世俗上帝（利维坦）的声音。
与霍布斯冷峻的论调相比，洛克显得温和许多，他认为自然法并没有规定女人要臣服于丈夫。然而，他不否认女性的从属地位仍有自然的基础，只是男女差别主要在力量方面（《政府论》上，第五章）。爱尔斯坦发现在认识论上洛克对女性主义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上帝赋予人类理性、教育和学习的能力，人就可以计算和订立契约。尽管洛克没有直接给予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机会，但为她们预留了用理性的、权利的话语表达诉求的路径。只是理性计算的话语也构成了对私人关系和家庭的潜在威胁。爱尔斯坦指出，引入此种话语的女性主义显然面临这样的困境：他们一方面把私人领域描绘为纯洁美好的所在，另一方面又赞赏使女性得以走出私人领域的那些品质，那么，当女性回到家庭，如何能在利己主义与无私付出之间轻松切换呢？
相比之前的思想家，密尔对女性平权展示出了罕见的开放态度，他不仅在公共领域接受性别平等，还倡导家庭内的平等。波伏娃也因此把密尔置于现代女性主义运动的起点处（《第二性》，第八章）。不过，密尔仍期望在家庭中保存传统家庭的氛围,但这往往会和女性就业发生冲突，可能结果女性还是要留在家里。显然，密尔在男女平等的议题上起了一个非常高的调子，可是遇到家庭这个篇章时又悄悄地滑落下来。
卢梭承认最初两性是平等的，只是由于“担心女人在性、心理上的资源，生育力、诱惑力、脆弱性和对人类亲密关系的开放性，才把家庭的权威交给男人”（《公》，180页）。实际上，卢梭像古典哲人一样防范私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侵蚀，所以他在爱弥儿的教育中防范“性”的诱惑，为男女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案，而女性的教育并不是要培养公民，而是为了培养公民的妻子和母亲。
直到黑格尔，我们看到家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因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家庭和国家的普遍性联系到了一起。家庭必然围绕人类活动的中心—公共生活而展开。女性和家庭经由男性而与普遍性建立了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进一步肯定了男性作为公共的存在和女性作为私人的存在，当然，私人领域完全由公共领域决定。
在这一系列关于家庭的叙事中，女性的命运始终随家庭的命运而动。这也投射出女性主义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的一种愿景：既谴责女性被禁锢在家庭里，同时又去赞美女性要极力挣脱的这个领域。如何来处理这样的两难呢？
三、摧毁公共—私人的边界
若用“政治的动物”或社会性来界定“人”之本性，那么，女性是否只有迈入公共领域，才能真正实现作为“人”的本性？现实中，在公共领域之外往往意味着对公共问题丧失发言权，对改善自身处境缺乏有力的保证。女性的沉默并不简单地来自“厌女症”，更重要的是公—私领域的严格限定。女性要在公共领域发声，或者说成为“人”，是否需要摧毁将其固定在私人领域的界限呢？
在马克思之前，多数思想家都在极力维持公—私的界限。但在马克思看来，划分公—私领域本身是成问题的。即使公民人手一张选票，所有人实现了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但经济上的剥削、女性的从属地位却不会被触动，马克思认为后者才是社会关系的关键。爱尔斯坦看到一八四二年的马克思仍热情地支持连接公民和国家的纽带，但他很快放下了对国家的热情和敬畏，因为国家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在其最终的设想中，国家或政治本身都要被消灭。显然，马克思认为女性能否进入公共领域是个虚假的问题，女性解放绝不等同于获得平等的选票。
与此同时，马克思痛斥资本主义社会对家庭的侵蚀，并力图恢复某种形式的家庭生活。既然要摧毁公—私的界限，保留家庭意义何在呢？这或许来自他对人性本质是社会性的判断，虽然摧毁了公—私界限，但家庭仍然作为社会关系的单位继续发挥作用。当公民的概念被丢弃后，人要在生产关系中得到界定，原本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就转化成了生产和再生产的领域。只是，处于再生产领域的家庭仍受制于生产领域，特别是涉及财产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都认为需要守护家庭这个再生产领域，因为它还没被市场的规则吞噬，但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家庭中的劳动不具备或者说不能转化为市场价值，这种劳动是否还能得到承认？爱尔斯坦认为恩格斯其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私有财产存在的社会中，女性只要仍在生产领域之外，男性的支配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由于爱尔斯坦论述的重心是对这个问题做思想史的考察，所以并未提及同期社会现实的变化。十九世纪机器大工业带来了决定性的改变，机器使男女在体力上的差距迅速缩小，大量女性走出家庭进入工业生产，生产劳动成为女性解放的现实途径。不过，问题并未一劳永逸地解决，即使摧毁了公—私边界，女性可以进入生产领域，却仍然承担生育的角色，新的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平衡生产角色和生育角色。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放弃生育角色，放下家庭拖累，全身心地投入生产领域，换言之，“成为男人”。这也正是部分女性主义努力的方向。
不过，我们不得不去审视女性主义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是改善女性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两难的处境？是模仿男人或成为男人？还是发动性别战争以求得“女性至上”的社会结果？
四、重建边界？
爱尔斯坦历数激进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存在的问题，它们相似的症结是过于关注对现状的批判，却没有勾画出清晰一致的目标来。它们无疑都要挣脱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都有摧毁公—私界限的倾向，最后要么把私人领域政治化，要么把政治领域私人化。
显而易见，私人领域政治化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身份政治”甚嚣尘上。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往往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讨论男女的不同。如果认为所有压迫都来自两性间的自然区别，出路会在哪里呢？一种情况可能是从批判性别的不平等转化为批判男性本身，将问题根源归结为另一性别的邪恶，“厌女症”翻转为“厌男症”，“父权制”翻转为“母权制”。另一种情况则是“变成男人”，像男人一样生活，甚至在技术层面上彻底摆脱生育之苦。此外，激进主义女权带来的可能不仅是无处不在的“性别政治”或者“性别战争”，或许还会引发女性自我理解上的扭曲，假如习惯性地以受害者的眼光审视自己，并将这种处境视为道德纯洁的标志，这种处境本身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自我牺牲的追求。于是，在逻辑上就会陷入非常矛盾的境地—女性主义追求的到底是不是摆脱“牺牲者”的身份？还是要握住这个道德高尚的“牺牲者”人设不放？
另一方面，如果将政治领域私人化，一切原本在公共领域里被视为价值、目标的东西都变成了私人性质的价值或价值的组合，那么公民德性以及政治共同体可能都将不再有什么意义。一旦失去了对共同体的认同，失去了进行公共讨论的基础，问题可能就只是在部分群体中获得解决，形成利益集团就成了不可避免的方向。然而，那些可以影响公共议程的女性团体能代表所有的女人吗？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已经拥有特权的女性整合进了权力结构，发出了声音，维护了精英女性的权益，而另一部分女性却沉默如旧。现实情景很可能是：当精英女性考虑如何让婚前协议保障自己的财产时，底层女性面临的是离婚过程中家庭劳动无法“定价”的困境；当前者为推动单身女性使用生育技术合法化在媒体反复游说时，一些贫穷女性却无声无息地在代孕产业中透支青春和健康。此外，还有不少女性饱受家庭暴力威胁，但由于伤害发生在家庭里而被视为私事，无法像其他刑事案件一样在公共的视野中获得公正的对待。
从“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漫长历史中走来，作为整体的女性要实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爱尔斯坦指出女性主义空想家和革命家倒掉的是孩子，而非洗澡水。爱尔斯坦承认自己也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如果回看其一生，她一直在努力破解生活加在她身上的种种限制，比如她的小儿麻痹症、她先天残疾的孩子。她十八岁结婚，二十三岁带着三个孩子离婚，在新的婚姻中又迎来第四个孩子，却在繁忙和辉煌的学术生涯里没有放弃作为妻子、母亲甚至是祖母的职责。她的目标绝不是拆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用一个取代另一个。她更倾向于在现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探讨重建公共与私人边界的可能性，而非斩断已有的历史条件去寻找出路。
重建公—私领域的边界意味着面临同时重建两个领域的双重任务。但爱尔斯坦的“重建”不是用理论去构建一幅新的图景，怀旧式的共和主义也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她认可的是“公共世界就在这个世界之中并属于这个世界”（《公》，360页）。重建公共领域，女性要在其中成为有效的政治力量，打破长久的沉默。这与破解其他身份政治的困局一样，亟须告别政治冷漠，超越利己主义的政治。借此，那些与女性切身利益相关的议题不再因为被定义为“私事”而被抛在公共视野之外。同时，女性的抗争也不再仅仅停留于义愤甚至仇恨的阶段，而要通过对话和积极的行动进入公共议程。
重建私人领域的核心在于如何定位家庭价值和家庭理想。在爱尔斯坦看来，家庭仍是人类生活的必要特征之一。如果说最初女性主义将家庭视为压迫女性的锁链，那么，重塑家庭理想意味着告别那个赞颂母职而贬低女性的时代。今天，家庭的形式不可避免地走向多样化，但是，改善女性的地位并不等于消解家庭或者在“解放”的伪装下攻击母职。对于女性整体而言，尤其需要警惕由家庭价值、利益诉求上的分歧所带来的内耗，内耗的结果往往是一些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被搁置、无法引起公共讨论，而可能属于私人选择的事项却化身为某种政治标签在公共领域中被无限放大，上演彼此敌视又决不出胜负的悲剧。
当然，划定界限不意味着脱钩，也不意味着这个界限始终固定不变，爱尔斯坦的理想是适度地保持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张力，而女性则要成为在这两个领域中同时具有反思和行动能力的人。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社会和政治思想中的女性》，[美]让·爱尔斯坦著，葛耘娜、陈雪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九年版）
来源：《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