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是全球发展的重要趋势，诚如斯宾格勒所言，“世界的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城市发展呈现出特殊性、复杂性、折叠性与杂糅性等特征。在此过程中，从市域社会视角把握城乡关系，有助于我们用新的视野、视角和方法来推进城乡治理。

城乡关系研究助力城乡治理

市域社会作为观察社会发展的新视角，为把握城市化进程中的诸问题提供了重要思路。在市域社会视角下，城乡关系处于融合新阶段，呈现出融合新形式，是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论域。城乡关系研究的进路彰显出鲜明时代性，因此探索市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有助于在各学科知识交汇中形成成熟的城乡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视角的形成是认识发展的结果，应该放在文明发展史中进行观察。而反思城乡关系与人类文明史的关系，可在更广阔视野中揭示城乡关系的历史本性与文化特性、城乡治理的可选择性、城市与乡村的文化共存性、城市化路径的多样性，有助于呈现出我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时代特征。在人类文明史中，市域社会视角下的城乡问题具备复杂性、综合性、具体性。因此，我们可以城乡关系维度的情感逻辑、家庭逻辑、政治逻辑等为线索，探索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手段。

市域社会视角同时是学术研究对乡村振兴和城市化等现实状况的进一步认识，也服务于现实的城乡治理实践。城乡治理是我国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探索适合中国文化特点的市域性、本土性治理文明，有助于不断推进治理结构、治理方式、治理文化的善治路径。我国具有民族文化多样性、社会结构多层化、发展主体多元性等特征，而市域社会视角下的城乡关系研究更易把握中国传统的优秀治理文明。在不同主体认同的城乡治理基础上，我们才能统筹治理结构、治理文化、治理效果、治理理念、治理行动，理顺党的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参与的治理机制，建构和谐、互动、有活力的城乡关系。

建构城乡关系治理知识体系

市域社会视角是观察现代社会的一种可供选择的视角，而此视角下的城乡关系也应得到应有的知识史研究。为服务市域社会治理实践，我们应全面建构城乡关系治理的知识体系。

首先，城乡关系是讲述人类社会与文明的一种叙事方式。城市化进程是切入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基点，而既有的城市社会研究在全球性维度、区域性维度与地方性维度呈现出多样化的文明叙事。城乡关系一直贯穿着城市社会，若没有城市与乡村之间关系的对象性视角，城市社会研究也就会受到城乡二元对立视角的限制。所以，在强调城市发展的同时，城乡关系往往被城市文明史所吞没。城市文明叙事具有西方格局、城市中心论、涂层化底板等单维度特征，而市域社会叙事则展现了不一样的模式。在市域社会视角下，城乡关系的差异性与流动性特征可以成为人们重塑自然、社会、意识的新底色。

其次，城市社会学是一种研究视阈，而城乡关系扩展了其所规范的空间性范围。在既有研究视角下，城乡之间的比较方法容易产生城乡的逻辑对立，而解决这种对立不仅需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要在认知层面做出改进。这些既有研究遮蔽了我国城市社会的具体特征，并造成城乡治理的形式化。既有城市社会研究的学科断裂状况，也最终导致城市社会学在城乡关系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但事实上，城市社会研究内在蕴含城乡关系，脱离城乡关系的城市观只能是孤立的、独断的。城乡关系的空间性存在是市域社会最为感性的实在内容。

最后，知识逻辑是揭示城乡关系问题域的重要路径。在市域社会视角中，城市社会日益表现出一种折叠性，并集中体现在城乡关系的问题域中。城市和乡村包含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空间的相互交织、相互嵌套。在市域社会语境下，人们也会遭遇新的意义、价值、信仰等主体性危机。问题的复杂性必然要求应对问题的多元化逻辑。现代性社会的资本逻辑、财富逻辑、金融逻辑、主体性扩张逻辑都对城乡关系产生了多重影响，因此，对城乡问题域的审视，即从城乡关系的微观性、生活性与心性揭示城乡对立式逻辑的历史与现实，可进一步彰显城市社会研究的鲜活生命力。

厘清城乡关系知识体系，可进一步推动市域社会视角下的城乡问题域的现实性解答。城乡关系研究既是对既有城市社会研究思路的突破，还能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聚焦城乡关系研究，有可能改变人们既往的历史观、社会观，改变人们以往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改变人们对文明的价值观，继而把城乡关系变成增加世界文明活力的新动力。城市与乡村都是人的实践方式、人的社会化方式、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情感融合方式，而城乡生活的空间性与弹性突出了风险、生存、机遇、发展、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共存机理。那么，市域治理通过厘清城乡关系的伦理约束，针对现实问题，探索治理的可选择性机制，可建构城乡关系的有限性、公共性、此在性、敬畏性、认同性，继而形成城乡关系的生命性与可持续性自觉。

探索城乡关系治理路径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城乡问题始终贯穿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在市域社会视角下，“总问题式”仍然体现在经济、文化、政治、民生、生态等领域。因此，探索城乡关系治理路径也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需要对多学科视角中的城乡理论进行总体反思，梳理中国城乡文明史与西方城乡文明史，重新构建城市社会研究的进路，把握市域社会的治理内涵与总体性特征。在城乡问题的导向下揭示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城乡融合的历史辩证逻辑与空间机理，形成市域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结构性，最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同时，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提供具有市域视野的中国城乡治理经验的可行性、选择性。

其次，应在市域社会视角下把握我国城乡关系的内生性、本土性与文明性等新特征。在全球城市化的趋势中，对我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既要有城乡文明史的宏大历史分析，又要把握市域社会的新特征，可在市域社会的研究中，分析比较世界城乡关系史的转换与我国城乡关系史发展的共性与个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乡关系历经了几次重大变革，对城乡关系的历史分析、乡土分析、现实分析是不可缺失的底板。

最后，厘清我国城乡关系的生成逻辑及其规律，破解城乡发展思想的僵硬化倾向。市域社会的推进使城乡治理面临诸多新问题、新挑战，社会风险与社会问题呈现新的特点。市域社会的风险逻辑、生态逻辑、情感逻辑、文明逻辑、伦理逻辑等是理解城乡关系空间性的重要视域。城乡治理的市域意识与市域社会的城乡理念，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构筑我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探索合理有效的治理方案、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意义，同时也可以在现实性上破解当前对城市社会研究的教条化实践。

总之，应紧扣城乡关系的问题域，针对其生成逻辑的风险机理，形成科学、综合、有效的城乡治理路径。城乡一体化、城乡统筹与城乡融合，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它们的目标都是消解阻隔城乡社会内在联系的城乡二元结构。然而，城乡关系的问题域并没有改变，这对市域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总而言之，市域治理是对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的有机综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