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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锡华:“天下文章,莫大于是”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2-10-28 22:23  点击:2067

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因堂说人,由远而近、纵论古今,文章虽有褒贬,却含着满满的善意,获人称赏,说是“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引起我的共鸣。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金圣叹深谙其中三昧,说:“古人著书,每每若干年布想,若干年储材,又复若干年经营点窜,而后得脱于稿,裒然成为一书。”在金氏眼里文章就是一坛陈年老酒,酿久了才能有香洌的口感。一般人读书,如金氏所说,多属“混账过去”,“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无知……”(见金批《水浒》)读书人“混账过去”,领会不了文章精华,确是不该。但写文章的人,未能在金氏提到的这些关键处下功夫,文意未作提纯,表达不清不楚,下笔不能自休,不就是一堆骚扰人的文字垃圾吗?文章未得厚待,我看作者要多负一份责任。

评说文章自然要讲优劣,好的文章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写得美,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一类挖掘深,能够给人知性的启迪。“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于是读书人便永远在一种心灵的僵局中折磨自己,巢、由与伊、皋,江湖与魏阙,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闻一多:《唐诗札记》)学理文章写得诗一般动人,知音可寻,又何须孤芳自赏?文章阐发学理,明心见性,也不能只知抽象说教、行文晦涩为难读者。鲁迅的《忆刘半农君》悼亡之外包含对两位大人物的评骘。与人争辩不免有戾气,何况鲁迅论及的又是当时炙手可热的名人。作者绕了好大的弯子,以“武库”说事,含着笑谑描画了一座防人甚严、讳莫如深的武库,门禁森严,一搜寻,闭锁的大门上还贴着一张此地无银的“小纸条”,明告屋中绝无伤人的利器,画面滑稽,巧妙地曝光了人物难以测度的城府。幽默柔化了批评,当事人即有不满也不便有激烈的反应。周作人《蠕范》明说动物,暗讽人性,调侃中含着对世道的批判。文中“站直了之后增加了伶俐却损失了健全”“遏塞本性的发露,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嗓门不高、内涵极度文化的言辞中包含了无量的讽刺,可供回味的信息特别丰厚。“交尾期固然要闹上一场”这类俏皮话在文章中频频现身,插科打诨,读后想笑,但想到周作人说的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便又会浮起阵阵苦味,倒逼读者超越欣赏性阅读的层次,对自己尚未脱离动物本能的行为做认真的反思。

写文章要有点才气,但态度似更关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在谈及作文经验时说:“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卓然大家,作文的态度临深履薄,一般作者不是更应有认真的投入?写文章是有感而发,但能不能发出曼妙的声音,贡献动人的乐章,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与作者的写作态度、掌握技能的程度极有关系。张爱玲一生可议处较多,但她以写作为业,执笔必赴之全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寓生活记趣》叙事另类,视角十分独特。公寓中的水管经过了拟人化的处理,不仅“多心”,还会耍娇(发脾气)。热水龙头发出“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声”,张说这与香港沦陷时日军投弹轰炸的恐怖情景颇为相似。更使人胆寒的是,作者认定这声音来自“九泉之下”。在骇异、惊悚的瞬间,称热水管多心、发脾气也是一个恰当的比喻。不过惊恐过了,从水管中滴下的那“几滴黄水”,才真的让人有了无奈、无语的感觉。读这样风趣的文字,笑过之后,必会对作者艰窘的处境予以同情的表示。

写文章投入极大,但不能因此高自标持,以为有等身著作必能进凌烟高阁。“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立言不朽,口口相传,古时文人终老书斋、焚膏继晷、爬罗剔抉,所求惟是留名。大概曹丕位高权重,置放案头、供其亲阅的文章都经过了文学侍从的精心挑拣,而平时有较多过从的文士也都是引领风骚的一代才俊,出手尽是绝唱。好文章确能使洛阳纸贵,司马迁《报任安书》、诸葛亮《出师表》、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范仲淹《岳阳楼记》千载而下仍时时被人提起。但立言而求不朽,也仍是“有能有不能”,并非写了文章便可如愿。欧阳修修史,需要查找文献典籍,班固《艺文志》、唐《四库书目》条列了许多勤于著书的人士,“多者至百余篇、少者犹三四十篇”,然而到了去唐不远的宋代,“散亡磨灭,百不一二存”。欧阳修《送徐无党南归序》因有“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方其用心与力之劳,亦何异众人之汲汲营营?而忽焉以死者,虽有迟有速,而卒与三者同归于泯灭”的感叹。在欧阳修眼里,不只“言不可恃”,经国与传世更无从说起。诗人杜甫曾称“文章千古事”,但他也有“文章一小伎,于道未为尊”的警示。黄庭坚颠沛一生,深知读书人谋生不易,认定“文章最为儒者末事”。他生前批评许多文章尽是随时都会寂灭的寒蝉、候虫的发声(《胡宗元诗集序》),苦心孤诣写出的文章,其活性超不过一季,实在可悲。黄庭坚诗中还有“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的感喟,诗意所指不仅“排外”(喻人),也还“攘内”(讽己),文字中满蕴作者悲凉的感受。清人郑板桥久操笔政、阅历甚深,在给兄弟郑墨的书信里,特别提到欧阳修的观点,说:“自汉以来,求书著书,汲汲每若不可及。魏、晋而下,迄于唐、宋,著书者数千家。其间风云月露之辞,悖理伤道之作,不可胜数,常恨不得始皇而烧之。而抑又不然,此等书不必始皇烧,彼将自烧也。”不待人烧,彼将自烧,板桥快人快语。辛辛苦苦写书,最终炮制出来的倘若只是一堆文化垃圾,不惟无益于人,也虚掷了作者自己极可宝贵的光阴。悖理伤道之书人人得而烧之,指望据以不朽,不啻是水中捞月。

当然,欧阳修的言不可恃也非全称判断,其中也含着区别对待的意思。但可恃之言有些什么特质,欧阳修没说,我们不妨帮着想想。古人说“有德者必有言”,“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欧阳修当日遍寻不获的文章,兴许是作者生平少有德行,发声不能服人,因而被人摒弃。古人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讲文章应是有感而发,自然而然,散亡的文章也许说的只是心口不一的假话、信口雌黄的胡话,或者曲学阿世、满纸谀辞,令人厌恶而被掷去。汤显祖讲昧了良心的文章,只能“昏夜为之”,但昏夜为之岂能心安?昏夜为之的文章又怎能拿到光天化日之下?由此推想,是人品、心地影响了文运。出于对作者苦心经营的理解与同情,前人对提升文章品位也给出了许多好的建议,言有物、言有序、言有理、言有据、言有情,这是讲内容;神完气足、刚柔相济、浓淡得当,这是讲文风;文字俭省,提倡精短文章,教人说理不可竭尽,这是讲形式。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笔下写的应是心里想的;梁启超说文章要有真情实感;胡适强调持论要有证据,讲道理摆事实,不可有盛气凌人的霸气;周作人推崇平淡的文风,强调“立诚”。前人殷殷教诲,认真付诸实践,或能给文字传世带来一线希望。

平心而论,将写文章看成“名山事业”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迷思,刻意为文一多,便少了作文应有的自然而然。苏轼说自己“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摒绝功利意识是值得提倡的作文境界。写文章是有感而发,不矫情,不做作,用知识和情趣与读者进行有益的沟通与交流。倘如此,则“天下文章,莫大于是”,便不会是八大家的专利。

来源:读书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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