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二○年末重读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的现代性》是一种既怀旧又虐心的体验。这个充斥着口罩、消毒液、视频会议、社交距离的年份里，空中飞人回归了陆地，政客住进了医院，养老院变成了太平间，护士和快递小哥支撑着社会勉强运转。而出版于世纪之交的这本《流动的现代性》，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对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生活由硬变软、由重变轻、由固态变流动的批评与感慨。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场景—他坐在一个机场的吧台，观察着旁边的两个一直在用手机打电话的年轻人，那两个人似乎是在进行一场比赛，连续一个半小时不停地讲话，直到机场的广播宣布开始登机为止。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哥大”已经变成了智能手机，机场的吧台却因为疫情而关闭了，年轻人早就习惯了对着屏幕工作，而鲍曼在那个场景里所感叹的“物理上我们很近，精神上却无限遥远”的流动生活，却变成了一种物理上保持社交距离，精神上却不知远近的隔离生活。曾经流动的现代性，在这个病毒肆虐、政治两极分化、排外情绪高涨的二○二○年，忽然流不动了。
或许，这个特殊的年份只是鲍曼笔下轻飘飘的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当病毒消失、经济复苏、酒吧重新开门、体育场里又坐满了球迷时，我们的生活也将再次流动起来。毕竟如作者所言，从前那个沉重、庞大、静止和根深蒂固的资本早已变得轻灵，脱离了“福特主义”的工厂和劳动力的束缚，在金融、科技和房地产市场里随意游移。而主导资本主义的人也从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私家车和购物中心为全世界的中产阶级提供了安全的生活空间，整个世界都似乎变成了“一个消费商品泛滥的大型零售商店”。
鲍曼把这个属于陌生人的“大型零售商店”分为四种空间：禁绝之地（emic places）、吞噬之地(phagic places)、乌有之地（non-places）、虚无空间（empty spaces）。禁绝之地和吞噬之地是两个源自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概念，前者是一个“纯净化了的空间”，把肮脏和风险都排除在外面；后者则恰恰相反，要把异己的外来者容纳、吸收、吞没掉。无论禁绝还是吞噬，都是现代都市生活“应对遇见陌生人的可能性”—闲人免进的高档写字楼和住宅小区，或者把所有人都异化成消费者的购物中心，都为处理“当陌生人遇见陌生人”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乌有之地是机场、地铁、旅馆房间这类“毫无身份、关系和历史的象征性体现物和表达物的空间”，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行为举止却又无法真像在家里一样。至于虚无空间，是作者笔下最凄凉的一种空间，它并没有围墙，却可以被人视而不见，比如城市里的贫民窟，或者无人问津的城乡接合部。
这些陌生的、流动性的社会空间与本书前言中对边沁和福柯著名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批评形成了鲜明对照。鲍曼认为，全景监狱在对空间的征服和控制上“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策略”，因为对监狱中的人进行空间固定和实时监控会产生许多“繁杂累赘的行政任务”，归根结底是一种“权力关系双方彼此互动和对抗的模式”。而在他所谓的“后全景监狱式”（post-panoptical）权力关系中，权力的首要技巧则是“逃离、溜走、省略、回避”，拒绝任何地域限制以及建立、维持秩序的不堪重负，也拒绝为其后果承担责任。与福柯对权力从断头台到监狱的弥散性解读相比，鲍曼笔下的权力不仅看不见，而且变轻了，倘若后现代的社会生活是流动的液体，那么权力更像是空气，我们每天都不得不呼吸。
鲍曼用来说明这种后全景监狱式权力的例子，是二十世纪末的战争从地面战向隐形战斗机和远程导弹的转变。而到了二○二○年，不要说无人战斗机，连商用无人机都已经司空见惯，可权力真的变得更轻了吗？当新冠病毒在几个月内就演变为全球大流行，每个城市和社区都成了禁绝之地，各种吞噬之地和乌有之地从熙熙攘攘变得人迹罕至，而那些虚无空间却必须要被纯净化，最好不留下一个病例。医学检测、监控隔离、手机健康码、每日病例播报……无形的病毒携带着无形的权力渗入了个体生活的每个角落和时刻，让我们虽然躲在自己家中，却无处藏身。这样的场景，恰似福柯在《规训与惩罚》里对十七世纪末欧洲一次瘟疫的描述：“每个人都被关在他的笼子里，每个人都在他的窗边，在被叫到名字时应声出现—这是一次对活人和死人的大检阅。”
三百多年后的今天，即使城市的每间公寓都有一个阳台，即使每个被隔离的人还能使用电脑和手机，即使病毒的检测对象已经从人体扩展到了冷冻三文鱼，散满了权力的空气也还是让我们艰于呼吸。以逃离、溜走、省略、回避为技巧并拒绝为后果承担责任的后全景监狱，只在那个超级资本主义国家依稀可见，却无法有效控制疫情，形同虚设。倘若鲍曼有幸活到二○二○年，是否会对这一切感到困惑和惊讶呢？
也许并不会。这位来自波兰、长期定居英国的犹太社会理论家的一生中经历了太多苦难与波折，他还不到二十岁时就跟随苏联军队参加了柏林战役，成了“二战”英雄，战后在波兰军队服役期间学习了社会学，由于父亲的政治原因被迫退伍，后任教于华沙大学，直到在一九六八年的一次反犹政治运动中被迫害，先是流亡以色列，后来又辗转到英国利兹大学任教，开始用自己的第三语言英语写作，直到二○一七年逝世。他留下的几十本著作里，不止有后现代的流动与轻灵，更有对纳粹大屠杀与现代性的沉重反思。对一个经历过所有这些沧桑的跨世纪老人而言，新冠疫情大概只是流动的现代性被按下暂停键的一个瞬间罢了。而真正值得深思的问题在于，在二十世纪末那个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浪潮风起云涌的世界和二○二○年这个分崩离析、日渐排外的世界之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除了新冠病毒之外，到底是什么让现代性流不动了？
本书的五个章节分别题为“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工作”和“共同体”，其中第五章“共同体”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线索。作者所谓的“共同体”（community）是个广义的模糊概念，不仅涵盖了社群、团体与民族国家，也指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团结，存在于各类不同群体之内，形成“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差别。“我们”之间虽然也存在差别，但彼此的相似性“减小、平息或中和了”差别的影响；“他们”和“我们”之间当然也有相似性，但却在某一方面与我们不同，而这个差别“比其他所有方面都更重要，重要到足以预先阻止共同立场的产生，并使我们无论有什么相似性，都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团结”。鲍曼认为，所谓“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正是基于这种对社群之间相似性和差别的认识，因为爱国主义通过上文提到的“吞噬”把外来的陌生人同化掉，让他们失去自身的独特性，而民族主义则恰恰相反，通过“禁绝”来“把不适合成为我们的人吐出去”。
《流动的现代性》里所分析的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共同体，是“一个置身于波涛汹涌、让人无处藏身的大海中的舒适安逸如家的平静小岛”，在民族国家被资本、规则等全球性力量削弱和损害之后，这个小岛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安全感和确定性。如果国家失去了韦伯的经典定义中最核心的对强制力的垄断，暴力并不一定会减少，而只是被减轻了束缚，会从国家延伸到种族、社群等各种共同体，而这些共同体边界的维系，则需要有人成为暴力的牺牲品。流动的现代性所需要的共同体是“爆炸性”的，存续的时间很短，却充满了“嘈杂和愤怒”。鲍曼把这些后现代的共同体称为“衣帽间共同体”（cloakroom communities），它需要一个“能够把有类似潜在兴趣的个体聚集起来”的“舞台场面”（spectacle），在这个场面上，人们可以把其他分歧暂时搁置在一边，就好像去剧院看演出之前要把外套和帽子留在衣帽间。
二十一世纪初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不正为这些“衣帽间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虚拟平台吗？本书于二○○○年出版时，互联网才刚刚开始进入日常生活，人们对网络的认识和期待还停留在夷平社会壁垒、促进信息传播的最初阶段，而二十年后的今天，网络社群的发展轨迹恰恰印证了鲍曼当年对共同体暴力的深刻论述。这些原本属于陌生人的轻飘飘的虚拟社区里越来越充斥着嘈杂和愤怒，脸书、智能手机、网络实名制等制度和技术让网络社群变得同质化、实体化，成了各种激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回声室”，而那些温和、宽容的声音却几乎被淹没了，即使偶尔露个头，也会马上被唾弃。从谷歌退出中国市场到英美国家围剿华为，活生生地把曾经象征着众生平等和全球化的互联网变成了一块块的“禁绝之地”，而这些禁绝之地又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让“我们”即使离开了剧院和衣帽间，也无法忘记或原谅和“他们”的差别。
然而，即使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科技和互联网，也并不能让“我们”变得清白。二十世纪末流动的现代性曾为政治和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想象力与可能性，但那些想象力在过去二十年间已经被挥霍掉了，可能性也几乎消亡殆尽，当新冠病毒袭来，流动戛然而止，我们猛然发现，任何一个“衣帽间共同体”都无法取代最基本的社会团结方式：家庭、爱人、朋友、邻居……所有那些被忙着和时间赛跑的我们不小心放进虚无空间的人。如鲍曼所言，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在古希腊的奥运会上，没有人会想到打破什么纪录，而现代社会里的每个人，却无时无刻不想着打破纪录，不喜欢被别人领导，特别害怕落后。在这个意义上，流动的现代性为资本带来了不受物理空间和劳动力束缚的自由，为国家带来了建构各种后全景监狱的自由，却未必为个体带来了更多自由。当你一边刷着可以积分的信用卡、一边在购物狂欢节上疯狂下单、一边登上一架可以攒里程的国际航班的时候，时间对你究竟意味着什么？现代性或许真的变轻了，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变重了呢？
“封城”、隔离、在家办公，几乎是二○二○年全人类的共同体验。当我们把工作室搬回家之后，不只是失去了一些社会空间，所谓“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的区分也荡然无存了。而当餐馆、酒吧和购物中心都关了门，被现代性历史束缚住的时间一下子被解放出来，让早就被规训了的我们不知所措。这是一个时间失去了历史的年份，虽然时钟依然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上按部就班地流转，却让人感受不到快慢。于是每个人都在抱怨，有人去寻找新的“衣帽间”，有人发现了其实始终都在的虚无空间，还有人幻想着回到乌有之地，每天都活在记忆里。而时间与空间的迅速膨胀压缩也触发了许多熟悉或陌生的情感，这些情感没有后现代性的轻灵，却是真实的、厚重的、直通心灵的。
当我在一个因为疫情“封了城”的地方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新冠疫苗刚刚问世，几个月之后，有历史的时间大概就会再次流动起来。然而，那些属于这个特殊年份却与现代性历史格格不入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又该在何处安放呢？在本书后记里，鲍曼将社会学写作与诗歌对比，认为二者都需要“穿透显然和不证自明的墙”，突破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藏在墙后面的人类可能性。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理想，可事实上，社会学早就被现代性纳入了它的一个个历史时空，不再轻灵，也不愿流动。如果说《流动的现代性》所描绘的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充满了人类可能性的话，那么二○二○年末的世界则是一个到处是墙的地方，人们甚至对墙后面的风景，都不怎么好奇了。面对这些墙和这流不动的现代性，每个社会学家最朴素也最强大的武器，既不是方法也不是数据，而依然像这本世纪之交的旧书一样，是有穿透力的文字和文字里所蕴含的情感和理性。
（《流动的现代性》，[英]齐格蒙特·鲍曼著，欧阳景根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一八年版）
来源：读书. 202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