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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从"当代"看"现代"的精神史探索
管理员 发布时间:2022-09-20 21:26  点击:73

贺桂梅选我为其新作撰文,还真选对了。她的这本《时间的叠印:作为思想者的现当代作家》研究的五个对象—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赵树理,我在《1948:天地玄黄》里都有所论述,后来我还写有专门研究一九四九年后沈从文、赵树理道路的长篇论文。但我与她又有不同:我是从“现代”看“当代”,着眼于现代作家的当代命运;贺桂梅是从“当代”看“现代”,要为当代文学溯源。我们两个这样的相遇本身就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大致相同、相近的学术追求与设计。贺桂梅在绪论里明确提出,她关注的是“四十至五十年代社会、文化、文学转折”过程中“作家遭遇的文学史、思想史内涵及问题”,“试图寻找‘思想史’与‘文学史’之间的交错与融合”,揭示“作家内在的思想与精神脉络”及其背后的“精神史内涵”。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是“以‘个案’带‘问题’”,“以作家论带思想史命题”,这些都是我这些年的研究所自觉追求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学史与思想史、精神史相结合”的研究,立足于现当代文学都是现当代思想文化运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五十年代思想、文化新秩序的建构,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许多现当代作家都有自觉的思想追求,其文学创作都具有十分丰富的精神内涵这样一些现当代文学的基本特点与优势。这些基本特点与优势是能够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开辟新的空间,甚至是开拓一条新路的。

更引起我的共鸣,也是我更为看重的是贺桂梅一再申说的学术追求:要自觉“摆脱那种或肯定或否定的表态式的研究方式”,在“多重历史与现实的视野中”“呈现较为丰富的历史图景”,她要构建的是“多层次、立体的”文学史、思想史、精神史图景。贺桂梅为此而提出了五大概念,即努力揭示研究对象、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丰富性、偶然性、暧昧性与独特性”。这显然是对简单化、主观化、形式化研究的一次自觉挑战。在我看来,这才是贺桂梅这部著作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而且,她的这些追求是落实在对史料的全面挖掘、梳理以及精细的文本细读与理论剖析之上的,既进入历史的具体情境,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细节,又不失时机地进行思想、理论的提升,呈现历史的大视野和新高度。我常说,现在的研究常走两个极端,要么“精细有余,大气不足”,要么“粗疏空洞,大而无当”,像贺桂梅这样既精细又宏大的研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自然与她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又有浓厚的理论兴趣和修养有关,后者正是我所不及的。

贺桂梅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二十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的转折过程中,新社会及其话语的强大感召力来自何处?”她没有急于做或肯定或否定或赞美或质疑或批判的价值判断,而是选择了萧乾、冯至和沈从文三个个案,通过对他们个人的“小环境”与时代的“大环境”的复杂关系的细致把握,具体讨论“支配他们做出选择的思想、文化逻辑是怎样的,并显露了怎样复杂的精神史内涵”。

就萧乾的具体小环境而言,他是完全有条件一走了之,应邀到英国剑桥大学去讲授中国现代文学的。而且,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对自己这种深受英国工党政治影响、多少有些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新社会的命运是不抱幻想的。四十年代后期他已多次遭到左翼阵营的批判,并且他也完全清楚自己与郭沫若等人的个人恩怨。但他还是接受了新政权、新秩序。这是为什么?贺桂梅通过对他的“孤儿身世、故土意识、民族情感”的精细分析指出,是深入灵魂的民族主义情感、国籍意识产生的归属感,决定了萧乾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她在书中对此有相当精准、深刻的分析: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是在“面临异族强行侵入时开始产生”的,“始终与独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二十世纪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只有从这个层次去理解,我们才能懂得,对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而言,这种“似乎别无选择地与故土、国家、民族共命运同患难”的情感驱动是高于“个人荣辱、安危乃至政治立场”的,是后者“无法战胜”也永远摆脱不了的,只能听命其支配。应该说,这是贺桂梅对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一个重要理论概括,对现当代思想史、精神史上的许多现象和问题都有一定的解释力。

在我看来,其意义更在于其揭示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个本质特征和特殊优势。我注意到,贺桂梅特别重视毛泽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提出的中国革命的“中国化”问题,强调“国际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结合,要求形成“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指出,由毛泽东的讲话而引发的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其“重要性并不亚于五四”,其提出的“文学应该创制的现代民族形式的调整和重提,其最终的完成形态就是‘当代文学’”。尽管贺桂梅的这一具体论断可能会引发争论,但她确实抓住了要害。毛泽东提出的“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结合,其重心显然在“民族形式”,强调的是党的民族性。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奉行“国际主义”。毛泽东把重心放在民族的解放上,其具体目标就是要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样的总目标和两大具体目标,不仅符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面对日本侵略的中国整个民族的时代需求,而且由此在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新秩序,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他所提出的创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新文化的新理想、新格局,更是大获民心,大获知识分子之心。像萧乾这样最后愿意为之放弃自己的政治立场,其内在逻辑就在于此。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革命”也由此获得了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其鲜明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即所谓“中国特色”,也产生了一种特殊魅力。

我们还是再回到历史现场,谈谈贺桂梅笔下的另一位知识分子典型冯至的选择。贺桂梅将冯至的人生和精神发展道路划分为“不断否定”的三阶段:“失败的‘北游’(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林场茅屋“退回内心”的“沉思”(四十年代初期)和“介入时代”的“新的生命阶段”(四十年代中后期)。关键是最后一段,冯至的“抛弃旧我,迎来新吾”。而发生转变的机缘和动力来自“沉思”时期在获得个人主义价值的同时所感到的个人的孤独、寂寞与无力,因此不断自问:有什么用?谁需要你?自己如此“保管、等待、忍耐”,“用我们的时刻”何时“到来”?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日趋强烈的“寻找归属”的欲求,这就需要“新的意志产生”。而冯至出于正义和良知支持四十年代中后期的学生运动,就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赫然发现了他所期待的“新的意志”和新的秩序,并且认定“既要在这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他也就“在‘秩序’意义上接受了新社会”。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开创的新社会、新秩序,吸引冯至和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究竟是什么?贺桂梅对此有一个分析:“被冯至内在地接受”的是“新社会的乌托邦性质”。这是贺桂梅的又一重大发现和概括。这样的“乌托邦性”,其具体表现就是所提出的两大革命和建国目标与理想:创建一个“完全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这两大目标似乎也是时代的要求。五十年代正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与竞争的时代,人人平等和人民作主的理想,正是对资本主义的一个否定与超越,自然对不满、质疑与批判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具有特殊吸引力;它也似乎更符合中国传统的“大同社会”的理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建国宣言《论人民民主专政》里谈到人民共和国开辟了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强烈反响,绝不是偶然的。

在贺桂梅的笔下,留在大陆的沈从文是“‘唯一’的游离分子”,“不能融入新时代”,原因是沈从文自有一套“别样的关于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塑造方式”。这就涉及对沈从文的基本认识。贺桂梅注意并认同沈从文的自我评价:“自己并不仅仅是一个擅长写故事的小说家,而是一个有着独特思想追求的作家。”她因此用很大精力分析沈从文的思想发展及其独特的思想结构,这是贺桂梅在本书中沈从文研究的一个最大特点。贺桂梅的研究是从沈从文独特的文学观入手的。她指出,沈从文“始终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文化革命’的信念,通过文学创作来完成社会观念和民族品德的重造”。在沈看来,“文学创造对于社会的改造作用胜过一切形式的社会变革”,文学具有比政治更伟大的意义,更具有改造社会的有效能量。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学同样是一种政治,是一种文化改造、思想革命意义上的政治,是一种“终极性和本源性的存在”。贺桂梅更注意到,沈从文的思考还超越了文学。他对如何建国,要建构怎样的社会、文化秩序也自有独立思考以至设计。四十年代后期,“沈从文认为自己已经具有一定能力来对社会现实做出评判和介入”。贺桂梅更为看重的是沈从文在《烛虚》《七色魇》等著作中“对整体宇宙和‘人’‘我’生命的广阔探索”,并做了详尽分析。她的结论是:“四十年代的沈从文形成了一套独特的阐释个人、现实、历史、社会、民族乃至宇宙的思考方式”,“这种探索因为缺乏明晰的理论范畴和思想体系而显得相当含混”,却具有极高的思想史、精神史和文学史价值。我要强调的是,贺桂梅对沈从文“思想者(思想家)”特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是对沈从文研究的重要突破。作为“思想者(思想家)”的沈从文,至今还基本被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或许是因为被过于强大的“一流乡土作家”这一形象所湮没,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沈从文的思想与表达溢出了我们惯常的关于现代思想、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现代话语的正统、主流观念与想象,具有异质性与特殊性。

最后要谈的是,贺桂梅对丁玲、赵树理的研究,这是另一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按贺桂梅的说法,“四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丁玲或许是中国作家当中最辉煌的一个”,而赵树理则是“代表了四十至五十年代转型后新话语秩序的典范性作家”。但她拒绝做简单的价值评价,而是深入到对象的思想、精神、创作的具体情境中,在关注其与新社会、新话语、新规范“内在的契合”的同时,也注意其间“微妙的摩擦与错位”,在“难以弥合的缝隙”里呈现“历史矛盾”和“太多沉重、暧昧、复杂而未必不高贵”的“精神内涵”,“从而把讨论引向四十至五十年代转折更为内在的思想层面”。于是,她在丁玲这里发现:一方面,丁玲高度自觉地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方向“内化为个体的精神组成部分,并实践在文学创作中”,从而成为“现代作家中,最成功地适应了思想改造过程的作家之一”;另一方面,和赵树理、郭小川等解放区作家不同,丁玲仍旧是一个有着较为明显的“五四血统”的作家,她对革命的理解与向往就有“五四”的“印记”。这就内蕴着“丁玲想象或内在转化认同的革命”与“具体情境中的中国革命”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丁玲最终不得不面对,她内心怀有现实革命“无法包容、涵盖和整合的东西”。丁玲并非不明白毛泽东的《讲话》开创的新文化话语、新社会秩序,她宣称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自然不无真诚。但她真正要提笔写作,那些同样渗入血肉的、带有“五四”印记的观念、思维、心理、情感、写作方式和习惯都免不了自然流露。她在解放区的代表作,无论是《我在霞村的时候》《夜》,还是《在医院中》,更不用说《“三八节”有感》这样的杂文,都无法摆脱“五四”批判传统,无不流露出丁玲式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从而形成“与延安新秩序之间的碰撞”,也就逃脱不了不断被批判的命运。

另一位与中国革命秩序同样既有内在相通又有内在矛盾的作家是赵树理。贺桂梅对赵树理有一个总体的概括:“他并非真正的农民,而是一个农村出生并与乡村民间文化水乳交融的现代知识分子。”这里所说的“水乳交融”可能并不限于乡村民间文化,而是思想、文化、精神、心理、情感—整体性的“交融”。由此决定了赵树理一辈子关心、思考农民问题,一切从农民的需要出发,站在农民立场,维护农民利益,自觉为农民写作,这是他与其他作家、知识分子相区别的基本特质。他对具有农民革命性质的中国革命的认同,可以说是出于本性;他对强调“工农兵主体性”的革命新秩序的拥戴,也同样发自内心。一旦与农民的要求、利益发生冲突,赵树理就陷入了深刻而不能自拔的矛盾与尴尬之中,并不可避免地和秩序发生冲突。贺桂梅对此做了两个方面的详尽分析,并由此而深入开掘了当代文学、思想、文化的内在矛盾。

首先自然是文学方面。贺桂梅从赵树理的创作在一九四九年后的命运入手,发现“围绕赵树理‘问题小说’展开的争论,其实是当代文学规范建构过程中,其内部不同文学力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具体表现”。大家都打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号,却各有侧重。占主流地位的,始终强调“社会主义精神”,实际是“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中,‘以先验思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的浪漫主义层面更大凸显出来”。而像赵树理这样的与实际生活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则更“侧重‘现实主义’的层面”,如实描写现实,揭示现实中真实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在赵树理看来,只有这样的“问题小说”才能真正为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民—所接受。这样的“社会主义精神”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侧重,表现在创作上就是“按照党章或团章的各项要求去编造理想人物即‘党的化身’”,和“按照生活实际去刻画有个性的活人”这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和模式,其所显示的,正是“当代文学规范自身的紧张角逐”。

贺桂梅更为关注的是更深层面的问题。在她看来,赵树理是一位“关注当代中国问题”并且有着自己的“主体性”的作家,他“常常以他自己独有的文学方式来回应中国革命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历史问题”。这样,贺桂梅又发现了有“主体性”的“思考者”赵树理。这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我深有同感且最感兴趣的。在我看来,“赵树理与农村、农民的关系,并不局限于对农村生活的熟悉,对农民感情的投入,他更是一位农民命运的思考者,农村社会理想的探索者与改造农村的实践者”(钱理群《1951—1970:赵树理建国后的处境、心境与命运》)。贺桂梅注意到赵树理的《三里湾》完全跳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历史模式,“对人物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描写始终没有脱离乡村伦理秩序,而人物之间关系的处理,也是在乡村人伦格局允许的范围内展开”,表现了一种“试图把‘社会主义精神’和乡村伦理观念、秩序进行重新整合”的自觉努力。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想象。如果说,占主流地位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其思想资源主要是西方式、苏联式的;而赵树理则要强调“这样的现代思想资源与中国乡村社会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这就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以中国乡村社会为主体来包容普遍的现代性思想资源”,“现代思想与乡村社会的结合,将使原有的文化秩序(传统的或封建性的)转换为一种新的现代形态”。这样,“因为乡村经验的纳入,原有的现代思想也因基于中国经验的再创造,而形成不同于普遍性的现代性独特想象”。尽管在赵树理这里,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并没有充分展开;但它打破了五十至七十年代现代性想象、社会主义想象被垄断的格局,提出“对现代的‘另类’想象,对现代主体的不同构想,以及由此创造的不同的文本样式”本身,具有不可忽略的意义。

贺桂梅的研究在对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另类实践眼光或思想资源的重新思考”上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而且表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勇气,她的这部作品也因此具有难得的启示意义。

来源:读书,202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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